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论著虽然并非专门研究现代文学，但给予现代文学研究很大的启发。它能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赋予现代文学研究以历史感。“以诗证史”的方法更是巧妙地利用了文学作品这一广义的史料。此外，历史论著有时“无心插柳”地带给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全新的思路，充分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互动的学科意义和研究价值。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正是绝佳的范例。
[关键词]历史论著；鲁迅研究；史景迁；文史互动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0)03-0070-03
在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汉学著作中，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并不显眼，有关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历史学科的范畴内。但事实上，许多专门的历史论著涉及到了对文学的研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帮助和启发很大。对于史景迁等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意义，用史景迁自谦的话说，“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对历史感兴趣，当然我偶然也对文学感兴趣。遗憾的是我只是对文学感兴趣……我既非研究文学的学者，也不是文学方面的理论家。”仅从《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对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从鲁迅研究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上来说，主要是“以诗证史”的方法，非常巧妙地使用了鲁迅等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内容作为史料，以此说明中国现代革命的进程，合理并且生动地阐释补充了中国现代政治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论著在涉及鲁迅研究的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有新意的解读，并在整体上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互动的学科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重大历史时刻勾勒出“鲁迅小史”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以精炼的语言交代历史的大背景，而人物的出场给读者直观构画出历史想象的可能。在重大历史时刻，史景迁让影响现代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依次登场，在论著的不同章节代表的具体的某一个历史时段，分别留下各自珍贵的足迹。而他们之间的出场顺序又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或者是构成了某种对比，这样使得全书的节奏推进转换恰如其分，极具画卷感。
在论著的写作过程中，史景迁运用了大量的象征与隐喻。这个特点可以从书名和小标题的拟定、全书的结构布局和引文的选择运用等方面明显地看出。论著中各个章节名称大多取自文学作品，如第三章题为“彷徨”，取自鲁迅小说集《彷徨》；第四章题为“远处的天空”，取自鲁迅小说《药》结尾“飞向天空的乌鸦”这一意象。此外，第五章题为“饿乡”，取自瞿秋白文集《饿乡纪程》；第七章题为“谁家的小孩儿”取自闻一多的诗《天安门》；第八章题为“叫醒了春”取自徐志摩诗作《爱的灵感》里的句子。
19末20世纪初激进主义思潮流行，邹容、秋瑾等的牺牲一方面刺激了中国人沉睡的爱国心，另一方面也有负面的影响。于是从第三章开始，鲁迅出场，他最初对秋瑾和徐锡麟“两位革命者的遇难并未怀有很深的同情”，他认为秋瑾是被“捧杀的”。“鲁迅这一评论所表现出的讥讽、不屈和敏锐，正是他晚期大量关于文化与政治变迁的作品中所变现出的三大特点。”[2356从这个地方开始，如果把作者对鲁迅的叙述部分抽取出来，是可以当作一个“鲁迅小史”的：《天演论》的影响、“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对“摩罗诗人”的赞美、“三·一八事变”之后鲁迅的表现、“两个口号”之争……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鲁迅写作发生风格上的变化，“此时，鲁迅已经完全改变了写作风格，不再像1918—1923年间那样爱写具有敏锐观察力的长篇小说了，他现在爱写一些短文，或是讽刺小品，或是杂文。他把这类东西称为‘杂感”。为了证明这一点，史景迁又全文引用了鲁迅作于1925年7月的名篇《立论》作为例证。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更是刺痛了鲁迅，他成为了这一历史悲剧痛苦的观察家，冷眼旁观，写下大量震撼人心的檄文，史景迁在这部分又不吝惜笔墨大段引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以加深读者的印象。
