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童的《河岸》通过对三个半孤儿——库文轩、江慧仙、库东亮和傻子扁金人生命运的书写，对革命历史与身份政治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河岸》 三个半孤儿 革命历史 身份政治
历史，是苏童作品的基本构成和风格印记之一，从《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架空左翼革命，《红粉》《米》营构世纪末风情，《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演绎红粉鬓影与宫廷阴谋，到《碧奴》对古代神话的重构；从引领先锋文学浪潮，到转向后遁入现实，书写个人生命体验，他从未放弃对历史的探寻，并建构了别具一格的历史叙事谱系，因此常被归于“新历史主义”一脉。可苏童的兴趣并不在历史本身，在他的多数小说中，历史只是一个想象虚构的时空，一个悬置虚设的背景，借历史敷陈世情百态，到达想象的原乡才是其叙事追求。《河岸》是个明显的分界，与他以往的作品相比，这部小说最大的不同是“时代不仅是背景，它是小说另一个潜在的大人物”①，历史是不可超越的巨大存在，它以细腻、真实的面目不断出场，并成为掌控主人公命运的潜在主角。
《河岸》的叙事背景是“文革”后期，小说中“三个半孤儿”②的命运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展开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印记，身份政治这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政治生存方式，就是“文革”的印记。在“文革”这个血统论至上的年代，身份或出身问题非同小可，身份即政治，是一个人存立于世的基本认同表征，是个体生命和存在合法性的来源，是进行阶级划分的有力依据。它既可福荫后世，又能祸及子孙。根正苗红，则被视为阶级同志，受到革命阵营的认同、信任和优待；出生地富反右坏，则被视为阶级敌人，受到革命阵营的排斥、放逐和批判。在这一强大政治伦理的迫压下，寻找革命的身份认同就成了个体的内在焦虑。在《河岸》中，这一焦虑表现为对家族血缘的不断寻找。库文轩、江慧仙、库东亮和傻子扁金这几个无根的弃儿，都试图在荒谬、狂暴的“文革”时代，寻回血缘之根，确证革命身份，找到精神皈依。在这寻找与求证中，看似远离了个体生存的历史镜像，深深地缠绕着他们每一个人，透过他们的人生悲喜剧：库文轩与江慧仙“朝登天子堂，暮为田家郎”的命运逆转，库东亮迷惘无序的青春成长，及傻子扁金对革命血统的执拗追寻，苏童找到了进入历史的有效通道，并对革命历史和身份政治作了独特的反思。
一、库文轩
库文轩要寻找的生命之根是什么？是革命烈士邓少香。身上的鱼形胎记，证明了他与邓少香的血缘关系。烈士遗孤这一特殊的政治身份，不只有血统上的伦理功能，更重要的是它与革命历史有天然的亲和力，其上负载着深邃的历史意志和社会共通价值。邓少香，活着是一个传奇，以过人的胆识和出众的外貌成为金雀河边家喻户晓的英雄；死去又像一条无形的纽带，以一种微妙、隐秘而又强大的力量，左右着革命之子库文轩的命运。
一旦拥有了革命血统，便有了旁人无法企及的优势，不仅可以享有种种现实利益，还能获得革命时代集体价值的高度认同。在《河岸》中，它表现在库文轩这个“马桥镇孤儿院里最脏最讨人嫌”的孩子，在被指认为烈士遗孤后，命运从此改变。不仅大权在握，当上了油坊镇党委书记，还顺利娶到了比他高半头的美人乔丽敏，他的儿子库东亮则从小就分享了父亲革命身份所带来的巨大优越感，享受着超出一般孩子对生活想象的特殊待遇和精神荣耀：天天吃奶油面包，在一年一度烈士邓少香的祭奠仪式上，代表全镇少年儿童去棋亭献花。而“一块革命烈属的红牌子在我家门上挂了很多年，证明着我们一家光荣的血缘和显赫的门第”。