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评话是具有扬州文化特色、民俗民风的艺术种类，《清风闸》是扬州评话代表性作品之一，以扬州方言描绘了清初扬州独特的市井故事和市井人物。本文从叙事角度审视小说，以叙事主旨、叙事模式和叙事风格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多维考察。
一、叙事主旨
清代人情小说的叙事大多在客观上延续了明代人情小说的创作模式，主要表现之一即承袭钻穴逾墙、私情苟合的叙事模式。加之，清中前期独特的叙事环境是作家必须面对的叙事现实情境，因而在小说中往往会呈现出一种浮躁且繁华的叙事环境：人欲横流的社会状况和人性启蒙的文学思想交织并行。这般叙事对象、叙事环境下，小说的叙事主题大多呈现出在文本结构上描摹复杂世情，在根本宗旨上教化世心。
《清风闸》的叙事主题尚未跳脱出这个大方向，虽叙事背景设为宋代，实际是对清中期现实生活情状的仿真。它利用公案小说和市井世情小说结合的模式，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有针對性地彰显复杂的世情矛盾，同时表达了创作者主观的感受。笔者认为，小说《清风闸》的叙事主题落脚于揭露清代封建社会的底层市民生活状况、道德面貌以及人情世貌。同时，浦琳以自己的事迹替世人说法，借孙大理兄弟之案引人献出良心，远离贪色图财之士，正是以刀笔之利，寓省己省人、劝世警世之义。
小说通过三条情节线索，即家庭群体的主线、市井活动线、官场活动线展开情节。小说中占比不多的公案情节，主要集中在最后五回，叙写了包青天出京，在清风闸看见冤魂异象，着手审理孙大理兄弟命案。这部分情节内容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如包公断虎案，竟然给吃人老虎赐“官虎”名牌，要求他赡养老妇人;孙文理命案的破案线索则是包公在城隍庙住宿，求忠佑神托兆而得，一个猫和狼闩着冤魂走则暗示了杀人凶手分别是毛顺顺和郎丰。所有的行凶犯案情形的呈现，并没有经过重重的推理和演绎，仅凭包公拈香托兆就明白了一切，可以说，交代前因后果的叙写比较突兀，但是公案线所暴露出的官府与商人勾结、腐败成性的官场风气值得玩味。
家庭活动方面以大理和强氏、强氏和小继以及皮五与孝姑形成的家庭生活为主。这一部分占了全书的主要内容，活动的焦点也随着情节的推进不停转换。第三回至第七回主要叙写孙大理续弦，强氏嫌弃大理;第八回至第十回则以强氏再招亲，小继无奈娶妻;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六回以皮五和孝姑的婚后生活为主。其中，小继是孙大理的螟蛉子，皮五曾为大理所救，认他为恩人。三组家庭相对独立，但是彼此关联，互为因果。而写市井活主要描绘公案线、家庭线的活动大背景。它贯穿于整个小说，从大理自台州到定远开酒铺起，直到包公出场前，皮五与匪友聚会，都在进行着市井活动。如前文所分析，小说的市井气息浓郁，繁多的市井人物、促狭的市井趣味和戏谑的市井描写构成了小说的社会大背景。
二、叙事模式
《清风闸》在情节书写方面的叙写方略表现为设伏曲折，荒诞空幻。对早期文言小说而言，虽然在叙事方式、角度等方面还远谈不上有多大建树，但是部分文言志怪小说中仍存有这些叙事成分，唐传奇中即有采用倒装叙述的作品，如《霍小玉传》《李娃传》等。至清代中叶，白话小说中的叙事要素已较为完整充分。在《清风闸》中，首先创作者注意到了情节构成与人物性格的一致性，将前后的情节因素沿着人物性格、情绪变化加以有机串联和组合，取得了艺术上的和谐。同时，创作者有意识地将事件和人物活动的次序进行变换倒置，或插以旁枝情节，或以闲句设下伏笔，突破小说在情节方面环环相扣的常规，在平直的叙述中构成一种跌宕曲折的势态。
值得注意的是，细溯源头，在第六回写野飞雄摆摊看相时，有一处细节是算命招牌上的文字“石崇豪富范丹穷，运早甘罗晚太公”。在传统的悲剧审美框架中，石崇是一位富比王侯、钱财如山，而到头来却未能善终的经典形象，他拥有美艳的爱妾绿珠，可以说石崇是财色兼得，但是由于石崇聚财不散，比富斗气，他的钱财和艳妻恰恰成了祸根与隐患。后世文章引之来演绎叙述，通常意在告诫世人“富贵无凭据，祸福无常规”。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范丹，虽家贫如洗但真诚善良，无意在后山掘得金银发家，又娶得石崇之女。通读全文，再品味此句，笔者深觉作者在此处便已埋下警世之言，小说似在以石崇范丹故事为模板加以演绎生发，如孙大理和小继都可以看作石崇之类的形象，强氏则为绿珠，皮五、孝姑则分别对应了范丹和石崇之女的形象。钱财祸福之运则在几人之间轮转，其间穿插鬼神阴鸷之说，这种叙述在市井人情公案的多味框架基调外传达出了一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空幻感和炎凉感。
