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廉政文化，山西历史上不乏典型人物。封建时代就有狄仁杰、于成龙、陈廷敬、吴琠，为后世所称颂。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执政的根据地（解放区），特别是党在山西全省执政之后，党的领导干部清正廉洁事迹，更是光彩夺目，彪炳千秋，令人赞叹不已。与封建时代那些“廉吏”“清官”相比，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有以下显著特点：第一，思想境界高，是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出发的；第二，公仆意识强，诚心诚意地当人民的好“长工”；第三，自我要求严，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作为，不受任何外来压力的胁迫和督促；第四，廉政事迹奇，“奇”在超出了思想觉悟低、道德品质差的一般人的想象；第五，借鉴作用新，他们的作为离现实生活很近，像是一面镜子，可以马上给人们以榜样的教育作用。在今天宣传他们的作为，对于弘扬党的建设主旋律，发挥党的建设的正能量，推进反腐倡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绝对不可等闲视之，予以疏忽。
且看他们清正廉洁的那些轶事吧！
杨秀峰不搞特殊
杨秀峰抗战期间曾先后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薄一波、戎子和任副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子和任副主席）。他一向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从不搞任何特殊。1941年粉碎敌人秋季“扫荡”后，他亲自到黎城等地慰问在反“扫荡”作战中浴血奋斗的军民和干部。到达黎城时，县政府负责人做了一顿罕见的面饭，想给他改善一下生活。但饭端到桌上，杨秀峰就是不吃，而且严肃地批评县长说：“为什么不和大家吃一样的饭？领导干部就可以搞特殊吗？”最后只好把这些饭让大家共同吃掉。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完全和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件事当时在广大干部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影响很大，对发扬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优良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还亲自深入农村，登门慰问在反“扫荡”作战中牺牲的军人、民兵家属和伤残的群众。广大群众深受感动，都表示：“战争再艰苦，我们也要跟共产党走，跟抗日民主政府走！”
安子文化私为公
在极端困难的1941、1942年，太岳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薄一波、安子文和普通干部一样，同住大窑洞，同穿一色衣，上山开荒种地，过着艰苦的生活。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与区党委干部同灶吃饭，常吃野菜，很长时间见不到一点肉，身体日渐消瘦虚弱。他的夫人将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衣服、毛毯等变卖，从延安给他捎来4000元边币，让买点有营养的食品补一补身体。安子文接到这笔钱后，交了1000元党费，拿出一部分供区党委干部夜班加餐用，其余都交给机关食堂，供大家改善伙食。
牛佩琮、裴丽生与群众
共战灾荒渡难关
1943年春夏之交，太岳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部分地区久旱无雨，禾苗、蔬菜多数枯干，秋收无望，加之日军的破坏和掠夺，天灾人祸，使饥饿现象十分严重。仅第二专区就有待救灾民数万人， 士敏、高平、晋北（县）受灾人口占到人口总数的1/4以上。1943年至1944年春，受灾最严重的士敏县就饿死了2600余人。在这严重的形势下，太岳区各级党政机关都把生产救灾作为中心工作，号召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增产节约，赈济灾民。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带领机关干部开荒种菜。行署副主任裴丽生两次到受灾最严重的士敏县与干部群众一起研究生产救灾的办法，经过党政军民总动员，终于战胜了灾荒，渡过了难关。群众感慨地说：“只要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有办法。”
赖若愚不徇私情
赖若愚是新中国建立后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副书记，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太原警备司令部政委、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重要职务。此时，他的朋友便想拿他当靠山。他的一个妹夫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对人民犯有罪行，他不顾妹妹多次说情，依法把其镇压了。他还有一个哥哥在阎锡山统治时期是个工头，解放初期因克扣工人的工资，也被依法判了徒刑。这种不徇私情、秉公办事的精神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和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操。
卫恒自订“家规”
卫恒曾任山西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他克己奉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担任领导职务后，他给家中子女订了几条不成文的“家规”：不准乘坐公家配备的专车；不准拿公家的戏票参加晚会；不准去小灶吃饭，不准接受任何人送来的礼物。在用车方面，他自己除办公用车外，办私事、看电影是步行去、步行回。他说：走路很有好处，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节省汽油，还能和群众在一起，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他去湖滨会堂作报告，爱人坐上公共汽车去听报告，而不能顺便搭他的专车。1964年秋天，因家中有急事用了一次专车，他让公务员到汽车队交了20元车费。有一次他下班回家，看见桌子上放了几斤肉，问明情况后，让家里人坚决退回去。
刘开基为子女订《约法七章》
刘开基曾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对自己的8个孩子要求非常严，他同子女们讨论，确定了《约法七章》：不准乘坐公家配用的专车；不准使用公家的东西；不准翻阅党和政府的文件，不打听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不准拿公家发的戏票参加晚会，看电影必须买票；不准打着父亲的旗号向组织提个人的要求，要个人待遇，办个人事情；不准接受别人的礼品；不准在生活上与别人攀比。他的爱子幼时摔坏了腿，在北京治疗时坐了一次山西驻京办事处的车，他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大女儿和儿子，并补交了汽油费。3个女儿上小学时，回家和返校常常步行十几里地，从不派用公车，即便是顺路搭车也不允许。大女儿在天津工作时，患重病动了手术，山西驻津办事处打算给以照顾，被他严厉制止。周末机关放映电影，一个女儿没有买票进去了，他知道后严肃批评，并让女儿写了检查，补交了票款。
