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考察唐五代笔记的编写实际与相关评论，大致可以窥见当时对于笔记之体制、类属等的认识。从体例来看，笔记著述的特点比较稳定，笔记之“杂”主要体现在内部各条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从内容来看，一部之内往往共性明显；从归属来看，呈现出游离子部小说类而向史部靠拢的趋势。而且，唐五代虽称笔记为“小说”，却常将其与正史比较，可见当时视笔记的相邻概念为正史。关于笔记与正史在内容、性质方面具有差别而在功能上存在相通之处的观念比较清晰。
关键词：体类；笔记；唐五代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0－０114－０4
唐五代编著的正史只有《隋书》和《旧唐书》有《经籍志》，二者将魏晋南北朝的笔记或归类于子部，或归类于史部，游移不定；而《旧唐书·经籍志》罕见收录唐五代笔记。唐五代笔记在宋代书目中散入经、史、子、集各部，录入史部杂史、子部小说家的情况最多。本来，四部的划分不以文体为标准，唐五代笔记在文体上并不统一，在宋代书目中散入各部也就不足为怪了。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笔记写作的高峰期，对于笔记的体类特征，当时有没有普遍性认识呢？本文拟通过考察唐五代笔记的编写实际和相关评论，以描述唐五代文人对于笔记之体类特征的认识。
一、从门类划分与条目拟写看唐五代笔记的体例
这里从门类划分与条目拟写来考察唐五代笔记的体例。笔记作为一种著述，是由一系列不相连贯的短文组成的，自成一体的单篇不足以称笔记，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这些短文的排列方式即体例就条目和门类方面而言，唐五代笔记存在两种情况：或有条目，或无条目；或分门类，或不分门类。
就现在所见唐五代笔记来看，绝大部分没有条目，有条目的只是极少数，如范摅《云溪友议》、何光远《鉴诫录》等拟有十分整齐的三字标题。
现存唐五代笔记绝大部分不分门类，有的只隐约地感觉到相关的条目大致放在一起；分门类且拟有名称的如：刘肃《大唐新语》分为匡赞、规谏、极谏、刚正、公直、清廉、持法、政能、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识量、容恕、知微、聪敏、文章、著述、从善、谀佞、厘革、隐逸、褒锡、惩戒、劝励、酷忍、谐谑、记异、郊禅等三十类；赵璘《因话录》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宫部记帝王，商部记公卿百僚，角部记凡不仕者，徵部多记典故并附谐戏，羽部记一时见闻杂事无所附丽者①；孟启《本事诗》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段成式《酉阳杂俎》分为三十六大门类，而且拟出许多新奇的名称；王定保《唐摭言》十卷，下列一百零三个标题，有的标题下收录一组相关的内容，有的标题下仅收录一条，其标题既像门类名称，又像条目名称，这是少见的。
需要指出的是，现存唐五代笔记中没有条目的未必当初作者没有拟定条目，现存有条目的，未必就是当初作者拟定的条目。因为现存唐五代笔记中有一批残本，是后来逐渐辑录而成，原有的条目可能佚失，现有的条目可能是辑者所加。还有原书曾分门类的，现不见门类。如张鷟《朝野佥载》，宋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五代笔记研究”（项目编号：10YJC751143）的成果之一。
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朝野佥载补遗》三卷。右唐张鷟文成撰。分三十五门，载唐朝杂事。”②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朝野佥载》一卷。唐司门郎中饶阳张鷟文成撰。其书本三十卷，此特其节略尔，别求之未获。”③ 而现在所见的《朝野佥载》为六卷，不分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盖尝经宋人摘录，合《佥载》、《补遗》为一，删并门类，已非原书。”④ 又如李复言《续玄怪录》，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原书分为“仙术”、“感应”等三门⑤，而今本已不分门。
现存唐五代笔记绝大部分并不划分门类及拟写各级标题的现象，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当时的笔记有些已经散佚，现在所见为后人整理而成；其二，恐怕当时的文人没有形成关于笔记体例的明确意识。
二、从选材标准与表达方式看唐五代笔记之“杂”
对笔记之杂的特点，学界认识比较一致。刘叶秋认为：“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⑥ 王多闻认为：“笔记最大的特点在于一个‘杂’字。大而典章制度、政治经济；细而社会风俗、遗闻轶事以及考辨经史，甚至技艺、器用无不罗列。”⑦ 其实，单就某一部作品而言，唐五代笔记的编写者在收集材料时往往还是有一个范围和标准的，倒是在表达方式上不拘一格，或记言，或叙事，或论理，或描写。考察一下唐五代笔记的选材标准，存在以下情况：
或专载某一时之事，像刘餗《隋唐嘉话》载南北朝至开元间事，李肇《唐国史补》载开元至长庆间事，林恩《补国史》载德宗以后事，郑棨⑧ 《开天传信记》、郑处诲《明皇杂录》专记开元、天宝年间事；
或专载一人之言，如韦绚《刘公嘉话录》和《戎幕闲谈》专记刘禹锡和李德裕之言谈，李绰《尚书故实》专记张尚书之言谈，张洎《贾氏谈录》专记贾黄中之言谈；
或专记一地之事，如余知古《渚宫故事》专记楚地之事，段公路《北户录》专记岭南风物，刘恂《岭表录异》专记粤东异闻，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专记桂林风俗；
或专记一类人，如孙棨《北里志》专记妓女；
或专记一类事，如王定保《唐摭言》专记科举，孟启《本事诗》专记诗歌本事；
或专记一物，如段安节《琵琶录》，南卓《羯鼓录》。
当然，也有笔记作品的内容没有一个范围的，采录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新奇，如段成式《酉阳杂俎》，涉及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但就其某一卷而言，各条之间又有联系。