《清风闸》主要呈现“缀段式”的叙事结构。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结构主要表现为“缀段式”。所谓缀段式结构，胡士莹解说为“以主要正面人物的故事为主线，将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像串珠一样串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此种叙事结构在古代章回小说中运用得比较普遍，《儒林外史》《镜花缘》《斩鬼传》基本可以列入这类结构。《清风闸》亦属“缀段式”结构，其总体特征可用主干清晰、纵横交错且焦点变化相移来概括。
小说在文学叙事中借助文学议论叙述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感叹和申明自己的思想倾向与立场，而“议论”参与到文学叙事中的例子并不鲜见，《聊斋志异》在每篇小说末尾都加上了一节“异史氏曰”，便是颇具特色的文学议论。创作者巧妙地利用说书人口吻，根据故事内容、人物命运变化，适当地插入了一些议论。例如，评论强氏在大理死后不久就改嫁小继的行为，作者以一句“连百斯都不能守？可叹，可叹！”一问一叹，憎怒之情立显于笔端，读来令人痛快。而对皮五，他在做客观的形象外貌描写时，却又称赞他“人虽极穷，心内明白。该当后来富贵双全，此是后话”，辅以必要的直言评论。这些言简意赅而又直抒胸臆的议论处理，不仅加强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与生动性，也以一股爱憎之情勾通了读者的思绪，在思想情感的共鸣中增强了小说叙事的艺术感染力。
三、叙事风格
《清风闸》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颇具地方特色，小说大量使用扬州方言来编撰讲述市井故事，保留了当时许多俗语方言。例如，“众人做拦停”中“拦停”是“劝解”之意，做拦停也可用文中的作好作歹代替，二者意义相近。还有多次出现的“该因”报应到了此句，现在扬州方言中“该应”意为报应。除了大量使用扬州方言，小说具有浓厚的扬州风味与特色。小说还注意到人物语言与情节发展、人物身份性格以及命运转变之间的密切关联，例如，妓女二姑娘与小继几次见面时的娇声燕语“大爷，你好狠心！一去今已半月不来，我打发人请你数次，皆未见你面，想你又有别个情人”，诸如此软语，不过是烟花待客之道。再如皮五发迹前口头禅是如“孤王摆驾回宫，众大臣闪开”等令人发笑的粗鄙之语，但发迹后随着身份地位的提升，他的语言也开始由粗入细，由俗转雅。
《清风闸》在叙事意趣方面蕴含反讽戏谑的意味。清人李斗就以“有古俳谐意”评价《清风闸》，所谓“俳谐”，即诙谐戏谑之言辞。它的主导风格特点便是粗野豪放、夸张怪诞，充分表达出嘲笑谩骂的态度。戏谑之法虽在书写上无拘无束，用的也多是市井语言，但是诙谐中皆有妙理，寥寥一笔，或轻微讽刺，或痛快嘲笑，各有一番滋味。
例如，第二十八回的“看牌事件”，包公派人扛着写有孙大理冤案的高脚牌，孝姑与人在门口闲聊，听人念牌上的字，正是爹爹的案子，便哭晕过去。皮五在当铺听前来的家丁说明情况，竟说：“奶奶要看牌，为甚到门口看牌？有多大输赢，就看绝过去了？为什么家里老妈丫头少可消遣？”等他飞即坐轿回来，又呼喝：“为甚你同奶奶看牌看了绝过去，他不回来？”这一段情节描写颇有意趣，皮五所理解的“看牌”是打牌时的看牌底，他以为孝姑打牌时输赢太多才晕过去。这样的描写确实符合皮五这个人物的性格和特点，但此时皮五已不是无赖泼皮，而是堂堂员外郎，他自己不懂持高脚牌伸冤的礼数，可见作者对捐钱买官的嘲笑和讥讽。同时，孝姑哭厥，冤情即将得以昭雪，小说情节其实已经渲染得颇有波澜。但是，皮五三个急促的连问让演绎至此十分紧绷的小说气氛顿时松落。作者通过巧妙的嘲弄之语，将不同程度的情节、情势错落安排，使得小说叙事呈现出张弛错落、急缓交错的节奏效果。
（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