库文轩一家都沐浴着鱼形胎记——这与生俱来的革命之根所带来的恩泽和荣耀。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肉身胎记，而是充满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它证明了库文轩辉煌的革命家史、高贵的政治血统，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在这一革命之根的庇佑下，库文轩曾风光占尽。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个革命之根并不稳固，当库文轩认为自己与革命历史间已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缘关系之时，一场风暴平地而生，将他置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中，使他的人生出现了根本性的错位。这一错位，对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伤害，给他的命运带来了深刻影响。
《河岸》中，一个“烈士遗孤鉴定小组”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库文轩的命运。在经过一番秘而不宣的调查和“逻辑严密”的考证后，掌控着革命话语权的鉴定小组对库文轩的身份进行了改写：不仅剥夺了他与烈士邓少香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且推定他是河匪封老四的后代。这一血缘之根的变化，成了库文轩人生的转折点，将他带入了一场漫长的劫难。在那个唯出身论的年代，身份的丧失意味着一切的丧失。在被剥夺烈士遗孤的身份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让人始料不及的连锁反应：挂了多年的烈属牌被摘了下来，库文轩从油坊镇党委书记，变成了声名狼藉的“阶级异己分子”，往日的风流账被清算，并被发配至向阳船队，沦为低人一等的船民。而妻子乔丽敏，在库文轩的身份出了问题后，被赶出综合大楼，失去了往日风光，于是怀着耻辱和愤怒，走出了这个家庭。儿子库东亮也受到牵连，成为众人嘲笑、欺侮的对象。曾让库文轩备感荣耀的革命血统，顷刻之间却以坚冷的面目毁灭了他的前途。而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正是身份政治统驭下的历史意志。当血统成为论证革命身份的唯一来源，而这一来源不能得到确证时，革命伦理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冲突就难以避免。
为了反抗这种生存困境，抵御历史的不公，库文轩走上了执着的寻根之路。这种寻根的冲动，与其说是为了求证血缘的归属，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身份政治的挤压，找回革命的身份认同和个体存在的合法性。然而，这条寻根之路又是如此的漫长艰辛，以至让他几乎赔尽了所有的资本——亲人、情感、幸福和尊严，乃至生命。
库文轩被革命之子的身份深深钳住，证明并维护这一身份成了他后半生唯一的使命。在流放金雀河的岁月里，他在舱壁上挂上烈士邓少香的遗像，真诚地维护着库家的骄傲和荣耀；他每年都在船上举行河祭，让儿子库东亮到棋亭洒扫；他至死不渝地坚信自己是邓少香之子，虔诚地护卫着证明他革命血统的鱼形胎记；他不断地给上级领导写申诉材料，要求恢复烈属的身份。然而，十三年过去了，一切都是徒然挣扎。从身份被改写的那一刻起，库文轩就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他视若神圣的鱼形胎记，也由高贵血统的证明，成了人们公开嘲笑的把柄和掀起历史闹剧的道具。