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当下，在中国文学一百多年的发展链条中，官场一直成为作家关注对象和表现空间。将官场作为文学表现的一大题材，在于官场与政治天生就是纠缠在一起的，官场是政治方针、政治谋略、政治图景的诞生之地、实践之所，表现官场，实际展开的是政治生活，这使官场小说携带着巨大的时代气息和社会内涵。然而，中国官场文化发达，官场又是腐败诞生之地、斗争汇聚之所。老百姓自古至今对官场和官员期望非常高，中国人的意识中永远希望“吾皇万岁”同时期望拥有“青天大老爷”，然而，现实政治往往使他们的愿望落空，于是，官场便成为了他们在文学中进行揭露和权力批评的想象空间。官场小说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种贯通性存在的文学样式，我们有必要回望其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总结其创作体式，并重述其精神历程。
一、百年中国官场小说发展轨迹
清末，政坛动荡，政治黑暗，吏治松懈，腐败丛生。以揭露官场黑幕、暴露官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涌现成为上世纪初一大文学景观。据阿英考证，全书以官僚为题材的小说可考者多达17部，不可考者当亦很多。李宝嘉的《官场现行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为代表的四大“谴责小说”是其中的优秀之作。《官场现行记》是讨伐晚清官场的檄文，小说营造出没有一个清官的官场世界，酣畅淋漓地“把官场的丑恶罪状全都说尽了”。《老残游记》则以“清官”作为批判对象，暴露封建官僚的罪恶。小说中那些所谓的清官甚至比贪官更为可恨，这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九死一生”作为贯穿全书的人物，以广阔的视野描述了晚清社会从官场、商场到洋场、士林等各个不同侧面的社会图景，其中对封建官僚的描写可谓穷形尽相。《孽海花》则惟妙惟肖地描写了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主体的晚清官场小说是对行将没落的官僚体制所唱的一曲挽歌，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显示了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路途中的一个面影。
及至20世纪30、4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剧烈动荡而产生了政治分化，特别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一系列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具有良知和爱国之心人士的强烈愤慨，一批作家以笔为枪，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其中，张天翼的政治讽刺小说，沙汀的《代理县长》、《在其香居茶馆里》，陈白尘、宋之的的政治讽刺喜剧可为代表。写于1938年的《华威先生》可以视作为一面暴露黑暗社会腐朽政治的艺术凸镜。这篇小说塑造的华威先生是抗战初期一个文化官僚的典型形象，他追逐虚名，讲究面子，不切实际，包而不办，小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政治批判色彩，对崇尚空谈、只务虚名、不讲职责的恶劣官场恶习以“漫画型”的笔调对之进行了批判，自此，华威先生成为中国官场文学画廊中一个典型的文化官僚形象，成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共名。而更为出色的是，作品显示了作者从社会政治层面进入到了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犀利眼光和深邃思考。与《华威先生》一样，对国民党腐朽官僚政治进行讽刺的还有一批戏剧作品，如陈白尘的《升官图》、《禁止小便》，吴祖光的《捉鬼传》，宋之的的《群猴》等，他们同样可视为官场小说的一种变体。这个时代的这批官场小说，以具有现代意识的历史理性精神，以强烈的批判态度和讽刺艺术，对腐朽的官僚政治和官僚人物进行了颇具历史深度和文化反思性的揭露与犀利批判，并在揭露和批判中，蕴含着作家对新政权新社会的一种诉求。
新中国成立，中国文学掀开新的一页，以暴露和批判为美学追求的官场小说一度退出文学舞台。但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解冻”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一批作家以政治激情和艺术追求的双重主体意识，面对新政权现实，大胆揭露政治体制中的问题，对新政权中的负面官员形象也进行了大胆的暴露和批判。这一类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南丁的《科长》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小说成功塑造了在“就那么回事”思想支配下的世故与冷漠的官僚形象刘世吾以及在新政权中新生的官僚主义者韩常新、蜕化变质的王清泉，有力地触及了党的肌体是否健康这一重大问题。这篇小说一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年轻的王蒙因小说一夜成名，其大胆“干预现实”的勇气和问题意识甚至还得到了政治上层的肯定，但旋即又使他坠入了深渊，因文获祸，打成右派，发送边疆。自此，官场小说在二十多年中销声匿迹。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文艺界的拨乱反正，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得到恢复，以蒋子龙为代表的一批被命名为“改革小说”的文学潮流崛起。