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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小说精神与叙事经验的复归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3-06-09 01:00:07 点击:

    作为当代文坛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贾平凹连续推出了数部长篇小说,主要有《秦腔》《古炉》《高兴》《极花》《老生》和《山本》等。从内容来看,这些小说延续了作者一贯坚持的创作主旨,针对中国的历史、现实,以及乡土社会和农民的前途、命运给予高度关注。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作者完成了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接续,使中国传统小说的精神与叙事经验在其小说创作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无论是对作者本人,还是对整个当今文坛,这种探索都是独特而富有意义的。

    一、复原“小说”之精神

    关于小说,庄子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外物篇》),班固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虽然,这种关于小说的定义和表述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诟病。而且,小说的文体功能和分类标准也早已与这两句话相去甚远。但是,毫无疑问,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还是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小说植根于乡野闾巷。在中国传统文体分类中,诗文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文体,而戏曲、小说尤其是古典白话小说,则更多地与下层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嘈杂、贫困的乡野闾巷,是故事的集散地,是生活细节的稠密地带,也是古典白话小说生长的沃土。如果说早期古典白话小说主要出自说书人之口,内容尚不离史传,而至晚从《金瓶梅》开始,充满着家长里短生活细节的白话小说便主要出自低等文人或不第文人之手。”①可以看出,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这些传统世情小说,小说家都推开了“经国大事”来写作小说,而且大多都注重从平凡事、日常生活入手来写社会人情,而且着意写出“细密真切地生活质地”。从这一层面来说,贾平凹的小说,复活了传统小说的精神。

    2005年,贾平凹出版了长达50万字的长篇小说《秦腔》,这是作家试图为故乡“树碑立传”的一部作品,是一首唱给村庄和土地的挽歌。《古炉》是贾平凹穷四年之力,根据自己少年时期的记忆创作的长篇小说。两部小说的题材、内容、主旨都相去甚远,但采用的叙事手法却惊人地相似。作家都采用了“密实流年式”写法,通过呈现清风街和古炉村的日常生活细节还原历史与社会的本来面目。

    《秦腔》中的清风街,实指贾平凹的故乡棣花街。“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②贾平凹借小说中的“清风街”,为自己的故乡棣花镇唱响了一曲跌宕起伏的挽歌。在作家笔下,故乡曾经固有的生活方式、淳朴乡土人情都在逐渐逝去,而且永远流失,一去不回。这种绵延不尽的挽歌情怀和文化没落的伤感情绪,都是通过清风街一年四季中普通寻常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体现出来的。贾平凹在《秦腔》的后记中坦言,他是有意采取了一种无中心情节和中心人物的叙事方式:“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样一种写法,这正如马腿的矫健是马为觅食跑出来的,鸟声的悦耳是鸟为求爱唱出来的。”③《秦腔》中,贾平凹事无巨细地描写了清风街一年之中的诸多小事:白雪夏风结婚,夏天义卸任,夏君亭上任,建立农贸市场,开酒楼,计划生育抓人,县剧团的倒闭,白雪与夏风的矛盾,白雪生出有残疾的孩子,夏天智、夏天义的死亡。而充塞于这些小事中的,是大量富有生活质感的日常生活细节。这种生活细节的描写,看似随意、轻松,但事实上却是四两拨千斤,以自然的、平静的“轻”反衬出社会的凝重。在清风街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戏曲娱乐的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中,涌动着中国农村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没落的暗潮。贾平凹认为:“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④《秦腔》寄予着贾平凹对于乡村、土地和农民的深刻思考和认识,而这些思考和认识,又恰恰是由平凡人的普通事和日常生活构成的。在这里,小说摘下了教化的面具,复原了传统小说的叙事功能。

