【摘要】：陈子昂，初唐著名诗人。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唐睿宗文明元年（684）进士，官至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因其独特的诗学观点被后世看作唐朝诗歌革新之先驱。
【关键词】：地域;巴蜀文化;影响;陈子昂
唐朝是我国古代诗歌绽放最耀眼光芒的时代，后人们在提到诗歌的时候第一反应总是“唐诗”。无论是历史传承，或是对外传播，“唐诗”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标签。闻一多先生甚至给出了“诗的唐朝”这一至高评价。如果说盛唐诗歌是一朵鲜艳欲滴的玫瑰，那么初唐时期则是这朵玫瑰含苞待放的花蕊，给人以期待。这其中，陈子昂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他的作品与唐朝初期诗人们一样，都具有探索的特点。但让人感觉到的更多的是其特立独行的一面，然而在其特立独行的同时却沾染了很明显的“地域文化气息”------巴蜀地域。他作品中的“勇者”形象，“纵横气息”和“豪侠风气”，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激昂”无时无刻都在彰显着他的与众不同。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出生地，成长地——“巴蜀”息息相关。
一
在中华文化中巴蜀文化是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巴蜀文化指四川省地域内，以当代中国文化总体为背景，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四川盆地东部）、蜀文化（四川盆地西部）为主体，并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文化（主要在四川西部）的地域亚文化的总汇、它深居中国内陆腹地，是一种以盆地为主要地域特征的内地型文化。”[1]一个地域的文化是有多种因素组成的，而在众多的因素中，最基本的就是自然因素中的地理因素，巴蜀地域文化的特点更是因这一点而明显。
巴蜀地区处于四川盆地，四川地域广阔，面积将近万六十万平方千米，位于长江上游地貌类型复杂多样，西被青藏高原扼控，东有长江三峡之险，南为云贵高原所拱卫，北是秦岭巴山屏障。自然的赋予使得巴蜀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略显封闭。正是由于这种地域的封闭性，才使得巴蜀地区在各个时期的所遭受的战争迫害等与其他地区相比所受波及较小。社会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先秦时期其并未如中原各诸侯国般遭受长期的、频繁的吞并战争;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亦是如此。除此之外，地处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虽然地貌复杂，但是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称谓。《史记·货殖列传》曰“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史记·西南夷列传》亦有记载曰“巴蜀殷富”;《汉书·地理志》更是直接“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之饶。”;于是诸葛亮在《隆中对》分析天下形势之时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诸葛亮四个字“险塞”、“沃野”即将这一地区的优势完全概括出来，因“险塞”所以各个时期避敌于外，因“沃野”所以战乱时期吸引众人而至。如此，巴蜀地区可以依靠自己的优势，不需要依靠外界的援助、自给自足。
虽然蜀地地域相对封闭，可蜀地之文化并不因地势而“故步自封”。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蜀地通常都是以吸收为主;而本地的各少数民族，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文化思想的差异，但是总体上都能和平共处。可以说蜀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特点。从秦国移万家入蜀;到汉景帝时，文翁治蜀;巴蜀文化在保有自己特色的基础上慢慢的融入于中原文化，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这种文化的不断熏染之下形成了蜀人所独有的人文性格特点。所以当他们出蜀以后能够在自己的时代独领风骚。
二：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历史与地理条件的作用下，巴蜀文化自身的特点随着时间积累沉淀，而后不断在生长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身上反应出来。袁行霈曾对蜀中文人做出过一个小总结：“这些文学家生长于蜀中，却驰骋于蜀地之外。他们不出夔门则已，一出夔门则雄踞文坛霸主地位。”司马相如、扬雄如是，陈子昂亦如是，而后者更是被视为开被后世诗人视为唐诗革新的先驱，评价也极高。杜甫曾在《陈拾遗故宅》中说： “...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杜甫陈子昂，才名扩天地”（白居易《初授拾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韩愈《荐士》）;等等，这些为后人们所推崇的大诗人对陈子昂无一不是赞不绝口。
