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师表 谦逊随和
转瞬间已经十年了，初识王老师要追溯到十年前。当时只想读书，不想再坐在琴凳上的我正面临人生的一次选择，是硕士毕业留在地方当一个钢琴老师，还是考出去继续深造？我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在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我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这个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多么遥不可及的地方，没有预约，没有提前联系，我直接去了院长办公室。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唐突的，也许当时年轻，无所畏惧，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吧。在有些紧张、疑虑和未知的心情中等待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在网上招生简章上选择的导师——王次炤教授（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了王院长做导师，我说当时招生简章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专业只有两位导师，一位年纪稍大，王老师正好1949年生，和我爸爸一样，可能好交流一些）。第一次见面，发现他是如此年轻，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温文尔雅、谦逊随和。我不敢将视线挪向别处，仅用余光感觉到他的办公室很小，四周书架上整齐地排放着许多书籍，像个书房。在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我赶紧拿出准备好的个人简历呈上。在迅速浏览了我的简历之后，王老师说：“来考吧！” 在停顿了片刻后，他补充说，“今年到目前为止，算上你，一共三个人考我的博士，你们都很强，努力吧”。十年过去了，我还那么清楚地记得这几句话，他说得那么平淡，好像很不经意，但对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可是如雷贯耳啊！我曾怀疑是不是领导都很客气或是礼节性的鼓励啊。我暗自揣度，领导应该三思而后行的，我努力地用直觉让自己相信这种平淡的分量和背后隐藏的对我的肯定和信任，心中一阵欣喜。无疑，在之后的接触中，我越来越发现，这种平静正是他的风格，是他在多年的经历和历练中打磨出来的一种修养和境界，有一种大音希声的力量。从此，我新的人生就在这种最初的肯定与素不相识的接纳中开启……时至今日，我还常常反思自己，鞭策自己前行，因为害怕辜负了那份重重的信任。
准备考学的过程中自己心里没底，与王老师有过几次交流，他都坚定地说他对所有的学生一律不做考前辅导或指导，自己看书准备，以示公平。其实这对我来说是挺不公平的呀，因为我从来没在中央音乐学院听过课，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和要求一无所知，只有高高地仰望它的学术和成就，努力分析它的要求和标准，一切只能靠自己了。但是我深深地理解，只要有了考试的资格，一切都是公平的。在经过了几番跨专业加试和正式考试后，我顺利地成为了王老师的学生。因为没有修过硕士课程，所以我的学期非常繁忙，还要补修一些以前没有学过的硕士阶段的课程，但我却感觉无比充实和满足。更重要的是，在没有任何亲戚朋友的北京，王老师成了我唯一的亲人。他经常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我每次打电话都特别怕打扰他，心里忐忑，但电话的那头总是传来亲切的问候，询问父母或家人的情况，问在北京是否习惯，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等等，令我感觉无比温暖。因此，在我心里，他永远只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和长辈，从来不是领导。直到我工作之后，电话那头传来的依然首先是问候和关心，其次才是说事儿。我相信“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中国古训，王老师就成了我的第二个父亲。后来在与其他师兄和同事的交流中得知，不仅对自己的学生，王老师对待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如此，不仅尊重年长的，特别对来自异乡的年轻老师非常关心。有位年轻的同事甚至亲口跟我说，王院长每次看见他都问他家人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他真是不好意思不努力工作，只能拼命给学校卖命了。说完我差点儿没笑出声来，说的好似玩笑，但王老师的平易近人无疑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是发自内心的爱护和关心学校每位老师的生活和工作，用他为人师表的言行默默地影响着他人，使学校充满了人文关怀。值得一提的是，有时候在校外或别的什么地方碰见，王老师总是主动地向年轻人打招呼问好，主动上前握手，完全没有领导的高傲与距离感，非常谦和。
如果说赞扬别人是一种美德，王老师当然是具备这种美德的。无论是在他的课堂上，还是平时交流的过程中，总是听他说某某老师很不错，让我们去读读他们的东西，或者谁谁艺术造诣很高，让我们去听听他们的音乐会，可以多学习;还说自己在某些专题上的研究不够，虽然准备了很多资料，都已经想好了，但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一直没有成文。其实在做学生的时候，王老师就是佼佼者，是非常优秀的，之后做学术也是成果累累，但他却如此谦虚，给我印象极深。我明白，与那些需要用诋毁别人来树立自己的威严和形象的人相比，他是多么高大和值得尊敬。这种谦逊只有内心强大和学识渊博的人才能做到。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我进一步感受到，这种谦逊原来已经是一种学风，一种校风。记得当时我补修的一门课程叫《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这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由于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因此这门课是由好几位老师合讲，每位老师讲其中的一部分，而每位老师上台时都说自己学识浅薄，只是做个指导，无法概览全部，希望我们回去之后多学习其他老师的部分。要知道，每一位教授都是国内该学科的带头人物，都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学家，但是无独有偶，他们都非常谦虚，那是我第二次感到选择了中央音乐学院是一种幸福。后来得知有很多老师与王老师是同学，如今又是领导与同事关系，不知是学校的优良传统影响了王老师，还是王老师当院长的作风带动了学校的校风，我想应该是相铺相成的吧。
