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人题材小说（文中简称工人小说）随着日本工业化的高度发展而大量出现和走向繁荣，以其数量多、种类全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日本工人小说，对于研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概况及特点，乃至研究世界无产阶级文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日本工人小说的研究还很薄弱，叶渭渠的《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小说史》中对日本工人小说有所涉及，但篇幅有限，论述也较为笼统。此外，一些研究者曾对个别作家或作品有所分析，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很少见。
一、日本工人小说概说
日本工人小说的繁荣是与其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日本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也是当时亚洲唯一一个没有丧失主权的国家。由于明治维新的缘故，早在1886年日本有产业工人十万人，1906年时已增至约六十万人，其中女工占十分之六，在以后更是以几何式的速度增长。[1]日本工人的地位低下、工资待遇极低，因此不断暴发反抗压迫的斗争。在斗争中产生或引入了很多无产阶级思潮，作为宣传这些思潮与鼓舞工人运动的最为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工人小说就迅速发展起来。
总体来看，日本的工人小说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种类繁多。从篇幅上来看，有短篇、中长篇，其中短篇多于中长篇。从内容来看，大多以工矿企业与劳动密集企业为背景，表现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方式基本上为撒传单与罢工。从创作时间上来看，大体在20世纪20～30年代，又以中后期数量多、水平高。关于日本无产阶级创作的发展过程，叶渭渠认为有两个大的繁荣期，第一个繁荣期的主要作品有叶山嘉树的《水泥桶里的一封信》（1925）、《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5）等；第二个繁荣期的主要作品有小林多喜二的《1928年3月15日》（1928）、《蟹工船》（1928）、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1929）等，[2]其说可以参考。从作家构成来看，主要是无产阶级派作家，按人生阅历又可以具体分成以下几个类型：（1）日共创始人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野重治；（2）工人出身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这一类作家占有一定的比重，且较为人们熟悉，例如叶山嘉树、德永直、佐多稻子等；（3）由知识分子转变而来的作家，这一类作家也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他们中的代表首推小林多喜二。除此之外，农民与反战作家黑岛传治，已是知名作家的秋田雨雀、江口涣、藤森成吉等也都有一些工人题材的作品。
至于小说的指导思想也是不断发展或多种并存的。早期一些作家主要是受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影响，在创作上主要采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此后较有影响力的是本间久雄于1916年在《早稻田文学》上发表的《民众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所提出的“民众艺术论”，即“艺术家要将重点放在人数最多的下层阶级和最底层的工人阶级的人们身上”[3]等观点。到了20世纪20年代，平林初之辅、江口涣等主张的“第四阶级文学论”进一步触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关于文学的历史性与阶级性、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无产阶级文学自身的价值判断等重要问题，起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启蒙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开始有意识地引进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和批评标准。[4]以上文学理论和主张在日本工人小说的创作中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当时的日本作家与文艺理论家并没有批判地继承浪漫主义原则，这也为日本工人小说艺术手法上的单调埋下了隐患。
二、日本工人小说的内容特色
