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京味文学发展至今最重要也是成就最高的作家,他不仅奠定了京味文学的审美风格,也给后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京味作品,对老舍京味作品的研究成为我们进入北京城与北京文化的一把钥匙。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话剧《茶馆》、《龙须沟》等作品,都是在深厚的北京文化土壤滋养下,成长为高大挺拔的松柏,其魅力经久不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为之倾心,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那些更加贴近土壤的美丽又饱满的花朵——短篇小说,也以其拥抱大地的姿态点缀、鲜活、丰富了老舍的京味殿堂。本文即以老舍的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探寻其京味因子。
短篇小说因其容纳少,不可能像长篇小说那样对北京的城与文化有详尽的描写,另一方面,老舍的短篇小说不都是京味的,但京味确是老舍创作的主要风格,下面从叙述对象、文学语言以及文化视角三个方面来展开对老舍短篇小说京味的论述。
一、京味的叙述对象
叙述对象的京味是京味小说最具辨识度的标志,老舍笔下,那些打着深刻的北京印记的人和事成为我们探寻老舍作品京味的重要渠道。下面,以北京人与北京事两方面来分析老舍短篇小说的京味表现。
北京人 京味小说中的北京人不是单纯指户籍意义上的“北京的人”,它有着更为广阔而深刻的含义,是那些生于斯、长于斯、长期接受着北京文化熏陶的有着“北京性格”的人物。老舍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最善于人物描写的大家,在其短篇小说中,每篇都着力刻画一个或几个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在老舍笔下都具有了鲜明的北京性格,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类人物形象。一是旧派市民。这些人不能与现实社会很好地融合而与时代脱节,如《抱孙》中的王老太太在儿媳妇难产时,坚持要“养”下来孙子,孩子生下来后,强行抱走孙子办洗三,认为洗三比人命要紧,结果落得媳妇孙子一个也没活下来的下场;《老字号》里的钱掌柜墨守成规,不进行改革,始终坚信老字号的招牌胜过一切,瞧不起那些散传单打价招揽生意的店铺,最后还是倒闭了……这类人物在老舍的短篇小说中还有很多,长期处于“礼仪之邦”、“首善之区”的北京市民深受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遮蔽与毒害,北京遗留的繁文缛节以及浓厚的封建思想糟粕,在这些旧派市民身上呈现出一种老北京的思维模式,一种可悲的性格弱点。二是底层市民。老舍自幼在北京的大杂院中成长起来,终日接触的都是劳苦生计的底层百姓,他对这类人物再熟悉不过,老舍也曾说过:“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穷人有很深的同情。”[1] 所以,底层市民就成为老舍笔下最主要的人物类别,他们队伍庞大,五行八作,有妓女,有车夫,有巡警,还有小伙计,干苦力的等等。他们大都在小胡同大杂院中成长起来,生活环境的封闭与世代相袭使他们形成了更典型更稳定更持久的北京性格,他们身上也体现出更地道的“北京味”。《我这一辈子》中“我”由三等警升为骑马佩枪穿制服的警卫,“站岗的警卫全都给我们行礼,以为我们是大官儿呢!”后降为三等警,“我”便整日发愁,40岁那年升为巡长,便高兴得只觉得运气来了,拼了命精神百倍的干事。这一波三折中“我”内心的起伏变化表现出普通北京民众对于“官”的态度,这是在北京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下形成的“重官”意识,在其影响下北京市民有着崇官、虚荣、讲面子的心理表征。
北京事 北京事最直接地体现了北京的生活与文化,老舍和其他京味小说家都擅于描写北京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琐碎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是北京生活的重要部分,它具有普遍性、稳定性、恒久性,因此更具有“京味儿”。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饮食。北京人讲究吃,他们吃出了名堂,吃出了文化。在老舍的《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两部重要的京味小说中,都贯穿了一部饮食文化档案。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抱孙》中王少奶奶之所以难产是因为王老太太和娘家妈“竞争”着给她吃东西,肘子汤、鸡丝挂面、翻毛月饼等等;《断魂枪》中面对前来比武的孙老者,沙子龙却说“三胜,去找小顺们,天汇见,陪孙老者吃饭。”这些对“吃”的描写不仅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说明了“吃”在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二是生活情趣。北京人非常注重生活情趣,讲究生活艺术,养花栽树种蔬菜、提笼架鸟养蛐蛐、听戏玩票养戏子等,都是典型的北京的生活情趣,他们从中寻找乐趣、获得满足。在老舍的短篇小说中,《黑白李》的黑李爱弄些小把戏,四个红鱼细瓷茶碗可以摆弄很久,“转转这个,转转那个,把红鱼要一点不差的朝着他。摆好,身子往后仰一仰,像画家设完一层色那么退后看看。然后,又逐一的转开,把另一面的鱼们摆齐。”[2]《末一块钱》中,林乃久身上就剩了最后一块钱,还是到萃云楼听他捧的角儿史莲霞唱戏,他甚至在想如果有五块钱,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听戏,甚至可以光明磊落地死……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品味出北京人对生活艺术的重视。