二、“以诗证史”：鲁迅史料的巧妙使用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仅政治作用于文学，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历史。换言之，“不仅是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文学，文学也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历史”。鲁迅的早期文言小说《怀旧》、短篇小说《药》、杂文《纪念刘和珍君》是全书引述篇幅较大的几部文学作品，其中后两部作品分别可以算鲁迅小说之于国民性的批评，杂文之于抨击社会的战斗的“匕首”的代表，史景迁的眼光不可谓不准。
经过陈寅恪发扬光大的“以诗证史”已经成为现代史家治史的良方，狭义的说，它可以是用“诗”为史料来证史说史；广义的说则可泛指以文学作品用作史料来研究历史，目前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同文学作品是一种广义的史料。通读《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之后，我们发现陈寅恪引诗证史的《元白诗笺证稿》的思路与范式与史景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文学作品最能表露知识分子精神与内心的真实状态，史景迁在他的另一名著《王氏之死》中就使用了许多《聊斋志异》里面的材料，这一点在《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第三章《彷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前途在哪?史景迁用了三页篇幅详细引述了鲁迅早期文言小说《怀旧》，鲁迅以其清醒的现实主义笔触，反映了辛亥革命在一个孩子眼中不过是个莫须有的造反故事，人们对造反传言的反应是“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最终造反者没有来，或许它本来就是流言罢了。辛亥革命后的广大下层农民对革命一无所知，反而可笑地认为是“长毛”造反，从而表现出冷漠、抵制、仇视的态度。
鲁迅的《药》，在本书第四章占据两页半的篇幅，而该章名称“远处的天空”就取自《药》里这段描写：“两个人都木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史景迁认为乌鸦这个隐喻是有特殊含义的，“那乌鸦飞起来了，尽管没有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人们所企盼的具体征兆，但它飞起来了，带着明确的目标，飞向那遥远的目标了”。《药》虽然并未明确给出“遥远的目标”具体是什么，但这“遥远的目标”却暗合了时代的诉求——《新青年》引入了马克思的理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结合这样的历史背景，于是史景迁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论断：“鲁迅发出的信息，被迅速地融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潮之中，并成为宣告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文献。”接下来史景迁讲述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再次用《药》中的隐喻来评价五四运动：“这一天也因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而被载入史册。在这个新纪元中，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向往已经同新型的国际政治上的觉醒和广泛的新的社会意识结合在一起了。这或许就是对鲁迅所提出的象征的最为真切的说明，也就是说，只要飞起来了，那遥远
的目标就不再是不可企及的了。
大幅度的引入文学作品充实丰满自己的这一历史论著，并不仅仅局限于鲁迅。史景迁在论著中对丁玲作品的使用同样可观，这里不再赘述。论著结尾部分是北岛的诗歌名作《生活》：网。这是一部历史论著奇怪的结尾，这也是一首仅仅一个字的奇怪的诗。回头再看作者在英文版前言中说的，“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却仍然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近现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出各自声音的时代，但也无时不刻被“网”束缚着，这是自由主义和人文精神狂飙突进并行不悖，批评与宽容交织的复杂的时代。这一方面可以说作者对笔下人物的同情之理解，他们在百年中国“革命之网”中相互联系了起来，另一方面也没有讳言他们在“生活之网”的笼罩下内心冲突与抉择的痛苦、困顿与无奈。
三、再谈鲁迅与“幻灯片事件”
鲁迅走上文学之路是否和在日本观看幻灯片，目睹中国人旁观同胞被日军砍头的情境有关?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已经讨论和争论过，比如李欧梵等认为鲁迅在仙台看的那张幻灯片为文学虚构，而王德威则在《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一文中则认定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就是受幻灯片的刺激。学者王彬彬针锋相对，撰文批评王德威的这种武断：“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确实说过，看了那张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中国人，却受到一群中国人的围观‘赏鉴’的幻灯片后，便决心弃医从文，但研究者倘若把这当作鲁迅选择文学的全部原因，把这当作研究鲁迅的既定前提，那就十分幼稚和荒谬了。”
