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维度。生态女性主义从女性与自然关系的隐喻出发，强调女性所受的压迫与其他弱势群体及自然所受的统治之间的联系，致力于打破传统的结构，形成一种公平平等的关系。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学会尊重女性是其首要任务。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平等权；人与自然；和谐
当代西方环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结合产生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它基于女性的立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分析。如今，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立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理解女性扮演的角色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来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及其实质，对人的发展和道德品质的提升至关重要。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缘起
1、现代环境运动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化学药剂，期间带来的效益进一步鼓舞了人们对化学药剂的专注，由此造成了对环境的深度破坏，从而引发了一场环境保护运动。
受到二战的影响，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极度匮乏，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进一步发展工业，受“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驱使，人们仅仅意识到了经济的产出，而忽视了对环境的关注。对于这一时期的人们来说，追求环境保护、忽视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寄希望于农作物的高产，而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缺乏关注。
尤其是在农作物生产中对于化学制剂DDT的使用，DDT不仅毒杀害虫，同时也会残留在植物表面，而其他物种对害虫的捕食，会影响到其他物种的生存，到最后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这一现象引起了蕾切尔·卡逊的关注，她在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指出：这种依靠化学制剂来控制自然的方式所带来的副作用非常明显，这最终会波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该书表明，“在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和制衡的关系，虽然竞争有时很残酷，但是却可以让竞争者双方不断进化，促进物种的发展，可是，投入化学制剂这种做法，把这种竞争上升到最高层面，这种超越极限的竞争，不仅使双方的得不到有利的进化，甚至会影响双方的生存环境。”[1]自此，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由于战后美国的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们对环境有了更高的期待；同时，受教育水平提高带来受教育群体的增长，人们愈来愈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愈发突出的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一场环境保护运动迅速展开，随后蔓延至全球。
2、人类中心主义的危机
人类社会产生伊始，人就把自己看作是宇宙的主宰，认为自然中的一切都供人类驱使、利用。人类与万物之间是一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2]亚里士多德也说“植物的存在就是为了动物的降生，其他一些动物也是为了人类而生存。驯养动物是为了便于使用和作为人们的食品，野生动物，虽非全部，但其绝大部分都是作为人的美味，为人们提供衣物以及各类器具而存在。如若自然不造残缺不全之物，不做徒劳无益之事，那么它是为着人类而非为了所有动物。”[3]显然，在这里人依然被看作是万物的主宰。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属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从人之间的竞争、合作和道德关系衍生出来的。罗国杰教授对这一观点的理解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和人关系的一种反映，它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的人，同时代的各种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人，现代人与子孙后代人的利益关系和道德关系。”[4]也就是说，在生态系统中人类的优先地位不可动摇，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自然必须为此做出牺牲。
今天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任何的问题，如若不加以防治，都会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后果。由此观之，若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按照人类的价值观去解释和评价自然及其存在物，基于人的利益出发，把自然作为一个工具去随意支配，其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
现代环境运动唤起了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重视；而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人们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地位的不合理性。其中由于历史和宗教的缘故，人类对自然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男性对自然地支配，因为，女性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尊重和认可。
1、对平等关系的渴盼
生态女性主义在对以往女性主义相关理论继承的基础上，将环境保护的理念融入其中，不仅触及到一个社会的发展层面，也是对学者在理论研究层面的延伸，它承认了男女在性别上的差异，肯定了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的独特相似性，认为是由于对女性的压迫才引起了对自然的压迫，造成了自然的不和谐。
最早由法国学者Francoise d "Eaubonne 在《女性主义·毁灭》中提出。作为女性主义的倡导者，她认为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一样，人类对自然的压迫于此存在着天然的相关性。
生态女性主义从女性的视角出发，通过发现和研究人类在实际生活中所面临的环境危机，相信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试图找到普遍存在于社会上的对女性的贬低和对自然的压迫之间的关系，倡导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平等关系。他们认为：女性与自然有着长远历史、文化渊源，在贬低自然与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社会学家史蒂文·戈德堡认为“男人比女人更善于思维，”[5]在他看来，在数学、哲学、法理学等这些强调抽象思维的学科中，从来没有一位女性天才的存在，这种在性别上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导致了女性弱于男性的思维惯性，这也是长久以来在父权制思想影响下的產物。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是生态系统的天然保护者，这与她们与生俱来的母性的角色有关，认为女性应该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强烈批判西方近现代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而支持环境协同论，认为人类的大部分压迫来自于人类中心主义所缺乏的对自然地尊重，以及在父权制下对人与自然的某种相关性的界定。
而父权制思想则导致了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这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赞成女性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反对男性对女性进行统治，女性希望能够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尊重。
