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季进：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主办的刊物《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自1984年创刊以来，每年出版春秋两卷，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邓腾克（Kirk Alexander Denton）先后担任主编。该刊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的前沿论述和理论建构，勾勒出198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清晰谱系，也成为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平台。本刊2015年第5期发表的卡罗琳·菲茨杰拉德（Carolyn FitzGerald）的《记忆的想象之所：汪曾祺及后毛泽东时代对故乡的重构》即选自该刊，以后我们还会择优译介一些该刊发表的重要论文。
本期发表的《虚构与真实——论〈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当代小说研究》，聚焦于《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所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论文，择取在中国当代小说研究领域颇具洞见、观点犀利的论文，通过文化隐喻、历史想象、诗学建构三个层面，来论述这些当代小说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细密的文本解析、前沿的理论支撑、多元的作者群体，透视出当下英语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态势，也呈现了一个青年学者的敏锐眼光与严谨态度。论文涉及的面比较广，也较为深入地对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探究，其中，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小说、莫言《战友重逢》中的幽灵叙事、韩少功《马桥词典》对时间与历史的处理、阿来的藏地叙事、抗战文学中的反英雄描写、汪曾祺对故乡的重构、余华小说的文化反思、身体、空间与权力在苏童小说中的体现、阎连科小说深切的精神慰藉和文化关怀、陈染与安妮宝贝为代表的女性写作等等，都在文章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关照与论述。论文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所透露出的历史意识、政治倾向以及叙事伦理，指出了该刊在探索当代中国社会镜像时的多元立场和思考。相信这样的研究之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信息，而且也一定能为当代文学研究带来全新的视角和观念。
《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是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刊物之一，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主办，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及邓腾克教授（Kirk Alexander Denton）先后担任主编，从1984年创刊以来，在每年出版春秋两卷的基础之上，间或推出专题特刊并持续至今。该刊凭借锐利的观察评论、前沿的理论观点以及诸多极具影响力的作者群体，成为我们了解英语世界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走向的重要窗口①。其作者来自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诸多领域，探讨的主题从文学文本、经典电影、文艺理论延展到建筑艺术、媒体研究、视觉文化，不仅反映出英语世界对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动态，而且以严谨新颖的理论观点和深刻犀利的论述风格著称，在海内外汉学研究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大卫·丹穆若什教授（David Damrosch）曾经提倡，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以及“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②。任何进入世界视域流通传播的文本，“它们身上依然承载着源于民族的标志，而这些痕迹将会越来越扩散，作品的传播离发源地越远，它所发生的折射也就变得越尖锐”③，通过双重折射、部分重叠，“源文化和主体文化提供了两个焦点，生成了这个椭圆空间”④，提供了不同文化语境及理论语境中有效解读同一文本的新视角与新思路。而不同区域对世界文学的全球性研究的参与“都会有不同的形式，满足不同的需要”，但“对于每个区域的学者，重要的是获得这样一种意识，即从其他的文化视角看，世界将会多么不同”⑤。因此，《现代文学与文化》理应成为国内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参照系。
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力日趋显著、体量也较为庞杂丰富，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创造性的多元视角，能够启发我们建立与本国文化之间更加新颖跃动的关联。文学作品往往“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观念的检验场，因为文学深刻地折射出社会的张力和问题”⑥。本文旨在对该刊的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进行综合性论述，将考察重点放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叙事，探究《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如何通过当代中国小说，切入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历史变迁、文化精神与主体意识。具体而言，主要通过以下几个维度进行阐释：其一是文化层面的解读，也即通过小说叙事形成的文本世界，映射当下视域中的传统文化及其发展境况；其二是进入当代叙事的具体文本，阐释其所涉及的政治史、战争史以至想象的历史；其三则是分析小说所书写和塑造的特定历史时代的人物形象，结合文本书写者的主体意识，述及所塑人物主体之诗学与权力，尤其是寄寓其中的叙事伦理以及从中投射出来的叙事倾向与诗学伦理。
一、叙事与文化
文化自身通常会折射出隐形的“无为”力量。虚构与叙事的文本如何关涉社会文化的焦点，文化如何寻求“有为”的现实对照，从不及物的精神思想和心理范畴延伸至现实层面的“干预”，这既是小说叙事的根本动力之一，也是文化使命的完美呈现。对于小说而言，由叙事衍化而出的文化意蕴，往往需要在虚构文本与现实干预之间传导。在这一过程中，叙事话语与文化意识如何能够积蓄丰厚的能量并反转施力于现实层面，无疑成为小说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内对中国当代都市小说的研究，往往善于从其中的地域色彩、商业文化、欲望沉浮、人性收放等要素出发，揭示在特定的经济形态下的城市生活、市民精神、性别差异以及寄寓其间的道德考察与伦理衡量。而《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刊登的文章则更多地从现代/后现代的境况出发，指出商品经济与消费文化如何与人心人性相互搅扰碰撞。其中，陆洁将注意力置于1990年代的中国都市小说，这些小说所聚焦的人物形象是活跃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与商品化浪潮中的“中间阶层”及“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在对“在全球化时代邂逅消费文化”进行阐述之后，陆洁以何顿的《太阳很好》（1995）与池莉的《来来往往》（1997）两部小说为中心，指出“这两个文本均反映出中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及其造成的深刻的文化冲突与困境。在这类写作中，消费文化并未被呈现成一个恶魔（某些早期都市小说中会如此描述），而是被呈现为最终未能在日常生活中提供本真性意义——或某种真谛——的一种幻觉。与此同时，消费文化也被公认为走向重构日常生活的意义与经验的某种强大而无法避免的力量。通过一种离奇的方式，关于消费文化同时既是虚幻的/虚构的（Illusory/Ueal）又是内在的/实质性的（Immanent/Material）这一矛盾性本质的文学表述，的确直击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症结所在”⑦。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和经济，形成了一个风驰电掣的后现代消费型社会，但突飞猛进的变化却缺乏相应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思想的支撑，无法调和或消除日益凸显的阴影效果与负面影响，从而导致思想和文化层面的辐射力远远跟不上物质和经济的增长速度，两者之间的失衡进一步加剧人心与人性的异化。因此，论者着眼于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性审视，指出中国90年代的都市小说往往倾向于建构“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文化想象”，“这一文化想象既可以被看作对消费文化及其腐蚀性的批评（critique），也可以被看作中国似乎不可阻挡地朝向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文化需求的回应（response）。”⑧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正是市场经济和都市建设突飞猛进之际，个体的精神、思想也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物化与异化倾向；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同样经受了挤压和消解，面临着边缘化的危机。因此，如何突破围困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囿制，乃是文化自救与他救的使命之所在。此时小说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发展与城市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为城市的疾病形成隐喻性的文本，进而形成批评性与建设性并存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