这类小说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陆文夫的《围墙》、柯文路的《新星》、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我们将这批“改革小说”视为官场小说，是因为它们在改革的旗帜之下，逼视着与改革纠缠在一起的官场，小说中大面积地触及到了官场现象和权力问题，对阻碍改革进程的诸多官场弊端进行了揭露，对保守的官僚作风、不思进取的官场习气以及盘根错节的官场权力关系进行了批判。这批官场小说重新张扬了直面现实的精神，恢复了以揭露和批判为美学品格的官场小说的艺术活力，积极主动地以文学的力量介入到正在发生着的浩荡奔腾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去，从而成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主潮。
自20世纪80年代末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跨越新世纪，一直绵延至今，官场题材“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二十多年来，官场小说一时成为作家创作的兴奋点和人们阅读的焦点。官场小说蔚为壮观，成为文学边缘化中沉寂文坛一个难得的热闹景象。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刘震云的“新写实小说”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河北“三驾马车”为领军人物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再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张平、周梅森、陆天明的“主旋律”小说以及世纪之交王跃文、阎真、曹征路、毕四海、肖仁福、杨少衡、王晓方等一大批官场小说作家的涌现，在文学史的链条上，官场小说从未有过这么密集地创作，亦从未有过这么热闹地成为文学消费的宠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近二十年来的官场小说创作“成了气候”，成为了一种文学现象，一种文学潮流，甚至表征出了一种文学流派的征兆。时至今日，以发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著称的《当代》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期刊和以湖南文艺出版社为突出表现的众多出版机构，纷纷参与到官场小说的约稿、策划、宣传、出版、新闻发布和签名售书、进而组织官场小说讨论、评价，官场小说也成为了媒体关注、讨论的话题，作家访谈、作品炒作以及诸如“官场小说为什么这样火?”“官场小说出路何在?”“官场小说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类的分析报
道频繁见诸报端。以“官场小说”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用时0.001秒，就会弹出1470万多条相关的信息。在各大图书网站和大型图书交易会上，“官场小说”或者以“官场题材”为卖点的各类作品出尽了风头。所有的事实无非表明，官场小说创作和消费处于并仍将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之中。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甚至“文学终结论”喧嚣一时的今天，官场小说创作持续了近二十年并仍在继续着。在近二十年中，官场小说除了持续时间长，还有参与的作家之多身份之复杂、作品数量之庞大、作品触及的问题之广、涉及面之大、人物形象之丰富多样、艺术呈现手法之驳杂繁复等等，都构成了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图景和文学生态的一个镜像。
二、百年中国官场小说创作体式
鲁迅对官场小说曾有一番论述：“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鲁迅这番话本是针对清末谴责小说简单重复、缺乏提炼、不注意整体艺术构思的弊病而提出的批评，但后世往往将鲁迅在特定时空里对“谴责小说”的评价放到了对20世纪特别是对近二十年官场小说艺术创造的价值估衡上，由此得出官场小说创作艺术性不足的错误结论。其实，当我们回望百年中国官场小说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其艺术创造充满了强劲的生命力。
19、20世纪之交新思想的传播与近代报业、出版业的崛起、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官场现形记》为适应报纸连载的需要，创造了以暴露官场的卑污龌龊为主旨，以官场人物为中心，以短篇结构成长篇的开放式结构形态，鲁迅先生指出：“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这种创作体式适合报纸连载，每次刊载都是一个自足的单元，可以无穷无尽地连缀下去，达到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酣畅淋漓暴露官场弊端的效果。《官场现形记》发表以后，模仿者甚众，各种“现形记”风靡一时，如云间天赘生的《商界现形记》、冷泉亭长《绘图后官场现形记》、心冷血热人的《新官场现形记》等，可见这种创作体式的影响力。