笔者认为陈子昂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大诗人们的推崇，主要还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展现出来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涵是同时代诗人所缺乏、或者虽然具备却并不鲜明的。纵观陈子昂的一生而探究其原因，蜀地文化之特色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无一处不体现的。巴蜀文化包容性的特点让生长在蜀地的陈子昂受益匪浅，可以说陈子昂的思想上是将儒家、道家、纵横家集于一体的。
子昂的儒家思想意识见证于他初期积极入世的态度与政治理想。心系天下苍生、梦想着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在帮助天下人，从而扬名立万、功成身退这几乎成了中国历代文人的特点之一，而陈子昂也不例外。二十一岁出蜀入洛阳陈子昂积极拜谒当时有名望的显达之人并附上自己的诗作，也因此得到了当时隐士王适的肯定，称赞曰：“此子比为文宗矣”;除此之外，因当时科举考试还未实行“糊名制”，考生的名字对于主考官来说是可见的，所以考生的知名度也成为了科举考试结果的一个影响因素，而陈子昂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导演了“摔琴赠诗”这一幕好戏以增加自己科举考试的胜算，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自己正式“入世”的目的。此外，得到武则天的赏识之后更是积极上谏，《上蜀川安危事》、《上蜀中军事》、《上军国机要事》、《上军国利害事》等等那一篇篇谏书饱含的是陈子昂对人民百姓尤其是蜀地百姓的同情仁爱之心，对武则天处理国家政务的呕心建议。
卢藏用《陈氏别传》曰：“子昂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像，往往精诣。”、而陈子昂自己在《谏政理书》中也自述道：“臣闻之与师曰：元气者，天地之始，万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阴阳。”，这“气”、这“始”、这“天道”、“阴阳”不都属于道家老、易所讨论的范畴吗？不正是其探讨核心所在吗？此外在其闻名于后人的《感遇》组诗之中，不少诗的创作更是将这一点体现的淋漓尽致，《感遇》组诗其一：“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其五：“曷见玄真子，观世玉壶中。”、其六：“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玄感非蒙识，谁能测沈冥？”、其八：“吾观昆仑化，日月沦洞冥。精魄相交构，天壤以罗生。”等等都是其道家宇宙思想意识的体现之一。
子昂在其诗作《赠严仓曹乞推命禄》里说自己曾“少学纵横术”，更是在上奏武帝时坦言自己“窃少好三皇武帝霸王之经”，再加上他“砸千金琴以赠诗”的事迹，不难看出子昂身上的的确确还具备了纵横家的行事方法与思维模式，其上奏武帝的谏书中的行文语气方法也可以看出来。《谏灵架入京书》正是最好的体现，首先是其献书的时机与其当时所处的地位，此时的子昂只区区进士而已，甚至还未经过吏部的考核授予官衔，说其一介草民也不为过，但是他却大着胆子将这一谏书献至皇宫门前，这一举动可谓颇有先秦时期那些游说之士的风范啊，再看齐谏书内容的口吻：“臣闻明主不恶切直之言以纳忠，烈士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时，有非常之时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后危言正色，抗议志辞，赴汤镬而不回，至诛夷而无悔。岂徒欲诡世夸俗、厌生乐死者哉！实以为杀身之害小，存国之利大。”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说辞正是其最好的体现。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思想多样性的特点，所以陈子昂思想的开放性也是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在有关武则天称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陈子昂表现得较其他文人更能够接受这一事件的发生，他对于武则天是拥护的。在那个男权至上的封建时代，陈子昂并没有拘泥于世俗的观点，坚决的反对武则天以一介女流的身份登基为帝，更没有未如其他文人一样站在整个道德的高度去反对甚至斥责武则天。他的拥护很明显不同于那些谄媚的歌颂，或许他是因为之前武则天对自己显露出来的赏识态度。但是从陈子昂的角度看来，武则天对于他有知遇之恩，是自己的“伯乐”。他将武则天错称帝看成是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机遇，一次实现自己入世理想的机遇。或许他拥护的不是武则天，而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一个能够让自己那一颗为国为民之心有处安放之地的机会。所以他献上了包含感激之情的《上大周受命颂表》、《大周颂命颂四章并序》等文章。
三