不过史景迁在《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的论述颇令人信服。康有为、鲁迅、丁玲是论著中的三个主线人物，不知是不是巧合，论著中都用不少篇幅论述康有为和鲁迅与视觉艺术的关系。众所周知，“幻灯片”事件对鲁迅走向文学之路的影响，但其实康有为也有类似的经历，史景迁引用康有为《大同书》开头的话“‘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众生而已。苍苍者天，搏搏者地，不过一场大杀场大牢狱而已。’他现在把自己产生的这种意向的根源归结于他十余岁时看到的一张幻灯片，它反映了普法战争中法国军队对普鲁士军队打败后色当城的一片狼藉景象。那种家毁人亡、横尸遍野的惨像，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也就是说史景迁认为《大同书》的写作与康有为少年时看到的幻灯片有关。
在第三章《彷徨》，史景迁直接大段引用了鲁迅《藤野先生》一文中关于中国人麻木地旁观日军杀人的场景，“就像康有为看到30余年前普法色当之战的幻灯片感到震撼一样，这些幻灯片显然对鲁迅产生了同样的震撼。但是鲁迅所感到痛苦的，并不仅仅是惨剧的本身，他所感到痛苦的还有中国人脸上的冷漠和呆滞。”接下来又引用鲁迅那段著名的论述加以佐证，“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此外论著中还提及鲁迅和沈从文二人或直接，或间接见过公开砍头的一幕，沈从文是年轻的时候在湘西乡下见到苗乱中被胡乱捉来的农民，被带到天王庙前荒唐的用拈阄来决定生死，而死者和观者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宿命。这种体验和日后从军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沈从文的苦难观和文学观。
关于看砍头，这些体验日后都被两位大作家写入了各自的作品之中，影响深远。众所周知鲁迅最好的小说基本写的都对中国的农村，而很少涉及大城市。这一点遭到了瞿秋白的批评，他“曾遗憾地指出鲁迅只写‘旧农村’的事情，他所描绘的景色里没有大城市，没有使‘城市青年心跳’的东西。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把大量时间用在了视觉艺术上。他尤其喜爱简明、直观而又富有说服力的漫画和木刻作品。”鲁迅对视觉性极强的漫画和木刻作品的推崇让人联想到多年前的“幻灯片事件”，史景迁这里更是判断鲁迅后期对视觉艺术的痴迷除了之前的“幻灯片”事件之外，还与外界(瞿秋白等)的批评有关。
自1895年以来，影像技术的发展和外国摄影家大批来到中国，中国人也在照片、幻灯片以及纪录片中留下了时代的印记，但在这些视觉艺术成品中的中国人基本上是个屈辱的形象。应该说，鲁迅在“幻灯片事件”中感受到的现代性体验，与其日后弃医从文和文学写作形式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另外也有学者指出，鲁迅的许多作品都有着对影像的敏感和叙事上的类似“电影化”的模式，令读者容易接受的是，史景迁并非孤立的谈鲁迅和“幻灯片事件”的关系，而是用康有为、沈从文的例子消除了读者认为鲁迅受幻灯片影响乃是“孤证”的怀疑。由此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视觉艺术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之大。
目前许多历史论著涉及到了对文学的研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帮助和启发很大。在著名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李欧梵等人专章分析1895—1927年的中国文学，将“现代性”的视角引入研究可算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如今现代文学研究使用现代性理论竟有泛滥的趋势；美籍华人汉学家周策纵的《=RN运动史》的多个章节更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做了重要的论述，其中第十一章专论“文学革命”，此外还将著名文学刊物《新青年》、《新潮》置于“新文化运动的扩展”这一章进行论述；作家叶曙明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重返五四历史现场》用他优美的文笔带读者重回五四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他将广东人梁启超和陈炯明当作五四开端与结束的代表人物，这一大胆写法令人叫绝……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作为海外汉学家的历史论著，篇幅并不长，却要把握一个宏大的命题，而史景迁竟能游刃有余地用简练通达的笔法“无心插柳”地带给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带来不少富有新意的启发，这实在难能可贵。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逐步走出学科的藩篱，与其他学科积极合作创新，许多学科之外以往不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注意的学术著作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或许这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已不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