    2011年出版的《古炉》,小说主要写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整部小说由“冬”“春”“夏”和“秋”,以及第二个“冬”和“春”六个部分组成,主要以古炉村中夜姓家族和朱姓家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构建全文。从表面来看,大字报、标语口号、领袖指示、派系斗争、肉体惩罚等的历史符号处处可见。然而,《古炉》并没有落入以往文革叙事的窠臼,而是另辟蹊径。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与一个小村庄,一个孩子的相遇。作家以一个身体带有缺陷的孩子的眼光,去看待这段颇为特殊的历史。而且,这段历史,是属于作家自己的历史。在《古炉》的后记中,贾平凹说,老年还乡,看见山乡村庄中的“文革”遗迹,他的“眼前浮出少年的经历,记忆汪汪如水”,“而且记忆越忆越是远,越远越是那么清晰。”“文革”成了“一团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它有声有色地充塞在天地之间,当年我站在一旁看着,听不懂也看不透,摸不着头脑,四十多年了,以文学的角度,我还在一旁看着,企图走近或走进,似乎更无力把握,如看月在山上,登上山了,月亮却离山还远。我只能依量而为力所能及的从我的生活中去体验去写作,看能否与之接近一点。”⑤孩子身份和童年视角的介入,让整部小说关于历史事件的叙述都汇入到古炉村山朗水秀、田野树木的自然环境,以及鸡飞狗跳、邻里寒暄、杀猪宰羊等生活细节的涓涓细流中。

    贾平凹在《古炉》中写历史的残酷,写外来政治力量对乡土社会传统伦理秩序的破坏和对人性的异化,都是从古炉村凡俗日常生活敘述入手,在日常生活和历史细节的巧妙装置中,让我们既可以领略到历史的原始风景,也可以清晰可见那段岁月的真实表情。作家带我们重返一段历史的同时,让我们在高亢的政治喧嚣底下隐约地听到乡土生活、乡村文化的轻声细语。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眼中,小说不是经国大事、不朽伟业的载体,它是小道,是不能登大雅之堂街谈巷议,其主要功能是娱乐和消遣。因此,传统小说写家常事、生活情,表现的一种世俗精神。贾平凹通过古炉村和清风街,完成了对乡村历史和乡村常态世界的构建。古炉村和清风街是乡土中国的缩影,叙说古炉村和清风街就是在叙说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但是,贾平凹的乡土中国不是宏大叙事视野统摄下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乡土中国,而是带着温度,充满着烟火气的世俗化的乡土中国。他经由此“世俗”书写来追问乡土中国的“存在”,感悟此乡此土上中国同胞的精神状态、情感归依、生活伦理和价值诉求。从这个层面上讲,贾平凹的这两部小说,复活了传统小说的精神。

    二、志怪与传奇的复现

    志怪与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叙事特征和“传统”。志怪小说盛于魏晋六朝,当时的文人是以“录实事”、写新闻的“纪实”态度来写志怪的,所以志怪中所写也大抵是天地两界的神怪和人界的怪异事物。六朝小说除志怪以外,又有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一脉。“志人”文学则排除了志怪中的天地两界的神怪,专写人间“奇人”的“奇行奇事”,“俱为人间言动”⑥。从“志怪”向“志人”的过渡当中,至唐传奇终见成熟。传奇与志怪的最大区别在于传奇所表现的内容越来越趋向现实生活,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越来越世俗化。但不同于现实笔录的地方就在它“作意好奇”,它需要变形和超越。中国传统小说中“志怪”“传奇”特质,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并未消失,而是得到了相应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在鲁迅的历史与神话题材小说、沈从文和后期浪漫派小说、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时期的“革命传奇”小说,以及新时期以来的知青、寻根、市井等不同类型的小说中,都存在着志怪与传奇的叙事特征。