油坊镇掀起了一股胎记鉴定热潮，私密的屁股成了公开展览的物品：“人们狂热地探究着亲朋好友的胎记，同时也从别人的嘴里探听自己胎记的大小形状，开始那股热潮局限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圈子里，渐渐地胎记热蔓延开来，从男孩到老汉，凡是男性几乎都卷入了这股热潮。”“我在学校里拒绝了很多同学软硬兼施的请求，在街上我也摆脱了很多大人无休止的纠缠，他们都为了同一件事，要看我的屁股。他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爹的屁股我们看不见，我们要验证你的屁股，看看到底有没有一条鱼。”就连傻子扁金也来凑热闹，不分场合地脱下裤子让人们看，与库文轩争夺革命后代的身份。库文轩不断的申诉也未使命运出现转机，而是杳无音信、石沉大海。更令人绝望的是，他努力寻找、苦苦坚守并试图恢复的生命之根，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邓少香的身份，在不断的考证、阐释中一再发生位移，更加扑朔迷离。她的历史，既不像石碑上所镌刻的那样简明，也不如石碑上所记载的那样光荣，她的身世、做派乃至参加革命的动机，都有不同的流传版本，她的纪念碑也因阻碍了现实的发展而被迁往别处。邓少香，成了一个暧昧、可疑的存在，但不管如何，都早已与库文轩脱离了关系。最后给了库文轩致命一击的是，那个唯一能证实他身份的鱼形胎记也日渐消失。至此，他的生命之根已完全断裂，既无法确证自己的革命血统，也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依据，精神得不到救赎，灵魂亦无所皈依，信念也濒临崩溃。于绝望中，在破解河水的秘语后，他背负烈士邓少香的纪念碑投身河底，以激烈、决绝的方式做了身份认定，以悲壮、不屈的抗争完成了精神救赎。他终于摆脱了身份的困扰，为艰难的寻根之路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库文轩的负碑自沉，与他的自我阉割一样，以一种尖锐的方式冲撞了革命历史，以一种诡异的姿态反抗了身份政治。
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库文轩因为身份享受过无上的光荣，也遭受了巨大的耻辱。身份，使他岸上的风光来得莫名其妙，被流放河上的灾难也到得突如其来。他穷其一生，都为烈士邓少香的光环所笼罩，为革命之子的身份而困扰。他的寻根之路，让我们看到了革命历史内在的苍凉和悲壮，及身份政治对个体生命的排斥与戕害。
二、江慧仙
江慧仙是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角色，她最初登场就是为了寻根——到油坊镇寻父。可她父亲的面目从一开始就是模糊的，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有着怎样的身份？小说没做任何交代，但从慧仙的言行举止、见识打扮中，还是能做若干揣度。慧仙认识那个年代被普通家庭视为奢侈品的沙发，库东亮船上的海绵沙发“很久以来一直是船队最奢侈的物品，它像磁铁吸铁一样吸引着孩子们的屁股”。可慧仙一见到沙发，就以掩饰不住的兴奋嚷嚷道：“那是沙发，海绵沙发！”“沙发，沙发，我爸爸的沙发！”于是，库东亮“暗自思忖”：“那女孩的爸爸，大概也是坐沙发的，不是干部，就是大城市的居民。”当慧仙看到油坊镇书记赵春堂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就跑过去，一边踮起足尖去抓，一边口里喊着：“我爸爸的口袋里也有三支钢笔！”从这些都能看出，慧仙不是出身于普通家庭。可从一开始，这一身份就是可疑的，因为它无法得到确证。慧仙一出场就被斩断了所有社会关系：她的父亲在油坊镇寻而不遇，她的母亲又在金雀河边离奇失踪。