二、京味的文学语言
老舍是一位语言大师,北京的方言与土语是老舍文学语言的主要来源,老舍自己也承认“我很会运用北京的方言,发为文章。”[3]老舍的作品以他那渗透着浓郁“北京味”的地方语言,成功地塑造了北京市民的文化性格,增强了作品鲜活的表现力。他的京味语言,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儿化音 儿化音是北京方言的重要特色,在老舍的作品中比比皆是,试举两例:“今儿个咱算票不了啦,连盒子带镜子还不卖个块儿八七的?!”(《眼镜》) “我心里可有准儿,不能因为他得的好儿多或少去决定他的本事。”(《兔》)当我们高声朗读老舍的作品时,这些儿化音一出现,浓重的北京味便立刻呈现出来,读来朗朗上口、清脆悦耳,并且颇具有音乐美。
俗常语 老舍在创作短篇小说时,大量采用了北京方言、口语,且插入民间俗常使用的格言、歇后语等,使作品的语言更显得生动形象、韵味无穷。例如:“大家一天到晚为嘴奔命,没有功夫扯闲盘儿。”(《柳家大院》)(闲话儿)“肚量既大,而且得吃口管事儿的。”(《老字号》)(有营养,吃了不至于不久又饿的)这些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老舍作品中这些词汇用语随处可见,这些地地道道的北京话,在老舍的笔下便构成了一幅幅不但可见,而且可听可感的北京生活画卷,使人不得不相信北京话就是这么个说法,北京人就是这么个活法!
三、京味的文化视角
这里的视角指的是作家把握和表现艺术对象的基本方式,老舍自创作之初就选取了文化视角,具体到他的小说中,主要有两个表现方面。
风俗文化的展示 曾有研究者称老舍的小说为“风俗小说”,对风俗文化的展示是老舍小说的重要部分。而就其短篇小说而言,由于篇幅局限,不可能像长篇小说一样对北京的风俗文化做详尽的叙述,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关于北京民风民俗的描写。《抱孙》中王老太太认为“洗三比人命要紧”,洗三是北京传统的诞俗,通过王老太太对这一风俗的重视也体现出北京人的固执与多礼,这都深受皇城根下这一地理位置的影响;《我这一辈子》中对人死后的风俗做了一简略介绍:一断气马上要烧“倒头车”,紧跟着是“接三”,而后是“一七”念经、“五七”烧伞、六十天烧船桥;还有供奉神仙的风俗:每年六月二十四给关老爷糊黄幡宝盖、马童马匹、七星大旗等等,这些繁文缛节在北京市民看来却是那么不可缺少,甚至会形成攀比,这也体现了北京人的虚荣好面子。老舍对北京的民风民俗了然于心,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进行了自觉的展示,这也就增强了作品的京味。
规矩礼节的描写 北京人多礼,规矩礼节规定了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在老舍的短篇小说中,自然少不了对其的描写,如描写规矩:《我这一辈子》中“我”学徒的那三年,一半学手艺,一半学规矩,得晚睡早起,得听一切的指挥与使遣,得低三下四的伺候人,得受师傅与师母的夹板儿气。礼节:《断魂枪》中,孙老者虽然“来者不善”,沙子龙还是极为客气地说道:“在我这儿住几天,咱们各处逛逛,临走,多少送点盘缠。”短短的几句话就把沙子龙这一北京市民的好客、慷慨以及多礼展现出来。
北京之于老舍,不论是生活道路上、内心情感上还是创作道路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老舍也是执着地沿着北京味的道路对北京的城与文化进行自觉的展示,可以说,是北京成就了老舍,老舍也“留下”了“那一个”北京!老舍作品中展现出的浓郁的京味因子,也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对北京城书写的不朽篇章!
附录:
(1)目前研究界对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存在不少疑惑:一是老舍先生究竟创作过多少短篇小说,二是《月牙儿》、《我这一辈子》、《新时代的旧悲剧》几部作品因其篇幅较长而应视作短篇还是中篇。老舍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一文中,明确将《月牙儿》规定为短篇小说,并同时指出《新时代的旧悲剧》“毛病是在‘中篇’”,所以《新时代的旧悲剧》一文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符传丰的博士论文《老舍短篇小说论》中将《我这一辈子》列为短篇小说并取得了舒乙先生的同意,所以本文暂且也将其列入考察范围。所以,老舍5个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以及《贫血集》和《老舍小说集外集》中的作品(参考舒济舒己编《老舍小说全集》第十卷及第十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除了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民主世界》外及中篇《新时代的旧悲剧》之外,其他63篇都属于短篇小说,这也是本文的研究范围。
参考文献:
[1] [3] 老舍:《老舍文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220;
[2] 舒济舒己编《老舍小说全集》第十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