    贾平凹出生于商洛,商洛地处陕南,这里既得关中之古朴,又得江汉之清雅。钟灵毓秀的山水,亦真亦幻的民间神话、传说,浓郁的巫术文化遗风都滋养着贾平凹。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的神秘和传奇特性。总体而言,贾平凹对傳统小说志怪、传奇叙事特征的复现,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书写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异常”与“异人”。贾平凹的许多小说,往往能够在对日常生活普通事件的观照中,从“常”中取“奇”,瞩目商洛乃至秦岭大地的神秘性和特异性。《秦腔》中,在清风街一年四季、生老病死的生活流之中,隐现着312国道改造,白果树上的鸟奇异死亡;白雪与夏风结婚后,生下了没有屁眼的孩子;夏天智死了以后,脸上的麻纸盖不上,后来换成画了脸谱的马勺就可以;在七里沟淤地的夏天义,突然间被山地滑坡的泥石流淹死了等一系列奇异的事件。《古炉》中,文革还没到来之前,村子里面的猪接二连三地病倒了;村人立柱,说死就死,他死了之后,穿走了他妈的寿衣。原本生病的立柱妈,病反而好了。夜霸槽无意间挖出了太岁,“文革”就开始了。新作《山本》中,在充满着飞禽走兽,魑魅魍魉的秦岭山地中,各种奇事、异事更是频频出现。贾平凹小说中的异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体有缺陷或者残疾的孩子,却天赋异禀,能够预知生死祸福,看到前世今生,这类人物以《秦腔》中的引生,《古炉》中的狗尿苔为代表;第二类则可以称之为是乡村中的贤者或智者,《古炉》中说病的“善人”,《老生》中穿越生死两界,长生不死的唱葬歌的唱师,《山本》中安仁堂的陈先生和130庙中的宽展师父都是此类人物的代表。鲁迅先生曾经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认为“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⑦,姑且不论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否有理,我们至少可以从他的论断中看出,传统小说塑造“半人半神”的“近妖”式的传奇人物,并不鲜见。贾平凹的《老生》中,书中的核心人物唱师,就是这样一个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二百年来秦岭天上地下的任何事”都知道,比如冯玉祥带兵北上时来过,李先念从鄂豫去延安时也来过,梅兰芳坐着滑竿来看过金丝猴……说得镇上的人都觉得唱师有点“妖”,不仅因为唱师相貌古怪,“高个子,小脑袋,眼睛瓷溜溜的,没一根胡子”,还因为唱师貌似长生不死,在棒槌山上放羊的老汉说,小时候他被唱师架到脖子上时,唱师的头发就是花白的。而关于唱师的传说,更是玄之又玄,比如他天、地、神界无所不知,比如他从不生病,比如他像传说中的济公那样,总爱从怀里掏出个酒壶抿上一口,酒壶里总是有酒……不过,当有人问“酒完了吗”时,酒壶莫名就空了,再倒不出一滴来……

    贾平凹说:“陕西这地方土厚,惯来出奇人异事。”⑧他小说中出现的一系列奇人与异人,大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在小说中,这些乡村社会中的智者形象,往往与前文所述的天赋异禀的“孩子”形象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志怪、传奇的特性。

    其二、极具神秘色彩的民俗文化的全面呈现。在对待传统文学的态度上,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者们也不尽都是否定的态度,在对待民间文化上,他们往往能够网开一面。周作人就曾说过,认为作家应该“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⑨在他的倡导下,五四乡土小说家们叙述“水葬”“冥婚”等家乡习俗,使小说带有了奇特、神异的色彩。事实上,凡是在乡土社会中生活过,有过乡村经验人都会发现,中国的乡土世界,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日常生活、民俗事相中都笼罩着一层非常强烈的神巫化的氛围和气息。贾平凹关于自己小说中神秘民俗文化的书写,曾有这样的说法:“我……,不是人为地在耍魔幻主义,是商州提供了这一切”⑩。“在我的家乡,秦岭深处,小盆地被山层层包围,以前偏僻封闭,巫的氛围特别浓,可以说我小时候就生活在巫的环境里,那里人信儒释道,更信万物有灵,什么神都敬。”??在《山本》中,开篇就写到了统摄全篇的极具神秘色彩的民俗——赶龙脉。小说中这样写:

    她听见赶龙脉的一个说:啊这地方好,能出个官人的。一个说:这得试试,明早寅时,看能不能潮上气泡。就把一个竹筒插在地里。第二天四更,她是先去萝卜地,果然见竹筒上有个鸡蛋大的气泡,手一摸,气泡掉下地没了。

    赶龙脉,看风水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民俗事相之一。在整部《山本》中,这一极具神秘意味的民俗既成为故事的起点,也是整部小说的隐含叙事线索,牵扯出陆菊人和井宗秀长达数十年的情感纠葛和人生变迁,也使整部小说笼罩着一层浓郁的传奇色彩。在《古炉》中,古炉村的猪接二连三地病倒了,狗尿苔家的猪也不例外,蚕婆给猪喂了绿豆汤,不见效,只好给猪立柱子。但是作为柱子的筷子怎么也立不住,狗尿苔认为是见了鬼了。蚕婆让狗尿苔砍些柏朵,给猪“燎一燎”。在这里,猪生病了不去看兽医,反而采取“立柱子”“燎一燎”的方式给猪治病。在这样一种与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相悖的行为中,明显可以看出其所蕴含的原始神巫的特征。在贾平凹的小说中,人与人,物与物,可以互相渗透,灵魂可以不灭,可以转移,这是中国民间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原始逻辑。正是一种民间文化的力量,使作者把鬼文化当成一个现实世界来书写,由此,他的小说也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浓重的“鬼气”。