清末，受林译小说的影响，“开风气之先”的一些作家主动地从西方小说的叙事艺术中学习、移植和借鉴那些具有现代质素的小说形式，“谴责小说”作家在这一方面同样不逊色。如《老残游记》打破注重人物塑造和完整的情节的传统小说结构形态，开始注重景物描写、心理描写和音乐描写等。《老残游记》重描写的创作体式，许多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夏志清在分析老残雪夜的心理活动时，指出：“刘鹗摸索以意识流技巧表现这种情景，不但这里如此，有好几处亦如此，且同样精彩，这确是戛戛独造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打破中国传统小说的全知视角，而采用的是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小说以“九死一生”为贯穿全书的人物，所有的“怪现状”都被纳入他的耳闻目睹的范围之内。受中国四大名著和巴尔扎克的影响，曾朴的《孽海花》结构宏大，全景式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小说采用白话又富文采。鲁迅先生评价《孽海花》为“结构工巧，文采斐然”。从上观之，“谴责小说”作家具有可贵的艺术探索精神，他们的作品对于培育具有现代意义的读者和蕴育现代意义的小说功不可没。
“谴责小说”在清末风靡一时，其“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但“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于是，鲁迅在写小说史时，将此类小说划出讽刺小说之外，“别谓之谴责小说”。但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张天翼等的官场小说作家中，讽刺开始成为了创作主体有意识的自觉审美选择。张天翼、沙汀的讽刺小说以及陈白尘、宋之的的讽刺喜剧在其讽刺艺术中融入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批判意识，以喜剧手法塑造了为数众多的官僚、政客等讽刺形象，显示了讽刺文学的战斗力量。张天翼的讽刺艺术独树一帜，在《华威先生》中得到出色表现。小说通过攫取几个具有喜剧意味的生活细节，反复刻画，使喜剧人物性格明快突出。同时，张天翼善于把握小说的喜剧艺术节奏，扣住生活中的喜剧性矛盾，运用悬念，插入意外事件，造成反转和突转的艺术效果。陈白尘的讽刺艺术表现在组织喜剧冲突的杰出才能上。《升官图》情节回环起伏，语言尖锐辛辣，而且还综合运用了虚拟、变形、误会和夸张多种喜剧手段，最大程度发挥了讽刺喜剧“笑”的战斗力。这批以官场为关注中心的作品，整个构成了一个喜剧世界。《华威先生》中的华威先生、《在其香居茶馆里》中的联保主任方治国、《升官图》中的假知县、马局长等人物个性刻画上，充分展示了这一时代作家熔铸东西方喜剧智慧于一体的艺术创作活力。张天翼、沙汀、陈白尘等的艺术创作体式，为官场小说拓展表现空间、提升艺术质地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讽刺是20世纪30、4J0年代官场文学具有的特色，这一艺术手法同时也是官场小说艺术质地中的重要属性。而直面现实，敢于对不合理的官场体制、官场中的不正之风和官僚习气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官场小说这一文学体式战斗性的重要表现。这一艺术精神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南丁的《科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可贵艺术品格在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歌唱、礼赞声中，高扬现实主义的精神旗帜，勇于揭露现实中隐藏着的各种危机，以充盈着的对党和人民的爱，写出了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理性思考。《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反映的是组织部门的问题，而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则揭露宣传部门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则涉及了集体农庄、税务局、供销社、新华书店、公安等众多部门工作中的各种歪风邪气。在这些作品中，讽刺艺术同样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法，借以批评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正之风。
官场小说重要的艺术质素之一现实主义精神的张扬在新时期以蒋子龙为代表的“改革小说”中得以复活。这一批被命名为“改革小说”的作品，显现着作家们对社会矛盾的敏锐把握，对现实生活的情绪感应，对历史人生的理性思考。这些作品，一经发表，便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作家、读者和时代、社会，通过这批官场小说作品，建立了沟通渠道，反映着这个时代作家与人民的心灵相通，使现实主义精神在新时期初期便得以强劲恢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消费文化、世俗意识、自由民主等多元文化向中国社会一齐涌来。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及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痼疾，围绕政治、权力、腐败、官场这类话语，社会各阶层掀起一股关于权力想像的图景。表现在文学上，从20世纪80年代末始，官场题材持续“高热”，至今仍成方兴未艾之势。中国官场小说在这个时段的创作蔚然成风。在官场小说这个创作潮流里，参与这种题材创作的作家多，创作出作品数量也很大，我们可以将之归纳出两个比较大的类型或模式。一种类型是以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为代表，站