2、女性与自然的隐喻
隐喻关系是一种象征关系，既不是本质的、女性性生理基础上的关系，也不是一时的世人偏见，而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的根深蒂固的信念。[6]由此推之，女性与自然之间的隐喻关系与西方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
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凯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指出女性与自然的隐喻关系一直存在于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中。她认为“地球母亲”这种女性——自然的隐喻在西方历史上一直存在。一方面是，自然作为生命之源的化育功能和女性作为母亲的养育特性之间的隐喻，即地球母亲的隐喻；另一方面是自然在灾害中表现出的野性和无序与女性的任性和淫荡之间的隐喻，即自然女巫的隐喻。[7]这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衍化成了贬低自然与女性之间的象征，并且这种关系被不断加强。
对自然的开发增加了对女性和其他附庸人群的压迫。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西方思想中的主子心态，在这一思想的统治之下，男性会被认为是具有更高的理性的思维能力而比其他物种高贵，理应统治世界，包括对女性的统治。
对于女性与自然的隐喻早已存在于人类集体的潜意识之中，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首先，采猎文明以后，女性与男性在力量上的悬殊导致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此，在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和家庭生活中女性一直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作为男性存在价值的陪衬。
其次，在“父权制”的逻辑下，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成为一对不平等的逻辑概念，人类与男性成为主宰，而女性和自然被贬抑为附属物。正如马尔蒂·基尔所说：“自然被想象为女性的，已经被描绘为‘他者’”。[8]男权社会对自然的攫取与对女性地位的贬低一道构成了今天对自然的生态平衡的破坏。
三、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
生态女性主义在积极的寻求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提出要消除对女性的压迫，重新形成对自然的尊重，应该努力从根源上消除主子心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对社会平等权的诉求
生态女性主义起始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承认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弱势地位，表达出女性对于社会平等权利的诉求。从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视角出发，她们认为男权社会里，女性被看作是和自然最为接近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不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历史文化上，男性处于高于自然和女性的高度。但生态女性主义者并不否认在理解自然这一点上，女性甚于男性，她们认同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
“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在自然环境恶化、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男性在工具理性和利益的驱使下，不断地对自然进行索取且执迷不悟，而女性由于自身的胜利特性对此无能为力，此时，在能够比男性更好地理解自然、尊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女性渴望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能力得到发挥、才华得以施展。
2、对生态和谐社会的追求
生态女性主义除了讨论通过何种方式缓解生态危机，建立和谐有序的自然环境，以此来寻求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权之外，它更加关注人际关系和社会公正的实现问题。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通过对自然的探讨以期解决女性与男性的二元对立。她们认为，生态危机与社会的道德危机是亦步亦趋的。通过研究这种同步性的现象与行为，凸显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和谐共生关系。
因此，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会，就需要用充满母性的、感性的与温情的女性思维，因为女性的奉獻精神和温和气质会促使社会朝着一个有序的、和谐的方向发展，这将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旨在建立一个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三个系统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3、对环境正义的伦理关照
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9]社会的有序发展需要公平正义的参与，而在刚性的社会需求中渗入女性主义的和善，寻求一种刚柔并济、软硬相当的治理模式就能为建立秩序井然、稳定有序的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进程中意义重大，其理论的践行必然会为社会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生态女性主义对性别平等的呼吁由来已久，见之于一个社会的发展，相信只要制度安排合理，加之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达到一个普遍的高度，那么就能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态提供现实可能性。其实质不仅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更深刻的是对环境正义以及对人的行为的合理性的反思，它不仅要求重新建构自然生态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人类生态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重构。
【参考文献】
[1] [美]蕾切尔·卡逊.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P.237.
[2]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32.
[3]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选集（第9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P.17.
[4] 傅华.生态伦理学探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P.2.
[5] Steven Goldberg. Why Men Rule： A Theory of Male Dominance [M].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93.P.199.
[6] 张妮妮.女性精神的生态隐喻 ——从女性主义对自然的态度演变看生态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12）.
[7]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P.140.
[8] [美]詹尼特·A·克莱妮.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运用[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P.627.
[9] [美]约翰·罗尔斯. 何怀宏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P.1.
[10]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王玉荣（1993-）女，陕西宝鸡人.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