综观唐五代笔记，体裁、语体、风格等文体因素方面比较多样化，仅就表达方式而言，以叙事、记言居多，也出现一些介绍名物来历、制度沿革的说明性作品，如封演《封氏闻见记》、李匡乂《资暇集》、李涪《刊误》、苏鹗《苏氏演义》、丘光庭《兼明书》、马缟《中华古今注》。哪怕是一部作品之内，唐五代笔记的表达方式也未必统一，或叙述故事，或介绍异物；或记录他人的言论，或发表自己见解；或粗陈人物的一言一行，或演绎完整的故事情节等。既然一部笔记著作之内，文体特征未必统一，则可以说，笔记之“杂”首先表现在表达方式上。
三、从命名看唐五代对笔记的归类
不论是编写者还是读者，唐五代文人常常称笔记为“小说”，又将笔记与正史类著述进行比较，认为笔记所载是没有入正史，甚至不能入正史的小事、琐言。但是，“小说”这个概念在唐五代内涵是含混的，因此，笔记的归类依然比较复杂，从唐五代笔记的命名可以看到这一点。
唐五代笔记作品的命名有几个典型系列：
史、见闻、旧闻、新闻、故事、故实、遗事等，如李肇《唐国史补》、高彦休《阙史》、卢肇《逸史》、封演《封氏闻见记》、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尉迟枢《南楚新闻》、余知古《渚宫故事》、尉迟偓《中朝故事》、李绰《尚书故实》、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等。这一系列的命名往往暗示了笔记作品材料来源的真实性，并具有正史的特点。
记、录、志、传、载等，如崔令钦《教坊记》、郑棨《开天传信记》、南卓《羯鼓录》、郑处诲《明皇杂录》、赵璘《因话录》、陆长源《辨疑志》、孙棨《北里志》、李冗《独异志》、佚名《大唐传载》等。这个命名系列往往暗示笔记作品的实录精神，也有向正史靠拢的倾向。
说、言、语、话、议、谈等，如卢言《卢子杂说》、孙光宪《北梦琐言》、刘餗《隋唐嘉话》、刘肃《大唐新语》、佚名《灌畦暇语》、韦绚《刘宾客嘉话录》、王仁裕《玉堂闲话》、范摅《云溪友议》、韦绚《戎幕闲谈》、冯翊子休《桂苑丛谈》等等。这个命名系列中的嘉话、闲话、暇语、闲谈等多暗示了笔记的娱乐倾向，也显示出子部“丛残小语”之小说的性质。
纂、俎、编、集，如李商隐《杂纂》、石文德《唐朝新纂》、李繁《大唐说纂》、苏鹗《杜阳杂编》、段成式《酉阳杂俎》、刘讷言《俳偕集》、卢瑰《抒情集》等。这个命名系列中的纂、俎、编、集等暗示了内容的综合性。
子，如元结《猗犴子》、温庭筠《干月巽子》、刘崇远《玉泉子》等。除温庭筠《干月巽子》外，其他都是以作者名号命名，有子部的特点，但在笔记中出现得较少。
由此可见，在唐五代文人眼里，笔记的归属不可一概而论，只能视其内容之大体，区别对待。换个角度说，唐五代时期尚未就笔记在内容方面的要求达成共识。
四、唐五代对笔记与子部小说关系的认识
唐五代文人往往视笔记为“街谈巷语”、“野老之言”，而称其为“小说”，如：
文义既拙，复无雕丽之词，亦观小说家之
流，聊以传诸好事者。⑨
近日著小说者多矣，大率皆鬼神变怪、荒
唐诞妄之事，不然，则滑稽诙谐，以为笑乐之
资。⑩
这些都是作者本人称其笔记作品为“小说”，或许是一种谦辞，但是，仔细考察唐五代文人对他人笔记作品的称呼，也有称“小说”的，如：
近代朱崖李太尉、张读侍郎小说，咸有判
冥之说。{11}
唐韩文公愈之甥，有种花之异，闻于小说。{12}
后一条材料中的“小说”二字不知具体指哪部作品，而前一则材料中所谓“李太尉、张读侍郎小说”显然分别指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和张读的《宣室志》。不论是自己的笔记作品还是他人的笔记作品，都称之为“小说”，可见，“小说”一语是唐五代文人对笔记的通称。
需要指出的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家”附于“诸子”之末，也就是说，小说家类的作品是与其它诸子著述并列的类别。但是，唐五代使用“小说”这个概念时，往往将此类作品与正史相提并论。可见，在汉代，小说家类著作邻近诸子著述；而在唐代，小说家类作品邻近正史。事实上，唐五代一方面称笔记为“小说”，另一方面又将其与正史并提，意在显示笔记著述具有与正史相同的功能和价值。由此可见，在唐五代的文人观念中，笔记著述已出现从子部之小说家类游离出来而向史部靠拢的趋势，这实际上是笔记的价值和地位提高的表现，也是笔记写作在唐五代兴盛的原因所在。唐代刘知几指出：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
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
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
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
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13}
刘知几所说的逸事、琐言、杂记绝大部分为笔记，可见，笔记入史的观念在其所处初盛唐之交已经出现。近人张舜徽也曾指出唐代笔记入史的现象：
唐人以纪传、编年为正史。知几于论述正
史之余，复厘杂史为十科。有郡书、地理，则
方志入史矣。有家史、别传，则谱牒入史矣。
有琐言、杂记，则小说入史矣。于是治史取材，
取途益广。{14}
宋代沿袭唐人笔记观念，当时的各书目中，唐五代笔记一部分置于子部小说类，另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被置于史部杂史类、杂传类。
五、唐五代对笔记与史著关系的认识
尽管唐五代笔记常常以史命名，但他们关于笔记与正史的差别意识还是很明确的，笔记的编写者甚至有意避开正史的内容，以与正史相区别，一些作者在其笔记作品序言中表明了这一点，如：“正史备书，故阙而不录，志怀问鼎者，不敢漏网。夫简书直笔直言，无矫无妄，欲使朱蓝各色，清浊分流。质而不文，焉敢润色？恐史笔遗漏，故备阙也。”{15} “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菹醢也。”{16}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将笔记与正史相提并论的观念，其内在逻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笔记可以弥补史书的阙漏，如：“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17}“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惟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18}