从内容上看，日本工人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描写工人自发的斗争为主，没有刻意强调政党的领导，这一点与苏联和中国同类题材小说的倾向有明显的不同。从指导思想来看，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与苏联和中国一样，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思想具有“从执拗的现实——事实出发”，“用社会的、阶级的观点观察和描写一切”等特点，[5]对政治和思想性的强调要高于其对艺术性的追求。我们阅读苏维埃小说与中国革命历史小说可以感受到里面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或领袖的绝对领导作用。在苏维埃文学中，里面常常有一个共产党员精神领袖，他已经是党与政策的化身，党的思想已溶入血液（也有的会描写这是经过一个艰难过程的），例如《毁灭》中的莱奋生与《铁流》中的郭如鹤。中国的革命历史小说里面不仅有无数光明磊落、完美无缺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总是无时无刻地通过共产党员的议论性语言，强调党的伟大正确与英明领导以及巨大作用；或是写一个普通的青年，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与党的干部的关怀教育下成长为坚定的革命家与坚强的党的干部。前者如《红岩》，后者如《保卫延安》。然而阅读日本工人小说，却常常感受不到强烈的政治导向在情节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里面推动工人运动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政治领导，而常常是由于劳动条件的不断恶劣、劳动强度的不断加大，再有象征资产阶级或其帮凶的人物的非人的毒打虐待等，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也有些作品中的导火索是工厂要解雇一部分工人等与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这一类如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1929）、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的人》（1932）、《工厂党支部》（1930）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佐木隆三的《大罢工》等。总之，很少看到描写政党领导使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并“感到跟着党走一定会有光明前途”的。大多数小说里面的共产党员也多是聚在一起开碰头会，讨论具体的对付工厂的计谋和策略，而不是“站在高台上向工人们宣讲党的政策，下面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即使写他们为工人运动斗争也没有写得波澜壮阔、轰轰烈烈，更多的是像幽灵一样从不为人知的地方冒出来，做完像发传单式的工作就立刻不见踪影，而不是“站在工人的最前沿，同资本家的代表针锋相对地斗争”。例如《工厂党支部》开头共产党员森本把传单递给熟悉的女工阿绢时的片段：“‘别让工头看见，分给大家。这件事就拜托您了。’说罢，他‘咚’的一声跳下窗台。立刻他那矫健的后影翻出围墙去了。”[6]《蟹工船》和《没有太阳的街》被誉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派的瑰宝”，但《蟹工船》中体现无产阶级政治宣传的只是川崎船被风暴吹到堪察加半岛，船上的渔工看见俄国人用肢体语以及一个中国人不成句子翻译的“无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几本“宣传赤化”的小册子。《没有太阳的街》里面则是一个像小偷一样的青年随手散发的传单。综观日本工人小说的主要代表性作品，包括短篇与中、长篇，在这一点上都是大致相同的。
与此相联系，日本工人小说的另一个内容上的特点是侧重于描叙工人的悲惨处境。日本工人小说的重心在于反映工人的处境悲惨而不是其对敌人的反抗。大多数短篇小说都是表现工人处境悲惨的，例如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环境恶劣以及劳动收入极低以至于不能养家糊口，还有工头资本家与反动政府的毒打迫害等等。早期的如江口涣的《诱拐劳动者》、细井和喜藏的《一部机器》、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神近市子的《雄阿寒山的寒风》等都是描写工人所遭受的非人虐待的。后期的短篇也基本上沿袭了这个特点，例如叶山嘉树的《水泥桶里的一封信》中描写工人松户与三每天都要工作远远多于11个小时，可工资连糊口都不够。有一个男工在装石头时被坠入粉碎机里去了，他的骨头、肉和灵魂都碾成了碎末。[7]佐多稻子的《奶糖厂的女童工》（1928）里的主人公，13岁的弱不禁风的小女孩弘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辍了学，每天天不亮就要到离家很远的奶糖厂去工作。她每天都在使劲干活，可在扣去电车钱后，工资所剩无几。[8]不仅是短篇小说，就连许多长篇小说也是这个特点，例如小林多喜二的《1928年3月15日》，通篇就是写共产党员与工运领袖被逮捕后关入看守所以及被刑讯拷打的情景，里面有不少描写刑讯的场面。[9]《蟹工船》和《没有太阳的街》也是着重于大段篇幅描写工人的高强度、高危险的劳动，与其相比斗争的篇幅就少了很多。
日本工人小说刻画工人反抗斗争的侧重点与方法也不同于一般无产阶级小说。阅读苏维埃小说时，基本上可以看到是武装起来的工农同外国干涉军与白匪进行战斗；阅读中国革命历史小说基本上可以看到坚强的党的领导人领导一切群众同反动势力进行武装起义、学运、抗粮抗租等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阅读日本工人小说，发现里面很少有激烈的场面，至多也就是工人同工头、资本家或军警的冲突，例如《蟹工船》最后渔工们痛打监工的情景与《没有太阳的街》中火烧王子纸厂与工人们同警察或打手的对峙。日本工人小说中描写工人斗争侧重的是工人组织团结起来与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召开碰头会商议同资本家的斗争策略，注重描写斗争的过程，而不是斗争的结果与影响。