    其三,浓厚的宿命意识营造出怪诞、传奇的小说氛围。中国的传统小说,带有着浓厚的宿命意识,最典型的代表非《红楼梦》莫属。小说从一开始,就采用奇异的神话、瑰丽的梦境、谶语、诗词等形式,暗示出人物注定的命运和故事的最终走向。贾平凹的小说中,也有类似宿命意识的表现。《秦腔》中,小说以夏风和白雪的结婚为开端,在秦腔的锣鼓喧天声中拉开了清风街故事的帷幕。以一场大雨、一场泥石流淹没七里沟为小说的结局。以夏天义、夏天智、白雪的暗淡谢幕,暗示出清风街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走向衰落的结局。小说颇得《红楼梦》“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宿命意味。贾平凹说:“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山本》写秦岭的故事,笔墨却落到人的身上。井宗秀因为得龙脉庇佑,由涡镇上普通的画匠成为乱世中的一旅之长,风头日盛。然而,最后却还是死在了别人的枪炮之下。小说用人事的变迁,折射出秦岭之永恒,有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悲凉宿命色彩。《古炉》中,作者表现外来力量对乡土社会传统伦理秩序的破坏和对人性的异化,思考历史进程、政治事件之中人物的宿命,强势如夜霸槽、朱大贵,善良如蚕婆、弱小如狗尿苔他们无一例外地陷入“文革”的罗网之中,遇离而不能。这种宿命意识在小说中的介入,为贾平凹的小说营造出浓厚的传奇氛围。

    三、传统小说叙事经验的复归与超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在艺术形式、表达方式上均呈现出一种文体实验的趋势。21世纪以来,中国作家“表意的焦虑”得到了暂时的纾解,他们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向传统的回归。在小说世界的整体建构上,他们均注重从本土文化积淀入手,开始向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学的形式寻求灵感。莫言的《檀香刑》,选取“猫腔”这一带有浓厚地域文化符号性表征的地方戏曲来结构整部小说,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营造出小说浓厚的诗意特征。他的《生死疲劳》在结构上使用“六道轮回”“章回体”等形式,彰显作者对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热情。王安忆的新作《天香》中,展开了一整幅闺阁女子生活的风情长卷,在极富生活质感的细节描摹中,将古典的诗词歌赋、名人典故、野史传说熔为一炉,不仅让小说在文字上产生了抑扬顿挫的音韵美感,而且也使整部小说都徜徉在古典诗意的氛围之中。总体来说,21世纪以来的小说,作家们逐步改变了对西部现代主义的表达方式的钟情,从叙事技巧、审美情趣、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体现出一种对传统和本土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就表示“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21世纪以来,他的大多数长篇小说,都体现出一种向传统小说叙事经验的回归。《秦腔》有明显借鉴《金瓶梅》和《红楼梦》的痕迹,小说以丰富、富有生活质感的细节书写清风街的故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状结构。《古炉》获得首届施耐庵文学奖,贾平凹在《古炉》中书写“文革”中的斗争场面,描写“榔头队”与“红大刀”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写两派“武斗”的场面,有对《水浒传》的结构手法的借鉴。最值得一提的是小说《老生》,贾平凹在这部小说中试图“以解读《山海经》的方式推进历史,《山海经》在表象上是描绘远古中国的山川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各地山上鸟兽物产貌异神似,真实意图在描绘记录整个中国”??。他的《老生》,记述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中发生在陕南南部山村的故事,将其划分为四个长度均等的故事来叙述。时代不同,地点相异,人物千差万别的四个故事,四个故事两两对称。每一个故事叙述之前,都有关于《山海经》的原文和讲解,它又将整部小说主体内容划分为八大板块。所有的故事都由一个身处阴阳两界、长生不死,在葬礼上唱葬歌的歌者来完成叙述。时代、村庄、个人沧海桑田的变化,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命运。《山海经》与《老生》,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互文性是一个文本(主文本)把其他文本(互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山海经》的有机融入及对其形式的借鉴,使得《老生》具有了稳定的结构。贾平凹从传统文学的形式中获得灵感,使《老生》成为一部体现中国人思维习惯和审美情趣的作品。《山本》中,贾平凹秉承“史传”手法,采用纪传体的形式,为井宗秀作传。由这个中心人物,引出涡镇乃至整个秦岭地区的人物故事。作者写他用的是皴法,从不同的点一层层地描画这个人物,直至他的死,构成了作品的终点。如果说这部长篇小说是秦岭的编年史,这个舞台上的核心人物无疑是井宗秀。而且,在对井宗秀的人物塑造上,作家采取了传统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平行地写了井宗秀和哥哥井宗丞的故事,表面看来井宗丞加入了共产党,成立游击队;井宗秀发展地方武装力量,成为一旅之长,两个人的人生似乎并无交集,事实上,整部小说是以此故事照应彼故事,作家正是在两个故事的讲述中,完成为秦岭作志的愿望。

