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北京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一九一三——一九一八），老舍就开始写旧体诗了。正如老舍自己所言：“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虽然很年轻，可是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可惜，老舍现存的早期诗作很少，迄今只发现了原载一九一九年四月《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第一期的九首诗。数量虽少，但诗作质量上乘，无论古风还是七律，均气韵浑茫，格调超拔，既有陆游的雄豪悲壮，亦有吴梅村的奇丽沉郁。
这九首诗，其中五首系老舍一九一七年参加北京师范学校组织的第二次野营训练有感而作，另四首作于一九一八年老舍毕业前夕。从这些诗来看，青年老舍虽为一介书生，但颇有英武之气，学书学剑，两不偏废，深得陆游其人其诗之神髓。七言歌行《定战地于石景、金顶二山……》，计一百一十三行，咏史抒怀，沛然一气，既有“梅村体”的遗韵，又有陆放翁上马击胡的雄风。如诗的最后写道：“来日神州正多难，男儿刺臂仍吞炭。苻生一眼泪成双，哥舒老将枪留半。君不见，火色鸢肩唐马周，虎头燕颔汉班侯。一代英雄千秋气，宝刀横斫贺兰头。诸君听我歌水调，激昂不屑孙登啸。砉然一声歌且终，霜林射得虎眼红。”但这种指点江山的英雄气很快便消磨殆尽了。在《年光不再，逝者如斯……乃感赋四律》中，面临毕业的老舍深感前路茫茫，只能黯然唱起了别离歌：“几行热泪抵千言，检点青毡别小园。花解听诗愁对月，人能作赋暗销魂。”“细雨酿花人自瘦，峭风吹梦泪先知。愁看临别窗前草，青似当年入学时。”“雨洗荒碑疑拓墨，日斜孤塔挂残红。独骑款段都门去，回首长亭十里中。”英雄的孤独和青春的哀愁从此郁结在老舍的心里深处。所以，当人们后来读到老舍的短篇小说《断魂枪》时不应惊异，因为孤独而悲凉的英雄沙子龙又何尝不是写的老舍自己呢？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老舍从此喜欢上了新文学新小说，也就几乎不怎么写旧体诗了。直到十多年后，在“九一八”事变的国难声中，人到中年的老舍又开始写起了旧体诗，而且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还出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旧诗季节”。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忙于话剧的探索和写作，将近十年未写旧体诗，直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代风潮中，晚年的老舍又开始大量写作旧体诗，即使是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老舍含冤辞世的前夕，他还写了近五十首旧体诗。可以说，旧体诗的写作，是老舍晚年创作的一道独特文学风景，不应忽视。
实际上，老舍的旧体诗创作存在着明显的艺术转变。如果说老舍三四十年代的旧体诗是抗战中的忧患之诗，近乎南宋诗的格调，那么，他在五六十年代的旧体诗就是建国后的安乐之诗，明显带有趋慕盛唐诗的遗风。由尊南宋到师盛唐，由忧患中的批判到安乐中的歌颂，老舍的这种艺术转变在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转型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用老舍的一句诗来概括，这种诗风的转变正所谓“骚人无复旧风流”了。
二
从老舍在战乱时期所写的忧患之诗来看，他的旧体诗明显地继承了陆放翁和吴梅村的诗歌传统。这种艺术传承不仅体现在诗艺上，更体现在诗思诗情的传达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陆游和吴梅村的遗民心态和遗民意识深深地感染了同为“遗民”的老舍。陆游生活在北宋灭亡后的南宋，面对金人的入侵和北方土地的沦陷，在陆游的诗中经常发出遗民的悲吟，如“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等等，这些都是传诵至今的名句。与陆游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不同，明末清初的吴梅村的遗民诗中充满了自伤自遣的感伤情绪。他的《松山哀》、《圆圆曲》、《避乱六首》、《遣闷六首》、《临终诗四首》等等，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抒发了“金川事去家还在，玉树歌残恨怎休”（《台城》）的遗民之痛。可以说，陆游的忧国忧民和吴梅村的自伤自遣，这两种遗民诗潜在地影响了老舍在战乱时期的旧体诗创作。这恐怕也是老舍在求学时期喜读陆放翁和吴梅村的深层缘由。
如同陆放翁和吴梅村一样，老舍其实也是一个遗民，是一个清末民初的遗民。老舍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历一八九九年。他的父亲舒永寿为清朝皇城护军，属满清正红旗人。一九○○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老舍的父亲在巷战中阵亡。国难家仇，这是老舍一生中的心灵隐痛。直到一九六一年，晚年的老舍还对那段悲惨的家史不能释怀，他决心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这就是《正红旗下》。这部长篇是家史，也是族史和国史。身为满清旗人的后裔，老舍没有亲身经历满清王朝的辉煌，但对这个王朝的腐朽和没落却有着痛切肌肤的体会。进入民国，日寇的入侵使中国先后丧失了东北和华北的大片土地，直至整个神州大地陷入风雨飘摇的陆沉之中。老舍在战乱中别妇抛雏，长期过着流亡生活，为民族抗战东奔西走。可以想见，从八国联军到日寇的入侵，老舍心中的遗民情绪有增无减，他的悲哀以及在悲哀中奋起反抗的豪情，丝毫不亚于陆放翁和吴梅村。老舍有两句诗，正流露了他作为遗民的痛楚：“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昔年》）
在老舍的话剧《茶馆》中有一个正直的旗人形象——常四爷，他有一句经典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正是这句话，使晚年的巴金在重新上演《茶馆》的剧场中感觉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我听见了老舍同志的声音，是他在发问。这是他的遗言”。是的，常四爷的这句话正是老舍作为遗民的遗言。对于老舍而言，他不仅是一个常四爷那样的满清遗民，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抗战时期，面对异族的入侵和占领，他更像是一个中华民族的遗民。这个遗民不是封建守旧的遗老遗少，而是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的新文学战士。常四爷的话有两层意思，老舍的遗民意识在他的旧体诗创作中也有两重表现。一方面，老舍在三四十年代创作了大量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诗篇，与此同时，他也写下了不少充满自伤自遣的感伤情绪的诗作，这些诗作正是一个常四爷那样的孤独而感伤的爱国者的自白。由此，老舍三四十年代旧体诗创作呈现出复杂的艺术风格，既激昂悲壮又低回忧伤，还有他特有的自嘲和幽默。
抗战爆发，老舍毅然宣言：“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地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作为一个坚定的抗战派，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老舍的旧体诗创作主要就是围绕着抗战的主题而展开的，集中体现了他的爱国诗人本色。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