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大师史景迁，十分景仰我国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并以弘扬太史公文笔优美的书写传统为乐事，于是取了这么一个中国化的名字。40多年来，他写了10多本有关中国的书，如《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1974年）、《利玛窦》（1984年）、《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的中国历史》（1990年）、《中国纵横》（1992年）、《大汗之国：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1998年）、《毛泽东》（1999年）等。
史景迁的中国历史作品不仅在史学界反响甚大，也常常成为出版界的热门货。美国评论界称，“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奋不顾身地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据说，许多美国青年正是通过他才知道鲁迅、丁玲并了解中国现代史的。
史景迁讲述中国故事的秘方何在？史景迁讲述中国故事的人文视野，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提供了一种视角和技巧。
一种视角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史景迁出于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兴趣，创作了《利玛窦的记忆之宫》（1984）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988）这两部作品。利玛窦在中国生活长达27年，竭力调和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并积极传教，收获颇丰。而胡若望则是一个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人，曾被带到法国生活数年。但他对西方文化并不适应，结果闹出许多乱子，自己还一度被关进疯人院，历经坎坷，最终被遣送回国。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史景迁揭示了晚明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效果的强烈反差。
这种比较研究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着眼点，那就是在世界版图中观察发生在中国的事。这种视角的确立，可以使海外读者在一种左右对比的审视中，来观察那个年代中国所发生的一举一动，寻找其中的距离与落差，从而改变传统所见讲述中国故事的自说自话的陈旧模式。
我们知道两种文化相处时很容易有“误解”，“误解”不一定符合被看的一方的本来面目，所以不同文化之间需要互看。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评价史景迁对学术的贡献时说：“史景迁的主要贡献是启发不同文化要互看，从而造成一种张力。自己看自己，比较封闭。我看你，与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样的。”
一种技巧
我们生活的年代，构成我们生活的背景。沿着年代的背景，去考察每个人生活的状态，他们的情绪或表情，都构成了社会生活、国家生活的表情，从而成为一种时代性的记忆。
一沙一世界。反之，宏大的社会生活、国家生活都表现于微观的个体生活，农民、城市群体的际遇，无不折射着一个时代的表情。由此，具体的个人、事件浓缩社会的变迁，而个体的体验和感情为社会的变迁作了鲜明的注解。
传统的历史研究往往局限于帝王将相、伟人、成功者，或者是参与重大事件的精英人物。所以梁启超在批判传统的史学时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而中国出版业走出去也往往囿于王侯将相、朝代更迭的历史坐标。
但是在史景迁的中国故事中，有雄才伟略的封建帝王康熙、雍正，有热血沸腾的革命者毛泽东，有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有才华横溢的作家曹雪芹、鲁迅、丁玲，有封建君主忠实的大臣曹寅，有谋逆秀才曾静……甚至还有最普通的平民百姓如胡若望、王氏，等等。
史景迁讲述的中国故事正是通过追究人物的自身存在价值以及社会投射在个别生命中的痕迹，揭示各色人物背后的大历史，才让海外读者相信：在他的故事中，历史人物是真实的、可靠的、生动的、活泼的。这为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提供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技巧。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不妨这样讲述中国故事：将个人或事件置身于一个宏大的时空背景下来考察，深入到个体的生活中，具体观察事件的脉络，借助小说式文学化的语言表现具体的人和事，能有效表达出这个中国故事的主题。
这正是汉学家史景迁讲述中国故事的人文视野，也是中国出版业走出去需要建构的视角和技巧。当然，这只是我，以自己职业的眼光“断章取义”地看到的史景迁讲述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