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历克斯·米勒是澳大利亚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浪子》讲诉了中国福建冯家四代移民定居澳大利亚的故事。小说中关于中国的描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于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我们不难看出米勒对中国形象的刻画仍渗透出东方主义的政治意识。
关键词：米勒;浪子;东方主义;中国形象
亚历克斯·米勒（1936-）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浪子》（The Ancestor Game）1992 年问世后备受读者青睐，在澳大利亚文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以描写中国、中国人而声名鹊起。该小说以中国和中国人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想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愿望。
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发表標志着东方主义作为后殖民研究的重要理论的形成。它涉及诸多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以及政治学等因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对东方进行控制、重构，因此所谓的东方是西方视角下的东方。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主义产物，旨在为东西方建立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从而彰显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本文将以东方主义的视角对这部小说进行解析，旨在找出米勒创作《浪子》的东方主义情结，分析中国形象的建构及其成因。
一、《浪子》中的中国人物形象
（一）黄氏家族——传统的固守者
在小说中浪子的母亲莲是突出的女性角色。她是连接儿子浪子与父亲黄玉化的纽带。但是他也像她的父亲黄玉化一样，寄希望于传统文化与价值，过着封闭保守的生活。她要求斯比斯医生给她开中药，请风水先生来占卜出生孩子的性别，请算命先生来探知冯家的家史，强迫浪子学习中国画和书法，痛恨上海租界外国人地治外法权，深信一定能把那些外国魔鬼驱逐出境。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愚昧的、落后的、不科学的，这是对世界的认识不足导致的。同样地，他的父亲老国画家黄玉化仇视以冯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执着于传统文化。此外，他希望父女俩的世界不受任何打扰，甚至不想在这个世界中加入浪子一人。在他看来浪子不属于黄氏家族的一份子。种种行为皆表明黄氏家族封建、落后。
（二）冯氏家族——身份的迷失者、边缘者
冯一是19世纪中叶中国福建的一个食不果腹的孤儿。他出场时的外形描写：“他身材矮小，长得很丑，两片厚厚的嘴唇半张着，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右眼患了眼疾，爱探究的苍蝇在眼眶骨的伤口上飞来飞去。”冯三是上海的一位资本家、银行家和经销世界各国产品的商人。他出场时的外形描写：“他很壮，但个子不高，比她还矮。乌黑油亮的头发长及两耳，白衬衫的硬领紧紧箍着粗壮的脖颈，棕色丝绸领带也束得很紧，在喉咙上打着一个形状像杏仁的结……他一副蛮横相，上颚突出，紫红的厚嘴唇半张着，露出参差不齐的黄牙……他长了一双金鱼眼，皱纹从外眼角开始顺着士兵的帽带，或者眼泪剥蚀的印迹，穿过肌肉松弛的面颊，一直延伸到下巴颌。他的鼻子扁平，有点像非洲人。眉头正中有一条很深的皱纹……”冯家第四代浪子在他出场时：”他看起来40多岁或者刚过50。但身上还有一股孩子气，短小精悍像个少年……他是亚洲人，而且我立刻断定是东方人……他的五官似乎被人扭曲，凝成固定的表情。”很明显，虽然这三代人的时间跨度大，但是对他们的外形描写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滞定型”形象，也依旧没有跳脱出以往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外表丑陋，个子矮小。
冯一为了摆脱贫困和饥饿，他和拉金斯船长签订合同前往殖民地新南尔士。他是个没有父母，没有宗族，没有名字的孩子。他用12银元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登上船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洋鬼子了。当船长说：“一个人的名字是他性格特征的重要表现。有个名字人家才能知道你是谁。显然不能叫你但丁。你的鼻子太扁……重新命名，犹如再生。”对于这个中国孤儿来说，名字至关重要，拥有特殊含义，然而当船长给他取名为冯（凤），他感激万分。冯一对于西方人俯首贴耳，奴性十足，对于白人主子言听计从。在冯一发迹后，成立了“维多利亚凤凰合作社”，从福建运送中国淘金者到澳大利亚。当他到达中国台湾海峡的时候，祖国大陆吹来的暖风竟然给他一种恶臭的感觉，祖国给了他一种丧失灵魂的感觉，他在自己的祖国用黄金来骗取自己的同胞踏上失根失家的不归路。冯一抛弃了祖先，而本身又没被殖民文化所接受，最终只能成为殖民文化的附庸。
与其祖父不同，冯三是中国著名的银行家，却始终带有西方情节。冯三坚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鄙视那些希望保护传统的人;在他的房子里没有一件中国家具或者中国风格的工艺品;他把自己的名字冯清心改成 C·H·冯;将三个女儿都嫁给西方人，两个嫁给德国军官，一个嫁给传教士;让自己的妻子接受西医治疗;把自己的儿子送去澳大利亚读书。冯三极力崇奉西化，但只是很拙劣地模仿西方文化，并不理解西方文化的内涵，只是在仇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去附庸西方文化。当日本侵略中国时，他却把自己看做是在租界里享受法外治权的商人，认为日本的侵略行为合情合理，甚至期待日本的侵略能够取得成功。这再一次勾勒出一个失去祖国之根的西方殖民主义附庸的形象。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冯三的烙印主要表现在对于儿子继承家业的期盼上。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必须是纯正的中国人，他的三任妻子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浪子是冯家第四代的代表人物，也是小说的主人公。同样，浪子的名字也是由德国医生斯皮斯赐予的，斯皮斯认定浪子从出生开始以后就是一直在流浪漂泊。中国人的姓名、身份完全是由西方人决定，而中国人的命运也由西方人来掌握和控制。受蔑视中国传统的父亲和出身传统家庭的母亲的影响，他以两种风格迥异的形态存在：在杭州，他受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熏陶;在上海，他学习欧洲历史、数学、法语和德语。浪子被这种双重的生活折磨着，是一个悲伤、孤僻的人，被祖先驱赶，又不被异域拒绝，他被两大洲疏远。此外，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比什么都合适的国家，浪子的艺术却没有获得社会应有的重视，他和他的艺术始终处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浪子没有受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认同，在艺术上没有取得成功。显而易见，整篇小说不知不觉地把浪子刻画成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物，被排除在澳大利亚主流社会。
