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0年代后期，当作为一种运动、思潮的“新文学”在西北地区走向终结，出现了另一种“通俗小说热”，后者不惟占有数量方面的优势，类型和题材也相当丰富。这些通俗小说除了采用当时普遍流行的题材之外，还试图融汇本土背景、素材，这一在地化、本土化的自觉追求，也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变革、读者的阅读行为。概而言之，西北的通俗小说，虽然不免遭受来自新文学、左翼文学立场的批判，但却以此特殊机缘，暂时地获得了真正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成为真正有效的“地方性知识”。
关键词：通俗小说；西北现代文学；老太婆；范烟桥；刘云若
引 论
一般似皆认为延安解放区文学亦即西北现代文学，其实不然。①陕、甘、宁、青、新诸地情形极为复杂，“其主要特征是文化经济不甚发达、族群多样化（长期居于斯者除汉族外，尚有回、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等人口数量相对较少的族群）与多种政治体制并存（国民政府所维持的政体、延安及其邻近地方的中共政体、军阀专制政体与小范围的少数族群自治状态）。”②相应地，其文学、文化的面貌也非常多元、复杂。为此，笔者曾提出，有必要对包括延安文学、西北“国统区”文学在内的西北现代文学史予以整体研究，特别是与延安文学研究的较为发达相比，学界应尤其重视对西北“国统区”文学、少数族群文学的讨论。在这样的思考之下，笔者近些年对西北地区的现代文学史做了一些专题研究，发现通俗文学在其中担当了一个有趣的“摆渡者”的角色。
在西北，“通俗小说热”出现在1940年代后期。本文研究这一现象，所讨论的问题包括这一热潮的表现、原因、影响及其文学史意涵，特别是试图揭示这一现象所发展出的多个层次（创作热、阅读热、批评热）和造成这一现象的多重因素（作者、媒体、读者），以及若干重要的以在地化、本土化作为创作旨趣的通俗小说作品之价值，不惟在一定程度上逾越了既有的通俗小说成规，其所展示的由在地者建构的多元的地方叙事，还直接挑战、颠覆了固有的宏大的民族国家文学（史）、思想的话语霸权及建构的所谓的“普遍性”知识，从而在西北地方社会内部发现了其文学真正的活力和魅力，并且肯定这一活力、魅力无需凭借任何外部力量，而恰恰源于当地读者、民众的关注、支持抑或批評。
将此一现象摆放于当时、当地的文学场域与历史语境当中，我们可以发现，1940年代后期西北诸地的通俗小说，犹如一个暂时的摆渡者，在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中间、缓冲地带，在作家与读者之间，在西北与西北之外，在社会与国家之间，运送着自己想要运送的想象力和洞察力，从而获得了真正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而这一点，在抗战之前及之中，都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在这一“通俗小说热”过程中，相继涌现出了一批相当优秀的作家及作品，值得再行评论、研究；若干此前早已取得普遍声望的、成熟的通俗小说家的作品，因登载于西北报章而少为人知，即便是专业的近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者，似亦闻所未闻，故而亟待整理出版并予析论。然而，时至今日，对西北的近现代通俗小说史之研究几乎并未展开（本文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尤为令人惋惜。
通俗文学（史）的研究“非得从搜集原始资料等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从代表作品的确定与分类，到作家的筛选，作家生平的探究，历史线索的梳理，无不要进行细致乃至繁琐的工作，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可观的。”③仅就本文而言，涉及到的文学史实（如作家笔名、发表时间等等）的钩沉、考证已非常之多，尽管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笔者都一一作了查考和辨析，但遗憾的是，有些仍付之阙如，只能待之于异日，好在这些少许的、未能解决的疑难基本无碍于本文的论述主轴，即对抗战后西北“通俗文学热”这一重要、典型文学现象的探析，因此虽然不免感到抱歉，但一时也无可如何，这是首先要向读者说明的。
一 “通俗小说热”的肇端？
1947年5月24日《甘肃民国日报·百叶窗》刊出《老太婆之名作〈梁红玉〉廿六日起在本刊连载》的消息。其内文云：“名作家老太婆作品，脍炙人口，风行一时。年来旅居西安，写作颇丰，近撰就长篇历史小说《梁红玉》，交由本刊发表，全文约十万言。描绘一代佳人梁红玉与宋代名将韩世忠的恋爱故事。缠绵动人，有声有色。本窗决自本月二十六日（下星期一）起，开始连载，敬请读者诸君注意。”
这则消息中所说的“名作家老太婆”，原名许兴凯（1900-1952），北京人，蒙古族，曾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工余创作散文随笔小说，笔名“老太婆”。著有《太太的困难》《摩登过节》《明清演义》等，④据云“其长篇小说《县太爷》曾在《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其声名之高，犹在《三毛流浪记》之上。”⑤其在20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先后就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席，⑥抗战胜利后，发表长篇通俗小说十余部，并出版有《李师师外传》等作品，深受当地民众欢迎，⑦外界亦少知闻。
许兴凯的长篇历史小说《梁红玉》，乃取材于一代名将、宋朝抗金女英雄梁红玉故事，并辅以各类野史、话本、传奇等古典小说中的相关记载而成。全书共二十三回，十余万字，自1947年5月26日起，在《甘肃民国日报·百叶窗》副刊先后连载数百次。正如前引广告所言，小说虽然也状写抗金战事，但重心落在“描绘一代佳人梁红玉与宋代名将韩世忠的恋爱故事”之上，其情节“缠绵动人，有声有色。”作为“历史演义”，也延续了其此前此后所著《明清演义》《抗战演义》等作品大胆改写历史、观照当代社会的风格。
事实上，早在《梁红玉》连载之前的1945年12月，即有另一著名通俗小说家范烟桥的《石破天惊》在《西北日报》定期连载。《石破天惊》记叙上海沦陷前后苏州城中居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犹为浓墨重彩于知识分子（如进步作家、中学教员、大学教授）或困顿或进取或枕戈待旦的各种精神状态，书写了抗战时期一种独特的、只属于上海与苏州的“双城记”。此前包天笑的《甲子絮谭》是以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时苏州附近居民逃亡上海为素材，范烟桥《石破天惊》虽或无意于接续此题，然而它的问世却隐隐约约构成了包氏之书的“下文”。全书分八章，分别为“吴宫花草冷苏州”“弦歌不辍”“溪上”“还老家去”“劫后天堂”“孤岛生活”“最后一课”“湖海英雄”，以太湖上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暗示抗日之胜利，从小说叙事技巧上看，这要比那些直接叙述胜利之后的欢乐场景而不知在何处结穴、收煞的作品高明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