治学严谨 视野开阔
虽然任院长多年，但王老师不是单纯的领导，而是学者。王老师对于做学问的要求与他的为人一样，是那么真实和真诚。他要求做学问一定要踏实，要扎扎实实地把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弄清楚，不能华而不实、故弄玄虚，语言要尽量平实易懂、深入浅出，不要卖弄词语。我是在读王老师的《音乐美学基础》（与张前合著，199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和于润洋老师（王老师的老师）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开始专业学习的。最初读《音乐美学基础》的时候，我还在读硕士，是师范大学的钢琴表演与教学专业，从未接触过“音乐美学”，但我觉得书中内容很容易理解，理论观点明确，论述条理和层次清晰，于是产生了一定兴趣。在后来深入学习之后得知，王次炤老师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与于润洋和张前教授共同为音乐学系开设了《音乐美学基础》专业课，已经20多年了，并与何乾三、蔡仲德等老师一起创建了中国音乐美学学科，他一直担任该课程的教学（后来，宋瑾、邢维凯、周海宏等老师加入教学集体，编写了《音乐美学教程》，2002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王老师还先后开设了《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音乐思想》《音乐与文学比较研究》等6门课程。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学集体成为业内一个纯正的学术集体，大家在学术上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可以激烈辩论、据理力争，但私下依然是非常融洽的师兄师弟、同事和朋友。该集体1993年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4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一等奖;1995年《音乐美学基础》获得文化部优秀教材二等奖。王老师率先推广音乐美学成果，首先将音乐美学课程纳入全国电视大学教学中，主编教材并担任主讲;又首先将音乐美学课程纳入全国网络教学，并重新编写教材《音乐美学基本问题》，2005年《音乐美学基本问题》（2011年正式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获得国家精品课程。而《音乐美学基础》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诞生的，在全国具有示范和带头意义，据说已被多次印刷出版，成为全国许多高校后来采用的音乐美学学科的主要教材，为这个学科在全国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后来读到王老师的《音乐美学新论》（1997年由台湾万象图书公司出版），感受到其中更学术化的论述，更富有个性和色彩的观点，语言朴实流畅，论述严谨，均是通过深入理解和思辨之后融会贯通总结出来的研究性成果。他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在国内是比较早的，其中几个专题，如《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美善合一的审美观念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物我同一、情景相即的审美情趣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特征》在该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多次赴世界各地著名大学和音乐学院讲学，如德国汉堡音乐学院、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韩国中央大学、日内瓦音乐学院、香港大学、台湾大学、澳门大学，等等，把中国音乐的美学问题介绍到国外，极大地推广了民族音乐的审美。此外，该著作中的《音乐的结构与功能》运用结构理论分析音乐要素的层次性，是音乐美学元理论建设中的原创性成果，2011年获得了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的金奖。王老师多年来组织和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均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比如参与组建“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并组织召开多次会议，担任理事、副会长等职务。在担任中国音乐评论学会主席的过程中，王老师身先士卒，多次撰写学术性和通俗性兼具的音乐评论，其中《无伴奏清唱剧“桃花扇”审美阐释》以专业的音乐分析和对作品精神层面的准确把握，获得2012年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金奖。