    贾平凹的小说,还可以看作是一部部书写风俗史的杰作。中国传统的笔记体小说,最擅长的就是将故事、民俗、历史及考辨杂糅。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商洛乃至整个秦岭地区的饮食服饰、婚丧嫁娶、交通建筑、曲艺杂耍等风俗进入不同的小说文本中。这种少渲染、不带太多情感色彩的写法,是典型的笔记写法,也是众生喧哗的自然状态。直书其事,但字里行间有春秋大义,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深为得意之处。贾平凹正是借鉴传统笔记小说的写法,在对风俗史、文化史的书写中,揭开历史和现实的本来面目。

    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上,贾平凹说:“几十年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虽然,近年来他更想学学“沉而不靡,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的西汉风格。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读出他在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叙述中加入的华美丰赡、典雅动人的古语,使他的小说摇曳出冲淡舒缓、含蓄蕴藉的华美古典韵味,重现汉语雅言的传统和中国式的独特韵味。

    四、结语

    中国现代白话小说是在对传统小说的决绝批判,以及对西方小说体式和写作经验的参照中构建并逐步成长起来的。然而,纵观现代白话小说的发展过程,发现它与传统小说之间的纽带并不像文学革命者想象的那样,可以一刀两断。相反,现代白话小说与传统小说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即便是作为反传统小说先驱的《狂人日记》,其开篇的文言小序,就颇似中国志怪小说的写法。40年代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则曾多次谈及古典小说对她的影响。由此可见,在现代小说发展的滚滚洪流中,还有一股被有意遮蔽掉的“潜流”,那就是中国传统小说对它的无形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时候可能是在不自觉的状态进入他们的创作。进入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在孙犁、汪曾祺、冯骥才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传奇小說对他们的影响。“寻根小说”的热潮中,作家更是注重从民间传统文化中获取写作的灵感和素材。贾平凹对于传统小说精神和叙事经验复现意义,并非在于制造某个定律:当代的优秀创作必须得依赖传统而生,而是为当下创作开辟更广阔的视野,让当代小说去寻求更大的可能。

    注释

    ①刘淑欣:《从本土中吸收文学特性,文学创作要重视古典传统》,《人民日报》,2013年8月6日第14版。

    ②贾平凹:《秦腔》,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80页。

    ③贾平凹:《秦腔》,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 480页。

    ④贾平凹:《秦腔》,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77页。

    ⑤贾平凹:《古炉》,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604页。

    ⑥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7页。

    ⑧贾平凹:《古炉》,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605页。

    ⑨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⑩贾平凹:《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序。

    贾平凹:《故乡是你身体和灵魂的地脉》,腾讯网http://cul.qq.com

    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扉页。

    贾平凹:《“卧虎”说——文外谈文之二》,《贾平凹文集》(第12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版年,第21页。

    贾平凹:《老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封底。

    郭名华:《论贾平凹长篇小说<老生>的结构艺术》,《当代文坛》,2015年第4期。

    贾平凹:《带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贾平凹:《带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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