日本工人小说在内容上的这种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早期的小说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潮还没有盛行，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党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当时主要流行的是改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小说中就以批评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其次，一些工人小说的作家是工人出身，且大多辍学较早，没有很系统的文学学习与较高的文学修为，其对于阶级斗争的概念也并不十分明晰。在社会主义思潮没有兴起或没有广泛流传之前，只是抱着对工人自身悲惨命运的同情或单纯对资本家的憎恨进行创作的。第三，当时的“民众艺术论”等文学思潮也对工人小说的写作有直接影响。因为按照本间久雄、田中纯等人的观点，民众艺术应成为民众自己的艺术。参照这个理论观点，工人小说就应该反映工人的劳动与生活，因此许多作品都以刻画广大工人熟悉的工人的悲惨处境为主。一些“无产阶级作家重视接近工人、农民和人民大众，参加他们的实际斗争、体验他们的实际生活，努力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描写他们”。[10]第四，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由于日本工人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他们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就像小说中所说的“云里雾里的人”或“妖魔鬼怪”。为了适应当时日本工人的普遍接受状况，就更注重描写与记叙当时工人的工作生活情景，而没有去刻意突出共产党、劳农党等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此外，到了工人小说的后期，由于“二·二六”兵变等一系列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政变，以及田中“刺刀”内阁的上台，对内实行严酷的专制高压，剥夺人民各种自由，并尽一切残忍手段打击屠杀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例如骇人听闻的“三·一五”事件与“四·一六”事件。此时日共已遭受打击，更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表明政治主张。
三、日本工人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
在艺术方面，总体来看，日本工人小说的文学价值并不是很高，至少是远远低于政治价值的。其实不仅是日本的工人小说，苏维埃小说与中国革命历史小说也是政治价值高于文学价值的。三者的共同原因是把文学作为政治宣传的载体而忽略了文学作为艺术本身的价值，即审美价值。由于日本工人小说创作中过分注重“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而否定了浪漫主义，阅读多数日本工人小说，可以发现其创作手法具有以下特点：
结构上大体相似，且大多具有“虎头蛇尾”的特征。这一点是大多数长篇日本工人小说的特点。基本上长篇工人小说的高潮之后就黏附着结局，也可以说结局并没有独立，或者说结局在小说中的地位十分微弱，基本上很难把它看做一个独立部分，只能算是篇幅也不算多的高潮的结尾部分。这种感觉不仅体现在篇幅上，在思想感情表达上也有体现。阅读一些长篇的日本工人小说，会感到结尾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低沉、悲观，与高潮前如火如荼的筹划、联络、组织感到极不相称。和苏联、中国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这一点也很明显。其实，斗争失败的结局不一定就必然写得情调低沉、草草收尾。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的结尾：游击队被白匪包围，莱奋生率队突出重围，最后只有19人突围。这应该是元气大伤，一时难以恢复地毁灭了，然而结尾却写他们望到了一片广阔的田野、金黄的麦垛，还有蓝天白云，在打麦场上有无数劳动的人。莱奋生立刻想到应该把他们变成自己人，于是立刻不难过了。这个结尾给人以无穷的憧憬，以及坚定的信心，而不是惨遭毁灭后的无法挽回的失落与溃败感。[11]日本的长篇工人小说即使结尾是有成效或取得一定胜利，也不是洋溢着喜悦与欢欣鼓舞，而是戛然而止，这不免使人感到与之前大篇幅的运动过程极不相称以及结尾的急转直下。例如《为党生活的人》中很短的结尾的最后一句是“我、须山、伊藤又在一起开始新的工作了”，[12]这与前边写的抛撒传单给工人，取得群众基础的局部胜利是很不相称的，给人一种急转直下的感觉。就是《蟹工船》、《没有太阳的街》这两部重要作品，也没有摆脱这种模式。《蟹工船》的结尾，即从痛打监工到日本海军派水兵抓人只有4页半，而整部小说有91页，可以看出在篇幅上的局促，再看一下内容，里面写的是工人看到士兵们把领导罢工的9名工人领袖押走时无动于衷，就像看到一张报纸被火烧掉一样，从中可以读出浸满了的绝望与无奈感以及草草收场感。