我觉得这些成果除了来自于他的严谨治学之外，还来自于他学术视野的开阔，所以总能厚积薄发。记得在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课上，他一开始就要求我们（同级的几位学生）把整个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梳理一遍，还专门为我们制定了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时期，再到近现代这样一个宽阔的历史线索，要求我们进行大量的文献阅读，包括西方的文献，并形成阶段性研究论文。他说，不很好地了解这些历史就不能从宏观上把握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那么个人的研究将无所立足。在这种训练中，我们不仅博览群书，努力思考，而且也在逐渐发掘着自己的研究兴趣和论文选题。值得一提的是，王老师从来不为我们限定一个思维模式或写作框架，他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写法，但只要遵循学术规范和大的原则即可。我们一般都是把自己的想法大致描述一下之后听取他的分析和意见。他还强调如果大家意见相左，观点不同，也千万不要针对个人进行攻击式的指责，而应该尽力把问题阐述清楚，以理服人。这种思想的自由每每使我们得以充分发挥，在同一专题下呈现出几种不同角度、性格各异的研究成果，后来他还以“同窗互助 教学相长”为专题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直至工作之后，他还一直强调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才能互相提高。他那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名言我一直视为箴言。我觉得，王老师是用人品在做学问、教学生，即使有时候课堂上他说的话可能并不多，我也觉得收获很大，因为他的每一句点拨，每一点提示，每一个建议都不是局限在某一本书或某一个观点上，而是一种方法上、原则上或是思维上的开拓和指引，而他的这些指引则来自于他自身的既严谨又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凝结。王老师除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之外，还写了很多关于学校发展的规划和论述，大约有三四十万字，他说，那也是一种学术成果，是更宽的学术，他认为行政工作之后回过头来做学问会使得视野更宽、更广。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了一位非常大气的学者。
目光远大 胸怀宽广
除了人品值得称赞与学术上成就斐然，王次炤老师作为领导的形象也深入人心。我一直很不习惯也不擅长与领导打交道，觉得领导似乎离群众很远，不容易接近;又觉得自己不会来事儿，不善言辞，害怕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领导喜欢的意思，唯恐把握不好交流的度。至今在领导面前，我还是会有些不够放松和小小的紧张。可命运却注定了我一开始就要跟领导打交道。然而，万幸的是，这个领导正好是我的老师，于是我就只愿意相信并把王院长看作是王老师，而不再把他当作领导。这样，领导的概念模糊了之后，我就感觉自然了许多，在多年的交往中，我越来越喜欢这样的领导了。
每逢开学典礼、教师节或毕业典礼，乃至各种大型活动，只要有王老师的讲话，我都会悄悄地坐在下面成为那个最忠实的听众。我喜欢听他讲话，因为他讲话简单明了，质朴真诚，有中心思想，有高度和概括力，总是在一种不慌不忙的平静中传达出力量。从这些讲话中，我了解到王老师为学校的发展和建设付出了多年艰辛的努力。中央音乐学院从建院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积淀了深厚的办学传统，王老师从1992年任副院长，1998年任院长至今总共算起来已经20多年了。他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管理上也非常强调传统的意义。他说，学校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历史的长河，源远流长;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中央音乐学院应该在学术上始终保持优良的传统，在人格上始终不忘前辈的创业。正是这种办学理念，才使学院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任何改革都是不能脱离传统的，他主张在保持良好的办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赋予其新的办学理念，使学校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发展。
首先，他坚定不移地把人才和教师队伍建设放在第一位，主张打破学派局限，排除一切干扰，不拘一格吸纳人才，并以博大的胸怀容纳各种学术力量，提倡师资结构的多元化，使中央音乐学院集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佼佼者，创建了一支一流的教师队伍。其次，他坚持把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广泛的对外交流作为学校走向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他说，只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才会寻求广泛的对外交流;只有广泛的对外交流，才能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这两者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又不可分割、融为一体。只有面向国际、开放办学，才能看到当今国际上音乐教育的整体情况;才能站在世界音乐教育的前沿来审视自己的现状，并及时调整办学中的问题。所以，学校一直保持着与世界著名音乐学院的校际联系，比如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巴黎高等音乐与舞蹈学院、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曼哈顿音乐学院、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等世界多所著名音乐学院签订校际交流协议，促进了学院办学的国际化，还成功举办了多项像梅纽茵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等重大国际音乐活动，提高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学院长年有世界一流的大师和音乐家进行交流、讲学和演出。正是因为在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教育拓展方面的突出贡献，2007年他被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授予Sanford Medal杰出贡献荣誉勋章（耶鲁大学最高荣誉），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和香港演艺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再次，王老师提倡建立多元、宽松的学术气氛，倡导教学相长、提倡学术个性;允许多元化的学术见解，提倡不同学术流派的并存，坚持充分发挥每一位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全力支持教师提出各种建议，并帮助他们实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王老师开辟院长信箱，欢迎大家及时反映各种意见，他还多次在学校的大会上公开声明，愿意积极听取各种意见。他心胸宽广，为人坦荡，要求反映意见者署名，与学校领导直接对话，他说只要是合理的意见都要考虑，但不容许恶意诋毁和暗自使坏。