在道德伦理的立场，通过正义与邪恶、腐败和反腐败两极对决，最终代表公平、正义的一方获取了胜利。这一类小说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给人以精神支撑和寻找现实出路的精神传统，能使人在复杂甚至颓靡的官场中看到希望，给人以情感上的震动和精神上的力量。另外一种类型就是以刘震云、王跃文、阎真等为代表，他们凭借着对中国政治权利运行机制的真切体验，充分发挥创作的资源优势，将笔触深入到受这个政治权利机制制约的官场人物的内心深处，尽情描摹真实的官场原生态，为我们绘制了真切的官场众生相。我们还可以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官场小说放置到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中来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批小说带有鲜明的“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审美特征。如新写实小说的质地，底层叙事的情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学样态，消费文化、市场经济对文学的渗透，网络媒介和小说创作的互动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官场小说给我们带来了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和多彩多姿的艺术风貌。但当我们面对堆砌在市场上显眼位置琳琅满目的各种省部长系列、局长系列、秘书系列、大院系列等官场小说，难免产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之感。在网络已经延伸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出版越来越容易的今天，官场小说“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大众读物‘类型化写作’的负面特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同时，一些官场小说以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笔调摹写现实，只满足于编造故事、制造热闹，为迎合消费时代各层次读者的阅读心理，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细节描摹上过于真切并不加节制，以致招致了官场小说是“诲淫诲盗”的诟病。可见，新世纪官场小说创作仍需继承经典文学传统，在体式创新和艺术提质上取得更大突破。
三、百年中国官场小说艺术品格
回首百年中国官场小说的创作历程，总结其创作体式，伴随着的是对百年中国官场小说精神历程的思考与重述，在这种思考和重述中，我们可以见出百年官场小说的艺术品格。
陆天明说：“我的文学理想就是追求一种血性的东西。近年来，我主张‘参与性’文学，也就是文学创作要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这道出了百年来的官场小说创作的一个普遍性的价值追求，那就是通过文学与时代社会现实的结合，使得文学话语强力介入社会现实，并进而向社会中心话语演进。“谴责小说”承担了“匡世”的价值使命，痛斥晚清官场黑暗现实，闪耀着批评现实的光芒。作家站在平民立场上，通过借助报刊媒体，痛快淋漓地谴责官场的污浊和社会的黑暗。在引入西方时兴的叙事结构艺术的同时，兼备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些通俗化的形式，从而回应着大众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如《官场现形记》引新闻事件、新闻笔法入小说，唤起也回应着民众在逐步觉醒的现代意识。20世纪30、40年代的官场文学有着一个巨大的精神背景是抗战救亡，然而，腐朽的官僚政权和官僚势力却借抗战之名行包而不办、假公济私、投机取巧、争名夺利之实。张天翼、沙汀、陈白尘等以喜剧手法，讽刺的笔锋，介入社会中心，撕下各级官吏冠冕堂皇的“抗战”外衣，戳穿他们的虚伪本质，以其犀利的文笔，大快人心地凝聚了抗战力量。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顺应“双百方针”号召而作，在发表后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王蒙说：“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的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很显然，作家是在以自己的文本创作介入时代并能在时代引起共鸣、讨论并进而演进为社会中心话语而引以为荣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小说”将改革的时代主题并联到官场体制之中，从政治意识的范畴揭示旧的管理体制的薄弱和落后，与当时“人心思改”的社会兴奋点进行呼应和共振，从而造就了“改革文学”的轰动效应。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作家更是意识到“文学作品只有同社会和民众融为一体，文学写作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官场小说创作依然激荡着的是社会对官场腐败的痛恨以及呼应着人们对官场生活、官场运作、官场权势的关注。关注当下的艺术品格，赋予了官场小说鲜活的话语张力，表现出鲜明的艺术探索精神。