没有人知道她来自于何处，她的父母身在何方，她的身世成了解不开的谜，人们只能从她含混不清的发音中得知她姓“江”名“慧仙”。慧仙不仅没有找到证明自己不凡出身的父亲，还与母亲走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儿，一个来历不明、身份暧昧、无法确证自己存在合法性的无根者，这一现实一下子把她推到了命运的边缘：“那个小女孩一手抱着个洋娃娃，一手拖着军用雨衣，在驳岸上跑来跑去，她没有方向，只是发狂似的奔跑，一边跑一边哭。”两次上岸，两次返回，寻父寻母无望，油坊镇也拒绝了慧仙，她被“挂”在了向阳船队。生命之根在原初的位置发生了断裂，没了血统、出身这些可供依恃的资本，慧仙流落船队，成了吃百家饭的孤儿。从表面上来看，她得到了整个船队的呵护和宠爱，认同了船民之女的身份。可毕竟曾经沧海，加之从小便显现出来的不俗气质、过人禀赋和好强天性，使得慧仙在河上众多船家女孩子中间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像一株清新美丽的向日葵，像一个吸引了众人目光的小太阳。这注定了她不会满足游离于历史潮流之外河上“弃民”的生存状态，真正认同被岸上世界看低一等的船民身份。她想摆脱河上逼仄、黯淡、狭小的空间，而憧憬岸上热闹、喧嚣、精彩的世界。河上的世界太小，远不是她的人生舞台。“挂”是慧仙人生的一种隐喻，她无法摆脱无根的焦虑，生命处于悬浮的状态，她试图冲出这种生存困境，找到一条精神救赎之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愿望得偿。慧仙十四岁那年，幸运地被地区文艺宣传队选中，参加国庆花车游行，扮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手举红灯的小英雄铁梅。凭着铁梅的造型，慧仙一举成了金雀河两岸最耀眼的明星，命运也发生了转变。她不仅“风风光光地上了岸”，成了镇上指定的重点培养对象，生存空间也从向阳船队转移到了革命权力的中心综合大楼。这仿佛创造了一个照人的传奇，就像《红灯记》中的铁梅一样，不是通过血缘的审定和传承（革命烈士李玉和并不是铁梅的亲生父亲），而是通过投身革命，获得了阶级认同和革命后代的身份。这样一个改写身份的传奇，使慧仙平凡的生命获得了短暂的荣光，她成了被油坊镇领导捧在手心里的重要资本，在各种重要场合中，她都以革命英雄李铁梅的化身出场。尽管也许她并不知道铁梅显赫的革命家史，但她明白：要在岸上扎根立足，获得革命的身份认同，这一形象对她而言至关重要。为此，她甚至愿意牺牲自己骄傲和爱美的天性，自觉服从革命对她的主体塑造，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除了夏天，慧仙穿的都是李铁梅的衣服，红底白花的灯芯绒对襟夹袄，深蓝色的新裤子上打了一块灰色补丁。”她延续了铁梅的传奇，可铁梅又能否成就她的梦想？这之间并非没有裂隙，慧仙获得身份认同的根基并不稳固。铁梅，只是一个虚构的革命英雄，如果说这一虚构的英雄于机缘巧合中能为慧仙带来新的人生希望，那么，她在身份政治体系中暧昧不清的位置，同样会给慧仙带来新的人生困境。
在“文革”时代，身份政治是笼罩一切的存在，即使暂时能够侥幸逃脱，也最终难于幸免。库文轩如此，慧仙更是如此。库文轩，尚有鱼形胎记来证实他与革命烈士邓少香的血缘关系，来护卫他革命后代的身份，可仍于瞬息间被剥夺了这一身份而成为革命的弃民，更何况是既失去了寻回不凡出身的希望，又仅依托虚构的英雄来获得身份认同的慧仙？铁梅对慧仙而言，只是一个虚假的镜像，是以柳部长、赵春堂等为代表的革命意识形态对她的设计包装。在这一设计包装中，慧仙虽然获得了铁梅的表层身体特征，却并未获得革命的身份认同，想通过铁梅来重塑自我、改写身份只是慧仙一厢情愿的幻想。如果花车游行可以永无止息地继续下去，那么慧仙就能在革命的幻梦中一直扮演英雄，可梦终有醒来的一天，她还是要回到现实来。