《没有太阳的街》也是一样，不仅是结局所占的篇幅极短，情感表达上也呈现出一种悲观与颓唐，试看一下最后一节“保护团旗”中的句子“他们没有时间去追究谣言的来源，不去质问班长会议，就只有自暴自弃，仰面朝天躺下来歌唱‘红旗歌’了……群众在叫骂，表现了自暴自弃的感情”。[13]这些语句在已经失败了的斗争之后使本来已经进入低潮的结局显得更加低沉，同时不长的结尾给人的也是匆忙收尾的感觉。尽管《蟹工船》结尾写了渔工们表示要再次罢工和对第二次罢工的附记。《没有太阳的街》最后有一句呼喊出来的“保护我们的旗”的口号。但这里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脱离小说中的现实与情境，先前的文本对其有很强的排斥性，让人读后就感到明显的强加之意；二是虽然作者写这些的目的是希望扭转低落的感情基调，然而所加的这些东西都太过单薄，反而更给人以局促之感，无法提高整个小说的感情基调，无法给人以丰富、乐观的联想。
这种结构形成的原因，主要就是在创作方法上没有批判地吸收浪漫主义，甚至某些还可能无意识间夹杂了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因而，结尾无论是斗争胜利还是失败，都显得很单薄与低落。此外，机械地把辩证唯物主义生搬硬套在文学创作上也是造成这一不良后果的原因，就如德永直所认为辩证唯物论创作方法是“主观论、观念论的毒虫”，“几乎所有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不管大小都受这毒虫的亵渎”。[14]正是死抓“正确意识是对事实真实反映”，而把小说当做报告文学乃至历史来创作，所以也多少为“虎头蛇尾”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工人小说的人物形象多为“扁形人物”。叶渭渠认为“不少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比较苍白，只表现‘作为阶级人’的共性，而忽视‘作为社会人’的个性”[15]看到了日本工人小说的人物塑造的症结。但把它归结为“只是突出阶级性，而忽略了社会性”却不够全面、准确。日本工人小说中对于工人的社会性一面还是有很多描写的，例如《蟹工船》中就有对工人的社会性的一面的描写，他们谈论自己的家乡以及在此之前的劳动，还有家里的情况。作者也并不回避工人文化素质不高、粗鄙等特点，刻画出了他们中间猥琐的举动与下流的谈话，例如小说开头写的一个工人调戏卖杂货的中年妇女的情景。《没有太阳的街》、《工厂党支部》等穿插了工人之间的爱情。至于心理活动的描写，例如《1928年3月15日》中就有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会干部内心的挣扎。此外，《工厂党支部》中叛徒铃木的堕落也是用心理描写来反映的，我们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良知被利益一点一点击溃，最终做出了告密的叛卖举动。因此，作者并没有只是反映工人阶级性的一面，也描写了他们社会性的一面。然而，问题是无论描写社会性，还是描写阶级性都很粗疏，并不能给人以完整的人物形象性，仿佛只是平躺在纸上的无法直立的纸片模型，即“扁形人物”。
“扁形人物”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日本工人小说注重的是单线情节的发展，侧重把一场运动用顺叙的形式完整记录下来，而没有重视人物的形象塑造。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长篇工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平等的，没有哪个形象是特别突出或可以作为典型的。作者似乎认为每个人物形象的地位应该是等同的，因此对每个人物形象的着力基本上可以看做是相等的，因此在一部小说中，没有哪个形象比其他的形象更具有艺术上的特点。虽然不同的作品对形象的描绘程度不尽相同，例如《蟹工船》通篇都只是把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写，中间只是偶尔冒出几句不知谁说的话，直到结尾才出现了几个只有代号（如“结巴”、“芝浦”、学生、“不要狂”）的罢工领袖；尽管《工厂党支部》、《为党生活的人》、《转折时期的人》里面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名字、个人的基本状况以及符合个人性格特点的行为活动。然而横向比较一下，一部作品内部的人物在形象塑造上没有十分明显的分别。这就造成了长篇日本工人小说在形象上缺乏典型性，也未免使作品的艺术性与影响力受到削弱。
日本工人小说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阶段，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它在法西斯政权镇压下与文化围剿下艰难发展，虽然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并不是很高，但它使工人及广大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角登上文学舞台，它如实反映工人运动，并对工人运动给予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它的指导思想、创作经验都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具有巨大的文学意义与历史、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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