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摘摘 要：在东北文化的浸润下，萧红的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自成一家，并且成为她文学创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东北这片土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及其文化， 决定了萧红文学创作的特色与风格。东北地域文化对萧红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其人物与环境、深邃的思想内涵以及创作中标新立异的艺术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
关键词：东北地域文化；萧红；乡土小说；影响
作者简介：李福梅（1988-），山东潍坊人，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艺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2-0-01
九·一八事变的特定社会时代背景决定了东北作家群的多数作家将文学作为救亡的武器与工具，通过文学作品来呼唤与启蒙人民奋起抗战，保卫家园。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日本侵略的社会背景使得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呈现出异于其他乡土作品的独特风格。萧红作为东北作家群的中坚力量，既有群体的风格，又有对于这个群体的超越，她以一颗赤子之心、悲悯的情怀对于故土的愚昧、麻木、落后的审视，使得她的创作在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中独树一帜。正如鲁迅所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1]本文主要通过对萧红乡土小说中人物与环境、深邃的思想内涵以及创作中标新立异的艺术追求等方面的分析，阐述东北地域文化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
一、环境与人物
萧红对于北大荒自然风光的逼真再现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听着她的叙述，读者也仿佛来到了那天苍苍野茫茫、旷远、荒凉的黑土地上。《呼兰河传》开篇对于东北严冬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掩卷难忘。“严冬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更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这样的严冬在中国其他地方则是看不见的。
人物是小说的要素之一，人物性格的形成又是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人物的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刻的地域文化印迹。在萧红的文学创作中， 不论是环境描写， 还是人物塑造， 都带有鲜明的黑土地文化特征。这在她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 表现得尤其突出。呼兰和这个百年不变的小城， 生活着许多本性善良但又愚昧麻木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单调、刻板、寂寞……“生、老、病、死， 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在这死寂的毫无生命活力的生活中，人们只有靠野台子戏、盂兰节等精神盛举来消磨时光。在大泥坑边观看生命被吞没，在老胡家围观小团圆媳妇洗澡，在冯歪嘴子的窗户外边偷听消息然后说长道短， 则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所在。例如《呼兰河传》中活泼开朗的小团圆媳妇，就被她的愚昧顽固的婆婆折磨死了，原因却是团圆媳妇不知道害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就吃三碗饭。这种愚昧的对生命漠然的悲剧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二、深刻的思想内涵
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农村题材小说大多是站在阶级的立场上表现农村的阶级斗争，表现农民的觉醒与反抗。而萧红在主流文学致力于描写下层劳动者的反抗性与斗争性的时候，却以一颗对故乡的赤子之心发掘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
在抗战的大的社会背景下，萧红则从侧面表现战争，她的作品中没有正面的硝烟弥漫的描写，而是坚守着对国民生存状态及国民性的终极关怀，描写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生死场》中金枝的遭遇不仅是男权社会女性的悲剧，更是战争对于国民的摧毁，是战争所造成的。萧红没有完全附和到时代的大潮中去，而是“不合时宜”地坚守着“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创作立场，将审视与批判的目光投向病态的国民灵魂。呼兰河这座小城，萧红在其中生活了近二十年，呼兰城已铭刻在她的心底。她对于呼兰河人的麻木的生死轮回，闭塞的生活方式熟悉至极，对故乡这片热土以及在热土上生活的人们充满了深深的热爱之情。正是由于对其爱之深，则责之切，更多的展现故乡人们的愚昧、麻木等内在的精神状态。翻开萧红的乡土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原始、蛮荒的气息，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混沌、蒙昧的图画。萧红对于“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写得如此的力透纸背。
三、标新立异的艺术风格
萧红在艺术上是一个拓荒者。萧红极力追求和探索新的艺术创作方法——散文化的小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萧红的小说不像传统的小说那样具有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这些完整的情节要素，有时也不像传统的小说那样有完整的线索贯穿整个作品。她的小说情节有时打乱了时间的界限，小说的情节不是按照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顺序展开，而是突出富有地域特点的情节片段，或者是富有地域特点的场面的展现。她的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都是散文化的小说，两部作品都没有贯穿全篇的完整的故事情节，前者以场面描写为主，后者以抒情描写取胜。然而，这两部作品却在文坛留下了永久的光辉， 并成为散文化小说的始作俑者。《呼兰河传》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作者以第一人称的童年的视角叙事，将强烈的感情贯穿全篇。对此，茅盾曾给予萧红十分中肯的评价：“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
萧红之所以能有任性、大胆、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的性格，这当然与东北特有的自然环境的熏陶有关。在后花园中，“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萧红从小看到那么多自由自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生命，自由创造、不受拘束则成了她由衷的向往。萧红之所以能以散文化的叙述笔法随心所欲的来写小说，是与大自然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所形成的独特个性分不开的，没有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性格，也就没有萧红的自由散漫、舒卷自如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文体与结构。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91页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45页
[3]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73页
[4]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5]聂绀弩.萧红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