慧仙之后的命运并不使人意外：当铁梅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慧仙失去了革命标本的价值后，她的人生很快从高潮跌入低谷，落入晦暗不明的境地。扎根岸上的理想破碎，成为革命宠儿的野心不再，慧仙成了岸上世界的挫败者。毕竟依照身份政治的血缘审定标准，她既不是出身高贵的革命后代，更不是真实的英雄铁梅，就连她在风光之时所获得的政治资本——柳部长也去世了，不复能为她提供任何帮助和支撑，而试图利用她平步青云的赵春堂，对她也失去了耐心和兴趣，她成了被“挂”在综合大楼、不为人所重视、没有任何价值、受人冷遇厌弃的多余人，并最终被逐出综合大楼，发配到岸上的边鄙之地——人民理发店。
从出众的船家女江慧仙到红极一时的“小铁梅”再到一名普通的理发员，从向阳船队到综合大楼再到人民理发店，三种身份境遇与生存空间的转换，是慧仙命运浮沉的写照。铁梅这一虚假的革命身份在为她赢得了模糊的前途后，又成了她耻辱的来源，这是意想中的结局。这一结局不仅缘于任性虚荣、自私骄横、好高骛远、爱出风头等慧仙身上这些显而易见的缺点，“以她的身世，她不该任性，偏偏她很任性；她不该骄横，偏偏她很骄横。比起同龄的女孩子，有时候她老练得出奇，有时候又幼稚得荒唐”，这固然是她在岸上屡遭挫败的原因之一；可更重要的是，革命历史和身份政治从一开始就将她推入了无以抗争的深渊绝境。
库文轩凭借烈士遗孤的身份风云际会，江慧仙则靠着样板戏中的英雄扬名一时，神秘的鱼形胎记和李铁梅式的长辫子成了他们革命身份的标志，一种极富象征意义的革命代码。就像库文轩曾小心翼翼地护卫着使他信念不倒的鱼形胎记一样，慧仙也曾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让她一举成名的长辫子。而在被革命遗弃后，库文轩的鱼形胎记日渐消退，最终负碑自沉；慧仙也毅然剪去了辫子，弃绝了身份政治赋予她的虚假资本。两个弃儿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抗了错谬的时代，挑战了政治的权威。
三、库东亮
身份政治在改写了库文轩命运的同时，也改写了库文轩之子库东亮的命运。库文轩失去革命身份后，库东亮的物质和精神优越感便如黄粱一梦，瞬间化为泡影，少年库东亮过早地经历了他人生中的沧桑巨变。如果说库文轩的命运注定与烈士邓少香有关，那么，库东亮的命运则注定与父亲库文轩有关。库文轩的出身成了悬案，库东亮也就成了来历不明的人，而从库文轩被打倒的那一刻起，库东亮就从根正苗红的革命后嗣变成了“比空更虚无，比屁更臭”的“空屁”，呈现在他面前的不再是温暖、微笑和赞美，而是冷漠、嘲笑和暴力。母亲离他而去；本属于他的面包可以随意被人抢去；他只能像野孩子一样从厕所的窗口爬进那座曾敞开大门迎接他的综合大楼。这使幼小的他承受着无比沉重的心灵挤压，体会到了难以想象的挫败感，成了一个失去精神支撑的空洞存在，凝结为一个词就是“空屁”。他随父亲库文轩流放至船队，俨然承袭了父亲的罪；他从此失去岸上的家园，开始了河上的漂泊。
空旷孤寂的河流，成了与岸隔绝的囚狱。青春被囚禁在河流中，精神成了无根的浮萍。沉闷、逼仄的河上生活，严重限制了库东亮的身心发展，使他原本充满怀想的少年生活只能长久地与孤独相伴：“我发现我身边没有莺歌燕舞，只有流水潺潺。”孤独无助的灵魂，不断地寻求精神的救赎，找寻着生命之根，向往着岸上的
生存。
河与岸，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存空间，无论在中国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中，土地都是家园的象征，是灵魂的安顿之所，离开土地就意味着无根漂泊。作为土地化身的岸，代表的是一种踏实的生命根底，而奔涌不息的河流则是无法把握的异域，意味着漂泊不定的生活。离开土地走向河流对库东亮来讲，是没有任何幸福感可言的被动选择。长久的河上漂泊使他失去了岸上的生活记忆，失去了精神的原乡、灵魂的栖息地。于是，他在河与岸之间不停地奔突、游走，不断地彷徨、寻找。