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使我难忘，记得在一次毕业典礼上，由于学生过于激动和兴奋，又带有艺术院校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会场秩序有些混乱，他当即在发言中以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师生井然有序地呈接毕业证书和接受仪式为例，批评了在场一些同学的作风，提出向世界一流大学靠拢的标准，除了那些金光闪闪的奖杯之外（的确，中央音乐学院拥有着世界上密度最高的音乐奖项——20多年来，中央音乐学院近500师生捧回了国际级音乐大奖超过300项），还应该不断完善自己的修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素质的人才，最终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可见，王老师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全面的，对问题是毫不避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大胆而恰到好处的。
在改革的问题上，王老师持冷静和谨慎的态度。尤其在教学改革问题上，始终坚持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主张在教学中不断充实学科发展的前沿理论，始终保持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鲜活性。在对待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上，坚持在分步进行、小步快走前提下进行，先从科研体制改革开始，再进行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最后进行后勤社会化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教学改革始终稳步进行，并确保正常的教学秩序和优良的教学质量。特别是在科研体制改革中，他主张打破科研人员终身制的传统用人模式，建立了聘任上岗制，采取“带课题和经费进研究所，完成课题后出研究所”的人员流动机制。使音乐研究所成为教育部批准的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使学校成为了艺术院校中唯一一所“211工程”建设学校。
王老师目光远大，除了关注学校的发展，更关心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他连续两届担任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和国务院学位办全国艺术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多年来，为全国艺术类专业的学科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完善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评估体系、推动艺术院校的改革和发展、提高艺术院校的教学质量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曾两次起草并向中央领导递交关于“艺术学学科上升学科门类”的报告，并多次组织和参与各种论证会议，为艺术学上升到学科门类和艺术学学科目录的修订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全国艺术院校中任职时间最长、最有威望和深受尊敬的校长，在推动全国艺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委员会主任，他组织和领导了大量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音乐学术活动，对我国音乐理论研究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几届全国政协委员兼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曾数次代表文化界参加国务院召集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并作书面发言，不少建议受到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有的建议被采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曾多次代表文艺组在联组大会上发言，向中央领导就文化艺术和教育问题建言献策，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并积极撰写提案，向大会提交《新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若干思考》等提案20余份，这些提案的内容大多得到文化部、教育部等有关部委的重视，不少被采纳。许多提案全文或摘要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报纸杂志上。
情真意切 大爱无形