刘开基每逢春节均要忆家史，家人团聚，他就从自己高祖说起，给孩子们讲述刘家5代当牛做马的苦难家史，讲完家史就引用列宁的话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接着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刘开基的今天，就没有咱这一家。”并领着孩子们唱《国际歌》，教育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刘开基还教育孩子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他本人穿补丁衣，吃农家饭，几十年如一日，以此教育孩子们。他常说：自己生活好了不算好，让天下受苦受难的人都好起来才算好。并经常告诫孩子们：在生活上要与最困难的人比，学习上用纸不准随便糟蹋，一张纸，铅笔写了钢笔再写，最后练毛笔字。一件灯心绒夹克，从儿子穿起，一直传到三外孙，5个人穿了十几年。
刘开基的外甥在部队服役期满后要求他在太原安排个工作，刘开基语重心长地教育他：“我们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不能搞‘家天下’，你响应号召参军尽义务是好的，从部队复员后应服从政府安排，不能搞特殊化。现在农村正需要人，种地有什么不好。过去我们穷得没地种，现在共产党坐天下，农民有地种，何乐而不为，你生活困难，我可以帮助你一点钱，但工作问题我不能给你解决。”在刘开基的教诲下，他的外甥愉快地回到了原籍农村。刘开基的侄儿从部队复员后找他帮助安排工作，也被他顶了回来。
刘开基严禁家人坐公车、吃公饭、用公家的东西。至于孩子们求学就业，他要求靠本事考学校，毕业后自觉到基层去锻炼。他的8个子女有5个下乡务农，3个参军当工人。他经常给子女们讲：“中国人80%是农民，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革命，不关心农民的疾苦就是忘本。”1975年12月，刘开基的女儿刘晋英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征求父亲意见，刘开基告诉她：“你到我当年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安家落户当农民，接受劳动锻炼去吧。”遵照父亲的意见，刘晋英卷起铺盖到了当年抗日战争期间反“扫荡”指挥部所在地——沁源县中峪店村一个偏远的地方安家落户当农民，并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为伉俪，在那里整整干了15个年头，后因工作调动才离开沁源。
赵雨亭教子有方
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赵雨亭对子女的教育，不是呵责训斥，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励之以志，劝之以正，示之以剑。每年农历正月初九他生日的那一天，儿孙满堂，拜年祝寿，他都趁欢庆祝寿之际，举行家庭座谈会，让子女们谈一年来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情况，他和老伴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对子女们进行教育，希望子女们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他说：你们有的人特别是最小的一代人，是20世纪的人。在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世纪里，一定要经受住考验，不要只讲享受，要始终保持一种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思想和意志，要不断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04年赵雨亭88岁生日时，家庭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做一个革命者。他谆谆告诫子女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有坚定的立场，不要被金钱迷住了眼睛。有人认为权力不会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金钱才是最可信的，因此一朝权在手便把钱财敛，这一旦成为目标，人性中的贪婪就会膨胀起来，灾难也就为期不远了。人不会把金钱带入坟墓，但金钱却能把人送入坟墓，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才能过好金钱关。他要求子女们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财不沾，一身正气，才能清清白白地做官，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在社会上流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日子里，赵雨亭为子女们办喜事都戒奢从简，新事新办。大儿子结婚时，赵雨亭给儿子买了一辆自行车，结婚那天，儿媳是自己骑自行车从娘家来的。赵雨亭花了30元钱在家里炒了几个菜招待了亲家。大女儿结婚时，赵雨亭送了一块手帕作陪嫁，那是赵雨亭当年抗美援朝时收到的慰问品。二女儿结婚时赵雨亭送了100元作陪嫁。三女儿结婚时只送了她妈妈戴过的一块旧手表作陪嫁。四女儿结婚时父母送了两套被子作陪嫁。女儿们都是骑自行车去婆家的。小儿子结婚时只是雇了两辆小车把媳妇迎回来，在自己家里做了两桌饭招待了娘家人。赵雨亭操办儿女婚事如此简单，充分体现了他廉洁的家风。赵雨亭教育子女们要个个争气，家庭和美。他家被山西省妇联誉为“文明家庭”。他的治家教育子女们所为，不愧为老党员、老革命、高级领导干部的典型。
刘舒侠不为子女讲情面，徇私情
新中国建立后，刘舒侠任太原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主管文化教育工作。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从不以权谋私，给自己的子女以方便。
1972年，刘舒侠的小儿子五毛即将高中毕业，面临下乡插队。当时，他周围有些同学找关系留城，他也想这样做。刘舒侠同儿子进行了一次长谈，说：“既然插队是大的趋势，这条捷径你不能走。没有接触过社会，没有接触过农民，这正是你锻炼的大好机会。在这种环境中学会做人，才能自强自立。”他的小儿子愉快地走上了插队之路，半年后又报名参军。通过几年插队、参军的锻炼，他懂得了生活，懂得了社会，学会了做人，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战胜困难的勇气。1977年从部队复员回来，正赶上“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招生。高考成绩公布后，他仅差一分未能过录取分数线。但政治学科考了99分，在全省排第二。招生办公室的同志说：分数线的划定在招生办公室，也就是说在你手里，小五的学科成绩是较高的，完全可以特招进去。刘舒侠不讲情面，不徇私情。他看到孩子未能被录取而心灰意冷，万分沮丧时，说：“你得理解爸爸，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如果一开，那就遗患无穷。”之后，刘舒侠找了太原一些老师为儿子补课，第二年儿子不负众望考上了学校。还有一次，山西文化进修学校招生，刘舒侠的女儿差两分未过录取分数线，有关同志决定给以照顾，刘舒侠却不同意：“别让我带头违反校规。”刘舒侠两次掷地有声的语言和果断的决定，显示了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高尚情操和人民公仆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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