小说中不只一次写到他孤独地站在船头，眺望岸上的世界。可每当他踏入岸上的世界，不是被母亲责骂、羞辱，就是被油坊镇治安小组驱赶、欺凌，因为探望自己心仪的少女慧仙，他甚至被治安小组和人民理发店“通报”，禁止上岸，禁止入店。无休止的欺凌和排拒给他带来了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使他对岸上的世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和敌意。而善良朴实的船民，使他在荒凉的时代中找到了一丝人间温情，河上的生活又让他有了逃避岸上喧嚣的短暂自由，可流动的乡土又怎是安顿他心灵和双脚的家园？
河流改变了库东亮对岸上生活的感受，他不再能区分河与岸的界限。在他眼中，岸上的道路像河流一样波动，河流却成了一片流动的乡土。他不断提醒自己：“从此以后，岸上的每一条道路，不是我的左舷板，就是我的右舷板，我要小心地走，从此以后，油坊镇就是一片伪装过的水面，我要小心，我要格外小心地走。”于是，行走的双脚渐呈“外八字”形。对库东亮而言，这不但意味着行走方式的改变，更反映了他在面对岸上世界时紧张、恐惧的心理。河与岸的对立，隐喻了革命历史对库东亮的拒斥和身份政治对自然人性的摧残。
在此，河与岸有着明确的象征含义。岸上是革命人民的世界，河上则是阶级异己分子的世界。岸上的人经过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训，包括对个体血缘关系的审定，各个背景清楚、历史清白、根正苗红；河上的人则未完成规训，不能通过审定，各个背景复杂、历史不清、罪孽深重。岸上是油坊镇人的家园，一片未获罪者的乡土；河上则是向阳船队船民的世界，一个被放逐者赎罪的囚狱。河与岸是两个壁垒森严的世界，这一界域的划分本身，就暗含着身份政治的隐喻，向阳船队其实是被排斥在革命世界之外“他者”的象征。因此，油坊镇治安小组有权用棍棒对船民发号施令，贴出不许“我”上岸的公告，驱逐这些岸上的异类。可岸上的世界就代表正义和文明吗？对此，苏童是持怀疑态度的。他在散文《河流的秘密》中写道：“岸是河流的桎梏。岸对河流的霸权使它不屑于了解或洞悉河流的内心。”③在《河岸》中，河与岸的区隔和对立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态被呈现的：岸上处处是冷酷、暴力和伤害，河上则尚存悲悯、温情与仁爱；岸上是喧嚣动荡、地覆天翻的革命历史，河上则是隐入时代风浪背面的局促天堂。船民们将被岸上拒绝的孤儿慧仙抚养长大，在库文轩父子发生争执时努力劝和等，都表现出他们不失人性的优美和人间的温情，与岸上世界对船民们一次次的羞辱和驱逐相对照，漂流在河上的船队反成了“文革”乱世中的诺亚方舟。在此，对革命历史和身份政治的追问意味是显在的。
阴戾乖张的身份政治不仅剥夺了库东亮作为一个孩子成长所必需的家庭伦理，还毁灭了他的精神家园，掏空了他生存的安全感，使他的成长之路布满了荆棘。从小失去母爱的库东亮，也无法得到父爱的慰藉。失去了身份、权力的库文轩，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归咎于欲望的放纵。在他眼中，性是祸水、是元凶，是他不幸命运的始作俑者。他不仅通过肉体的阉割来惩罚自己的罪恶，还将赎罪的希望转嫁到儿子身上，对库东亮进行了无形的精神阉割。他严密地监视儿子的身体，严厉地惩戒儿子一切与性有关的行为和幻想，青春期正常的心灵躁动也被他视为可怕堕落、不洁罪恶的。然而可悲的是，动机与结果出现了强烈的反差，原本善良的出发点滑到了相反的方向。在父亲自戕式生存方式的影响下，在青春期极度压抑的煎熬中，长期浸润在孤独、绝望和恐惧中的库东亮，不自觉地远离了尊严和爱，远离了正常的人性启蒙，以至不断地伤害别人，又不断地伤害自己，走向了性格的畸变与心灵的扭曲。
库东亮以他孤独黯淡的青春记忆，以他困兽般绝望的成长经历，揭开了身份政治与亲情伦理隐秘而吊诡的关系，见证了革命历史的沉重、荒凉与非人道。
