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先生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小说家、红学家、颇有造诣的考据家。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历史小说，从196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以来，到1992年初夏患重病住院为止，已经创作并发表了73部共91册长篇历史小说；另外，他早期还创作了一些当代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加上还著有大量的散文、杂文、考据和诗词等，总字数逾3000万，可谓著作等身。
有的学者认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看，高阳的历史小说是继《三国演义》以来又一座里程碑，他的文学成就很难估量，高阳的历史小说是划时代的。何怀硕说：“高阳先生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高阳先生晚年曾经想找的衣钵继承人、台湾作家张大春评论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台湾著名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高阳传》作者林青先生称“高阳的出现是20世纪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化进步的一个贡献”。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更是直接指出：“高阳是国宝级人物。”可以看出，高阳堪称当之无愧的历史小说巨擘。在历史小说领域，无人与之比肩，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一、历史亲近感与“卮言稗说”
高阳出生在浙江杭州横河桥的世家大族。在封建社会，所谓的“世家大族”一般都是书香门第，高阳家亦是如此。他的高祖辈曾出现过“七子登科”、“五风齐飞入翰林”，在当时被传为佳话。梁同书（字元颖，号舟山,清代书法家）所赠的一幅抱对，道尽了他家兴盛的由来，曰：“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由于出身仕宦之家，高阳对历史及历史人物有天然的亲近感，尤其是对清史情有独钟，他非常熟悉清朝的宫廷轶闻、官场百态、制度典籍及风俗人情。他将目光和写作投入了历史小说并取得非凡成就也就顺理成章了。成人后，在现世社会遭遇的系列挫折更使高阳进一步躲进文史书籍中，高阳对满清王朝的熟悉远远胜过了对现世世界的了解，同时也注定了他在现世社会中的孤独寂寞的心态。
高阳独特的生活环境和阅历使得他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有着史学家的慎重，对待历史人物，他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从不轻易评判一个人，而是能从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分析。正如高阳自己所说：“我选择题材和下笔描写，要有客观的标准，取持平的态度。我要作律师，不作法官，不把人物轻易否定，不是确实证明他们行之有愧，我总是采取辩白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高阳的许多作品是有历史价值的。
高阳文笔雄健，学识满腹，这是他的两大强项；所以他写“卮言稗说”，挥洒自如，引人入胜。他才学过人，其历史小说并不因描写传闻轶事而使小说的文脉因此涣散，照样儿浩浩荡荡，席卷向前。他能做到收放自如，能放能收，敢放敢收，一概驾驭得住。高阳总是能在描绘某一事件时，很自然又不着痕迹地过渡到另一事件，叙述起来甚至是不惜笔墨，蔚为可观，既能独立成章，又与正文巧妙联系。如：《小白菜》一书中，刚毅要提审陈湖，可陈湖病情甚重，难以提审。于是，命浙江司提牢厅主事郭长清想办法。郭长清找到太医院的刀吏目，刀答应去弄药，从中却引出了张家和朱家的一桩婚姻纠纷案，万余言的描述，让人读来环环相扣、津津有味、不忍释卷，了解到许多家长里短、官场百态。但掩卷思索，所写案件与提审陈湖并无多大联系，似乎又跑题了；可是如果此案处理不好，刀吏目即使给弄到药，内心也不觉痛快，不如这样的两全其美。
二、历史真实与“吹毛求疵”
高阳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在于追求一个“真”字，以期达到历史事实真实与人物情感真实的统一。他在《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中曾经提到：“历史与小说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历史所着重的是事实，小说所着重的是情感。”而他也深切体会到“历史与小说在本质上的差异与作为上的冲突”，如何在作品中展现时代历史真实，又能有效地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高阳一直对历史小说的创作所苦苦思索的。通过思考和探索，他认为“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中，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写作之间的两全之道”。