在百年官场小说的创作历程中，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自始至终得到高扬，这既表现在创作手法上，更表现在创作精神层面。从创作手法来看，百年官场小说自觉地坚守“写真实”的艺术原则，从社会总体趋势出发，在题材选择和开拓上，针对的是有碍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官场体制障碍和官场恶习，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揭露与批判，甚至一些作品还跳跃出了官场题材政治层面的约束，而进入到国民劣根性的开掘上，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便体现出这样一种艺术探索精神，华威先生自此也成为了一种“包而不办”的“忙”的精神现象、一种恶劣的官场恶习的代名词。在人物塑造上，百年官场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官场人物群像，如华威先生、刘世吾、乔光朴、黄江北、李高成、朱怀镜、池大为等等，他们生活环境迥异，时间跨度百年，但他们仿佛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找到存在的影子，从而成为了20世纪中国经典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形象。在现实主义的精神层面，谴责小说对晚清官场的“谴责”，张天翼等对腐朽官僚政权的讽刺，王蒙对建国后阴暗面的揭示，蒋子龙对阻碍改革的官场积习的揭露，陆天明、周梅森等对官场腐败势力绝不妥协的姿态，都是作家怀着强烈的忧患精神和责任意识，面对现实中的官场桎梏和官场积习，嬉笑怒骂，义正辞严，毫不妥协，痛快淋漓地进行揭露与批判，都无一例外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从而奠定了官场小说的关怀现实的艺术质地，也使官场小说在百年发展历程中获取了生命的张力。如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张平的《抉择》的成功正在于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当前社会生活中反腐败和国企困境这一重大题材，从而在“美女作家”招摇过市、“欲望叙事”呻吟不绝的暧昧的20世纪90年代文坛重新张扬了现实主义的精神硬度，闪耀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光芒。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虽然依然是官场小说作家的常用艺术手法，但在以王跃文、阎真等为代表的官场小说作家那里，其小说明显转向至个人化、日常生活化的生活原生态叙事之中，厚重的历史感被消解，官场人性的剖析和官场权力祛魅成为他们精耕细作的场域，他们的创作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内涵，具有心理现实主义和新写实主义的文学特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新世纪以来，一些官场小说在题材上“似乎所涉及的社会内容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新闻信息的捕捉与想象”，缺乏“深层次的审美视野的拓展与转移”，从而导致“审美类型化、模式化所包含的题材‘撞车’、情节类似、细节同化等等负面特征”。在创作时“从认同世俗欲望合理性出发，沦入了全盘认同人性贪欲、个体私利的人生价值境界和社会文化立场，不少作品甚至努力地贴近‘官场宝典’之类的实用主义境界，以至遮蔽了现实主义文学本应具备的持守社会正义与个体人格的价值立场”。相当多的一批作品在暴露社会弊端的同时，却认同了制造这些弊端的社会法则，一些作品平面展现、罗列现象，成为“问题小说”，甚至在商业炒作之下，沦为“黑幕小说”之流。
百年官场小说还表现出一种历史理性精神，在对历史的总体趋势的把握中，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官场小说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现实的官场，因此，百年官场小说，弘扬的是一种浩然正气，充盈的是对一切腐朽势力的愤恨之气。在历史理性精神烛照之下，百年官场小说充分发挥文学现实批判功能。四大“谴责小说”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倾向，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污浊和吏治的败坏，对于廓清历史迷雾，启迪民智，发挥了官场小说的历史功效。以王跃文、阎真为代表的官场小说作家，通过对官场日常生活的抒写，来展示官场中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触及到中国官场体制的弊端和官场文化的荒谬之处，具有深切哀怨的人性批判意味。在文学批判这条宽阔的大道上，百年官场小说可以说走得稳妥、走得坚实，这样一路走来，使现实主义文学品格在官场小说中得以坚守和弘扬。然而，近年来，在消费文化主导之下，官场题材成为一种商机。在大众传媒的操纵之下，作家开始主动地参与到小说出版发行过程中，在选题、策划、包装、炒作的过程中，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刺激下，一些官场小说创作者甚至被商业法则所左右，成为雇佣写作者，由此也引起官场小说在近年来呈现泡沫化的倾向，将本应该写得具有历史深度和人文内涵，承载更多的文化价值，对官场中人探寻生存境遇和展开精神批判的作品，却在消费社会中被“时尚化”、“快餐化”了。加上作家创作在经济利益上的考量，许多官场小说创作还呈现出影视化、剧本化倾向，创作者及其文本被媒体集中关注和热烈炒作所呈现的话题化、事件化、明星化现象，都使官场小说在“众声喧哗”中潜藏着创作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