巴蜀地域因其地处险要，再加上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以至于整个封建社会的中央政权对其思想上的控制并不如中原地区，这片区域仍然保留了先秦时期的那种游士的独立人格的精神，所以整个原始的豪侠风气在蜀地甚是风行。《汉书·地理志》就曾记载巴蜀之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如果说整个中原文化是一位历经沧桑，温文敦厚的老者;那么巴蜀文化就是一个颇具初出茅庐不怕虎的几句反叛特性的少年，陈子昂就是最好的代言人。他的祖辈、父辈皆是具有豪英侠气之士。其六代祖太乐三兄弟可谓是“为郡豪杰”、其祖父陈辩更是“以豪英刚烈著闻，是以名节为州国所服。”、其父陈元敬“以豪侠著闻。蜀乡人阻饥，一朝散万种之粟而不求报。”在这种家庭、这种地域下成长的陈子昂自然也会沾染到豪侠仗义、轻财乐施之风气，从而形成不受礼法拘束的独立自由的性格。《陈氏别传》中也有记载：“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妗人;刚果强毅，而未尝忤物;好施轻财，而不求报;性不饮酒，至于契情合理，兀然而醉;工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时人不知之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他的这种侠义性格正是他仕途起伏变化的一大因素之一。他因直言善谏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当武则天“谋开蜀道，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袭吐蕃”之时，陈子昂上疏《谏雅州讨生羌书》对这一劳民伤财的默武战争表示坚决反对。此后他还陆续上了《上蜀川安危事》、《上蜀川军事》、《上益国事》等奏疏，反复表示了自己对蜀中百姓疾苦的关怀与同情，对贪官污吏进行了揭露与鞭答;可是曾因为自己得罪权臣仗义直言的性格无辜入狱。
陈子昂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始和结束的。在武则天执政初期，他对武则天可以说存在着一种感激武则天的知遇之恩的，对于武则天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改革措施也表示了极度支持的，否则也不会写出《答洛阳主人》一诗。当他发现武则天的一系列弊政，以及其政权下的黑暗之时，他也曾进行了大胆的谏阻和评击。可是当明白自己原来所以为的皇帝对自己的赏识根本不是自己所想的如燕昭王对待郭隗那样之时。他是失望的，于是弃官而去。
这种与生俱来的侠义之气使得陈子昂在政治上形成了直言谏诤政治品格。在文学上更是使其成为唐诗革新的先驱，影响着整个唐代的诗坛。后世文人对其评价也是越来越高，“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刘克壮《后村史话》）;“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出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筹子昂。”（元好问《论诗绝句》）。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鼎盛时期，而盛唐更是鼎盛时期的巅峰，李白就是这一巅峰最具代表性的诗人。而对太白进行研读会发现，其余陈子昂在文创作上具有诸多共同的特征，二人也都在先后在自己所处的提出并践行了复古理论，鄙夷齐梁而推崇汉魏，陈子昂对李白的影响不可谓不深矣。朱熹就曾说过李白“《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朱子语类》）;“太白古风，其篇富于子昂之《感遇》，俭于嗣宗之《咏怀》，其抒发性灵，寄托规讽，实相源流也。”（胡震享《唐音癸签》）。
独立反叛的性格让陈子昂在进入洛阳之时在创作上并未随波逐流，而是在齐梁风气盛行的当时独自标举汉魏风格。虽然他的这一观点只是私下提出来的。但，这一观点的确是对初唐当时的使人们只注重吟风弄月，徒事藻绘的一个警醒。他说：“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有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自己也一直在在为这一观点做出实践。《感遇》三十八首摆脱了初唐所延续的只事尽藻绘的齐梁之风，将目光从日常生活琐事与细碎景物的描写转移到永恒的日月以及巨大无垠的宇宙上来，“微月生西海，幽阳始代升。圆光正东满，阴魄已朝凝。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感遇》其一》;关注底层军士，“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感遇》其三）等等，一扫齐梁细糜之风，形成了一种宏伟宽大的气势。
陈子昂的出现可以说为初唐诗歌在其内涵上的丰富上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后来“诗歌的唐朝”之形成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后来的唐朝诗人在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受了些影响。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在笔者看来，来自蜀地、独具一格的陈子昂便是这“唐之诗”的领旗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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