四、傻子扁金
从傻子扁金身上能看到历史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色彩和库文轩悲剧发生的必然性。事实上，库文轩与傻子扁金又区别何在？选谁做烈士邓少香的后代，仅出于一种历史的偶然，缘于一个并不可靠的生命印记——鱼形胎记。可鱼形胎记并非库文轩一人独有，傻子扁金也有，甚至油坊镇上几乎所有男人的屁股上都有形态各异的鱼形胎记。因此，傻子扁金理直气壮地加入到了竞争烈士遗孤的行列中，为了这个高贵的革命之根的归属，与库文轩展开了一场身份争夺大战。一个至死捍卫，一个痴执追求；一个为之负碑自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为之大打出手，险些成为残废。库文轩，竟落得与一个傻子争夺革命后代的身份。身份不可考，唯有依靠胎记，而胎记，这个已备受质疑的身份证明物，不仅没有一劳永逸地赋予他革命后代的崇高身份，反而成了他一生中所有灾难的来源；唯其如此，才更显得悲怆。傻子扁金的出场，更凸显了革命历史的沉重和虚妄及身份政治扭曲人性、亵渎生命的力量。
五、结语
苏童对“文革”的书写是通过对三个半孤儿人生命运的书写来完成的。在身份政治掌控一切的时代，血缘是判别阶级归属、区分高低贵贱的标志，却又并不具有可靠、牢固的性质；革命历史，则像小说中的河流一样诡异神秘、混沌不清。它们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缠绕着人们的生存，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写着人们的命运，让他们此一时荣耀等身、风光占尽，彼一时却又成为被历史抛弃、遗忘的贱民；让他们获得眷顾的方式不由自主，改变命运的坚执也毫无意义；让他们上下求索、不懈追问，也无法找到精神归宿和生命之根。
库文轩、江慧仙、库东亮与傻子扁金，这些孤立无依的不幸生命，都在求证身份的道路上历尽伤痛，也都以特有的方式承载了历史的负重。无论是以河为家、拒不上岸的库文轩，河岸两地追寻、辗转不宁的库东亮，还是以改写身份、扎根岸上为梦想的慧仙，以及对革命血统痴执追求、誓死捍卫的傻子扁金，都无法逃脱身份政治的碾压和革命历史的洗礼。可作者苏童，最终却以戏谑的态度对其进行了嘲讽和解构：库文轩的胎记日渐消退，慧仙的辫子也被剪掉，而样板戏中的英雄铁梅，竟成了记载革命之子库文轩风流艳史工作手册的封面，唤起革命后嗣库东亮青春萌动的欲望投射对象，以及慧仙博取身份认同和革命青睐的政治资本，这使得革命历史与身份政治的迷障瞬间坍塌。
《河岸》以微细的触角勾勒历史的面貌，切入生活的激流，打开人性的褶皱。文字细致绵密，风格沉郁舒缓，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而褪去了试验先锋的色调。苍凉的调子、哀婉的抒情背后嵌入了理性的沉思，对历史的感悟、对现世的深情融于日常生活的细绘。正是在这一长篇中，苏童完成了对革命历史与身份政治的反思。
①{2} 石剑峰：《苏童让它在纸上等》，《东方早报》2009年4月10日。
③ 苏童：《河流的秘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参考文献：
[1] 苏童.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2] 苏童.关于《河岸》的写作[J].当代作家评论，2010（1）.
[3] 张学昕，梁海.重现历史幽暗处的生命与灵魂——读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J].文艺评论，2009（6）.
[4] 王德威.河与岸——苏童的《河岸》[J].当代作家评论，
2010（1）.
作 者：高颖君，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