王老师已经年逾花甲，但精神矍铄，每次碰见，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在去年底的上海会议上，我有幸得到他最新出版的一本当时还未正式发行的文集《我和音乐与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里面有好多是记录他生活中有感而发的一些小文章，虽然不乏学者的风范和领导的睿智，但朴素的文字中更透露出生活的情趣，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读来耳目一新，别有一番风味儿。毫无疑问，文如其人，阅读中我不断感受到，在那些淡淡的叙述和纪实的字里行间，流淌着他真切的情感，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散文和记事，均是从一种陈述和记叙开始，逐渐上升到一种思想认识。从他描写的成长经历中，我发现，他的成长伴随着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同甘共苦的同事，重要的是，他不断地从身边的师长和同事中汲取养料，他懂得思考和感恩，他有一颗既善良而又坚韧的心，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经历，即使是逆境，在他心中也留不下什么伤痕，而是化作了经验。他特别善于学习，在不断学习别人长处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了自己的人格和修养，建立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他所记录的音乐家如蔡仲德先生、蓝玉崧先生、江定仙先生、金湘先生、吴祖强先生、于润洋先生，以及表演艺术家郭淑珍、林石诚、闵惠芬、吴景略，等等，都对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重要的是，他能被众多优秀的品质所感染，说明他本身即有着许多优秀的品质。在学者与领导双重身份的交融中，王老师阅人无数、交友无数、惠人无数，他在人际关系中形成的是良性循环。我感觉他的身体好像是一个净化器，他总是把那些负面的东西都过滤掉了，从而不断地散发出正能量来。处在一个社会或者集体中，哪能没有摩擦，没有矛盾呢？但是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用什么方式去处理则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精神境界的问题，每次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王老师都能很辩证地思考，客观地对待。我特别爱读那些短文的结尾，因为充满了正能量。比如他把知青下乡十几年荒废的青春看作是一代人毅力和韧性的锤炼，而不是抱怨。他说：“改革开放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是物质利益？是生活水平？还是工作和事业？这些都是，但我想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精神，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它比意志、韧性和人格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它留在我们的心中，将永远成为我们为祖国繁荣和富强而奋斗的精神力量！这也正是我们共和国的精神！” 其实，我也成长在类似这样的口号中，但是当他写出来的时候，我却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是口号，我感觉到的是父辈那一代人纯洁的、真挚的、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还有知识分子的满腔热血。在讨论家史的短文中他指出，有的人用家史来扬名，他是不屑的，他说：“我想我应该做的是把祖辈留给我们的爱国、创业、追求真理、民族抱负和淡泊名利的人格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圭臬，并用激情和智慧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作出贡献，要用自己的努力为我的家史增添值得后人回味的一页。”
我还特别喜欢王老师所写的那些他出去游历和考察的情节。像《九寨沟的声色断想》《通往蜈支洲岛的道路》《泰晤士河上的音乐回响》《莱蒙湖畔的音乐故事》等等，文笔优美，充满了诗情画意，那些自然景色总是能跟音乐产生联想。比如，在对九寨沟的描述中，他说：“那深远而平静的水面，不仅使我们感受到海的境界，而且也能使人们联想到德彪西管弦乐作品《大海》第一乐章中对平静海面的一段描写：弦乐在高声部持续的长音弱奏，加上木管在中声部的轻声呼应和竖琴偶尔的点拨，给人一种舒缓、平静而又深远的感觉。这正是平静海面所带给人们的感受和遐想。”这些文字犹如学术文章之外一股清新的风迎面拂来，不仅表达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而且透露了他与生俱来的对音乐的喜爱。这是我第一次读王老师写的散文性质的东西，使我看到了一个更立体、更丰富、更生动的生活中的他。其中有一篇题为《母亲·亲情》的短文非常感人，是他怀念母亲时写下的，说在一天晚上八点半，他习惯性地拨通了杭州母亲家的电话，突然间一阵心酸，才意识到母亲不久前已经离开人世……由于多年在外工作，身兼数职的繁重事务使他未能经常在母亲身边照料，但他却养成了坚持在每天晚上八点半打电话过去问候母亲的习惯，而如今这个时刻对于他来说的意义，也许就永远是留给亲人的回忆吧。他说：“亲情是人和人之间无形的精神链条，它还会在潜移默化中滋生人性的美德。亲情看起来似乎是儿女情长，但它真正的涵义是体现在人格的境界之中。它是最纯真的爱，没有任何功利和私欲。亲情维系着家庭和朋友，久而久之，当它作为人格境界表现出来的时候，却已成为一种广阔的大爱，它不仅面对亲人和朋友，而且还会把这种爱扩大到面对整个社会。”我觉得王老师正是把这种大爱扩散到了身边的每一个亲人，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同事、每一个师生，扩散到了学校，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从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学术孜孜不倦、为学校勤勤恳恳、为社会殚精竭虑，所作出的贡献，他心中的大爱乃行动的源泉啊！
记得在我博士论文完成的那一刻，写后记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水一直不断地滴到电脑键盘上，在打印稿纸上浸染出一片片水墨画似的花朵，因为要感谢的人太多，而最值得感谢的就是王老师。当时我写道：他用宽广的胸怀、忠厚的为人和严谨治学的作风深深地影响着我，这是我一生的财富。他那恬淡的微笑和坚韧的眼神在我心中刻下了许多珍贵且动人的画面，这是我永恒的记忆。转眼间，我已经工作了近七年了，如今这种感受更深。今日落笔，写下一篇并不精彩的文字，也许只是因为当年那个并不怎么确定的眼神早已化作了至今永远不能忘却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