基于还原历史，在作品中展现浓厚的历史氛围，高阳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态度又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有时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在参观故宫时，他曾不厌其烦地反复核对自己作品中的场景、房屋布局，包括一些小摆饰的位置。一位作家如此认真对待自己已完成的作品，其呕心沥血的创作态度真是可见一斑。他的敬业是令人佩服的。在创作时，他经常用尺量地图，在稿纸上演算书中人物的行程，以及事情发展所需的时间，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永远经得起读者的多方位的检验，而从不主观臆造。从《大将曹彬》中，我们可以略窥一二其创作态度。北宋分凤州、归州两路大军讨伐后蜀。描写凤州一路时，仅仅简单几句话就准确地把行军路线、里程、所用的时间表达地清清楚楚，也可看出其用“心”的创作。高阳写道：凤州路应该出开封西城；西城共有四个城门，出师要讨个好口采，王全斌特出万胜门。由此一百四十里到郑州、二百八十里到洛阳，因为函谷道马不能并骑、车不能方轨，不宜大军通行，所以由洛阳往西南，四百三十里到了虢州卢氏，折而往北，经宝灵共一百三十里入潼关；一百二十里到华州，一百八十里到长安，三百一十里到凤翔、二百八十里到凤州，全程一千八百七十里，日夜行军，不到半月的功夫就到了。
三、商业写作与“高阳体”
由于高阳先生的作品早期都在报刊连载，为了满足报刊读者的猎奇心理，有时也难免对作品情节进行过分夸张和渲染，对整部作品略欠经营思考，反映在创作态度上，可以看出迎合读者需求的一面。
高阳的写作确为商业写作。他的几乎全部的历史小说都是现在《联合报》副刊上连载发表，而后出版单行本，而作为大众传媒体的报纸原以满足最大限量的读者的阅读需求为要务，所以，作家的写作难免迎合大众的猎奇之处。高阳作品创作态度的随意有主客观的原因，客观上，报刊副刊连载发表的形式是作家随写随发，难以精心构思，贯彻始终，文章组织难免缺漏之处；主观上，作家有意承继古典小说创作品味，
高阳先生的一些历史小说被称为“高阳体”。何谓“高阳体”呢？龚鹏程教授在《伤哉！高阳旧酒徒》中曾提到：“论高阳宜仿高阳体，先谈掌故，再征文引献，徐徐进入本题，兼发议论。”说通俗一些，就是正在谈论某一话题，从这个话题又引出另一个话题，而且有时“走”得还很远，中间还夹着作者的议论和看法。
高阳的这种“高阳体”也被人称作是“挟泥沙”、“生枝蔓”、“跑野马”。这种“跑野马”的文体在高阳的历史小说中随处可见。例如：在《苏州格格》中谈到：刘凤诰在京城中呆不下去了，准备赋归。他的同年卢荫文答应替他想办法筹措路费，而刘凤诰却有三个条件，是“取不伤廉、不食嗟来、无功不受禄”。卢荫文经过奔走，陕西巡抚朱勋想请刘凤诰作一篇寿序送人，润笔费四百两。写到这里，按照一般思路，顺下去写刘凤诰如何润笔就行了。可高阳却引出了朱勋的发迹史，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监生出身的朱勋如何用巧计成为了黄廉访的外甥女婿，从而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封疆大吏的陕西巡抚。而且还最后谈到朱勋在陕西一“巡”就是三十年的原因，监生出身，做京官不够格：奉调到其它省份，州县官之中两榜进士有的是，正途出身，格外矜贵，难免会瞧不起这位监生上司。这又使读者了解到，清朝官场是重视正途出身的。
高阳历史小说的“跑野马”方式，表面上看使结构显得比较松散，叉到枝节上半天转不回来，有些啰嗦，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历史小说“水分大”。但谁都不可否认，这种方式是高阳的独具匠心之处，具有独到的魅力。读者在不经意间了解到了很多典籍制度、轶闻趣事、民俗风情等，为高阳深厚的功底所折服；同时，这种看似散漫的文体使高阳小说情节和环境有极大的丰富性，还原了历史生活丰富多彩的本来面目。基于此，高阳的历史小说充满了活力，赢得了读者和学者的认同。正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高阳之‘挟泥沙’、‘生枝蔓’、‘跑野马’正出于一种不受叙事规范宰制而返乎文本的强烈企图，在绝大部分高阳的历史小说里，读者都会不期而然地发现某种‘复音式’的叙述者存在；高阳往往利用故事片中的角色替代叙述者‘讲故事’——细致的读者甚至可以察觉：高阳小说中的许多角色都有如高阳一般对掌故、丛谈热极而流，乃至于出经入史、议古论今……”张先生还说过：“一般来讲，跑野马是那个作者越敢去跑野马的时候，他就越知道结构的漂亮在那里。知道说他要在多长的时间以后唤起他读者的记忆。”林青先生认为这种文体“就文学角度来看，（高阳的文体）也具有一种先锋性”。这些评价都是公允的，也体现了“高阳体”之于他的历史小说的魅力所在。
谢正宇、刘冠群：河北科技大学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