由于政治历史文化和种族的偏见使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文学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滞定型。从外形上来看，长相丑陋不堪;从人物性格来看，忠心耿耿，对白人俯首贴耳。这一小说也依旧没有彻底摆脱对中国人的偏见。正是这样的形象再次诠释了东方主义话语，使中国人永远处于异端，被表现为神秘莫测、难以同化的他者形象而永远难以自拔。
二、《浪子》中落后的中国形象
作品描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尤其是厦门，一片混乱，广大人民陷于贫困破产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白人船长来中国招募劳工，为新南威尔士的农牧场主提供合同工。据历史记载，第二批中国移民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就在1848年，当时的厦门成了中国劳工贸易的中心。等到冯以发迹后，当他乘坐“宁录号”再次进入厦门，迎接他的是热风中夹带的臭气，看到许多人挣扎在死亡线，而官员们悠然自得。从中也可以看出鸦片战争后，厦门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各国列强纷纷云集厦门，尽可能地搜刮中国的财富。普通人民成了战争的受害者，而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腐败。
硝烟未散，上海这座巨大的工业城市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在阴沉的天幕和缭绕的烟雾的笼罩之下，好长时间看不见太阳。租界里挤满逃难的中国人。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大晚上到处都是难民……这几天上海突然变得死一样的寂静。”上海沦陷，中国军队撤离，日军在上海为所欲为上海战事打响后，最先遭殃的便是无辜的百姓。大批民众抛下房屋土地，踏上逃难的道路。上海的租界是外国人保护的地方，只有逃到租界才是安全的，因此大批民众拖家带口，赶往租界，形成了新一批汹涌的难民潮。上海成了人间地狱，是洋人统治的地方。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一盘散沙、战火纷飞、保守封闭的世界。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确实另一番截然不同的现象。“这里位于世界的中心，这里没有纪念强权政治的庄严的建筑物，没有君主专制，没有暴君。这里每个人都是君王，澳大利亚就是他们的城堡。这里的现状就是世界性的。这里没有原本存在的法律条文来反对人民的占领。”这样一来，一个民主自由、充满活力的新大陆跃然纸上。这使人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充满苦难、地狱般的国家，与澳大利亚平静祥和、充满希望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明显，小说以中国为参考系，映射出了澳大利亚理想国度的自我形象，对作为他者的否定和怀疑来确定和捍卫自己的形象。赛义德提到：“东方主义描绘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几乎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西方人用一种西方中心式的、文明的、高高的视角来俯瞰边缘的、野蛮的地基的东方时挑取些异域的文化因素并通过西方语境创造出来的意象。”
三、结语
长期以来，东方主义话语已经成为西方人的一种思维定式和表现方式，像一道枷锁束缚着西方作家，同样也束缚着澳大利亚作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表现。从文化大背景上来看，澳大利亚文化是一种欧洲文化，原先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脱离母体，被强制移植到了南半球的大洋洲，孤独地成为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亚洲文化的近邻。在强大的亚洲文化的挤压下，它显得势单力薄，因而便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排他性，对外来文化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文学作品中把中国人表现为他者，不过就是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外化。尽管米勒没有采取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描写，但是作者东方主义话语的轨迹依旧很明显，总是不自觉地置中国人处于一种他者的境地，中国人被边缘化并被降级到一种劣等地位。综上所述，西方作家在表现中国形象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参考文献：
[1] Alex Miller，The Ancestor Game，Australia，Penguin Books，1992.
[2]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
[3]欧阳昱.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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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丽莉.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女性文化身份[J].当代外国文学，2007（2）：11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