其二，笔记中的内容可能被史官采录，如：“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三卷。非编年之史，未敢闻于县官，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藏之于阁，以备讨论。”{19}
其三，笔记中的材料往往不能入史，但在功能和价值上，二者完全一致，这正是笔记能与正史相比较而存在的理由。范摅在其《云溪友议》序言中表达了这种观点：“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梦得撰《嘉话录》，或偶为编次，论者称美。余少游秦、吴、楚、宋，有名山水者，无不弛驾踌躇，遂兴长往之迹。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于远思矣。谚云：街谈巷议，倏有禆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细流，故能为之大。摅昔藉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是曰《云溪友议》。傥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20} 范摅将笔记与《春秋》相提并论，是一种大胆的言论。笔记中的很多作品涉及鬼神灵异等，连笔记作者也未必认为其所收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唐代文人依然视其为史，又该怎么理解呢？笔记与正史在功能与价值上的相同之处又在哪里呢？这涉及到唐代文人的良史观。良史的标准一直是直书、实录，但盛唐以来，良史的标准已经悄悄发生变化，一部史著是否可能视之为良史，不在于体之当否，而在是否寄寓褒贬。既然褒贬成为良史的最高标准，直书、实录也就退居次要地位{21}。这种良史观自然影响到笔记写作，褒贬成为衡量笔记写作价值的标准。
尽管唐五代文人或将笔记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将笔记附于史部之末，但是，分析唐五代文人有关笔记的评论可以发现，称笔记为“小说”，其所谓“小”是在与史著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权威性较小，而不是篇幅上的小，规模上的小，更不是价值上的小；将笔记与正史并列，其标准不在于真实与否，而是与正史在褒贬功能上的一致性。
必须指出，唐五代笔记一般是私人著述，这一点与当时的正史大不一样。唐代不许私撰历史，修史从收集材料到撰写有一整套官方的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而笔记乃私人著述，材料源于个人闻见。以新的良史观来看，笔记可以归入史部；从材料来源于非正规渠道来讲，笔记应该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另外，唐五代文人编写笔记常常不讳言其助谈的目的。历史毕竟需要真实，助谈难免夸饰，唐五代笔记不论是作为历史文本还是作为小说文本，其边界都不明显。
注释：
①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0，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4、1183页。
②⑤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4、551页。
③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
⑥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⑦ 王多闻：《笔记杂谈》，《图书馆学刊》1980年第1期。
⑧ 《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均写作“郑棨”，唯《四库全书总目》写作“郑綮”。
⑨ 康骈：《剧谈录序》，《全唐文》附陆心源《唐文拾遗》卷3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747页。
⑩ 段公路：《北户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11}{12}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7，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2、224页。
{13}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
{14} 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页。
{15} 赵元一：《奉天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16} 高彦休：《阙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17} 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18} 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9} 裴庭裕：《东观奏记》，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3页。
{20} 范摅：《云溪友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21}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5-226页。
作者简介：邹福清，男，1970年生，湖北安陆人，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6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