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新时期”这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概念讲，四川小说30年以来，是以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开始的。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降，四川小说的一个重要构件，即四川小说对乡村图景书写的熟稔和痴迷。这不仅是四川文学最为凝重和华丽的篇章，也是中国文学近30年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无论在文本方面，还是在揭橥中国农村(以及城乡接合部)的社会变革、社会风俗和人的际遇等方面，从英年早逝的周克芹到新近的罗伟章等一大批四川小说家，都付出了值得历史书写的努力并取得了实绩。
关键词：四川小说；乡村图景；书写；进步性
“晨曦姗姗来迟，星星不肯离去。然而，乳白色的蒸气已从河面冉冉升起来。这环绕着葫芦坝的柳溪河啊，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多缥缈透明的白纱。”
这是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第一章第一节里的一段文字。自“文革”结束以来的30年，我们谈中国小说，无论如何都要谈到周克芹，也无论如何要谈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四川小说。或者说，四川近30年来的小说，应从周克芹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0年)谈起。这段对乡村的诗意描写，实际上也是四川小说里农村图景最开始的写照。或者说，四川小说在经历了“文革”劫难后，由出自农村的周克芹最先给出了象征。尽管这部小说是写30年前的事，而且小说中人物——无论许茂老汉还是他的几个女儿——的命运和际遇都弥散着凄惶，但是，向上与乐观却是这部小说的总基调，也是“文革”结束后整个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向上和乐观的表征。这在当时小说热播的场景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随后，周克芹无论中篇还是短制，都以这种明亮与向上中带有的哀伤与凄惶为基调，并由此显现出周克芹作为中国当代小说重要作家的地位，和周氏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如随后的《勿忘草》(1980)、《山月不知心里事》(1981)等，都是这样的基调与风格。而周氏的小说也是有变化的，像《果园的主人》，基调更加乐观向上，对小说背景的展示也“紧跟”了时代的变化，更显现出了中国农村寻求变革后的喜悦。于是我们看到，周氏乡村题材的小说不仅仅有着一股别人无法表达的挚爱，有着周氏关注、关心乡村小人物的人文情怀，而且其风格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也是独树一帜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小说经历的30年的衍变中，风格一词已成古典。恰恰如此，我们在重读周氏小说时，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位风格化的作家是多么重要。也就是说，周氏不只是对乡村题材熟悉，更是在文本本身有杰出贡献。清丽里的凄惶，明亮里的哀伤，既是周氏小说对乡村题材的重大发现，也是周氏乡村小说的文本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上看，周克芹书写乡村图景的小说是这3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就。
四川小说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是由沙汀、艾芜、李劫人等开创的。而他们正是书写乡村图景的大师。尽管艾芜是以异域和猎奇成名(如《南行记》)，但就在那些异域场景和猎奇里，也大都含有乡村图景的元素。到周克芹站立起来时，四川小说不仅仅是发扬了前辈的这种传统，而且以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方式继续着对乡村图景的书写。在周氏之前，四川另一位书写乡村图景的作家克非，早在“文革”结束之前就高度关注乡村了。《春潮急》(1974)尽管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也就是尽管有着“左”的意识形态，但是只要将《春潮急》与浩然关于乡村小说对比起来，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春潮急》对乡村风俗的描摹，以及对乡间诸等人物的同情，已不是以浩然的“高大全”惟马首是瞻了。到了《野草闲花》(1989)，克非继续着他对四川方言小说的浓厚兴趣和试验，保持了对乡间落后和保守一以贯之的批评。“茅草棚，低矮窄小，歪歪斜斜，活像个痨病鬼”是克非对乡村某一图景的隐喻。在这部小说里，克非还对此追问：“家。这就是家吗?”在四川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里，四川作家除了对这一图景的稔熟外，他们并没有忘记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有一种文学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是现实主义(或日批判现实主义)的内在规定。其实，对于四川小说来说，社会责任不仅源于四川作家的内心，也源于四川小说文本的美学追求。在很多时候，人们在评论四川小说的这一现象时，往往重于社会的话语评价。而正是这样的评价，一方面认定这是四川小说的一种优势，另一方面则认定这是四川小说很难有所创新的固有模式。其实，这是一种偏见。社会与历史作为平台、作为元素和题材进入小说，这是小说的本分之一。当然在这种本分的同时，小说所要追求的文本意义，同样也是小说的本分。对于四川的小说家们，这并不是矛盾或冲突。不仅不冲突，书写乡村图景的小说家，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字：周克芹、克非、傅恒、雁宁、阿来、榴红、贺享雍、李一清、刘晓双、罗伟章、马平、周云和……对乡村图景书写的孜孜不倦，让四川小说蔚为大观。尽管，同时期国内也有很多书写乡村的作家，如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等，但在一个省汇聚如此众多的作家，如此对乡村图景挚爱的“前赴后继”，实在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里的一个奇迹，或是一桩盛事了。
从农村走出来的李一清，在四川小说家里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山杠爷》(1991)虽说只是一个中篇，但它显示了生活对人的影响与无私的赠予。而且《山杠爷》的出现，使得四川乡村题材的小说开始了某些新变化。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大致解决了吃饭住房等关乎生计的事，但是乡村的政治结构和宗法结构，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时时钳制着乡间所有人事的潜在力量。山杠爷的结局，看似是一种简单的悲剧，但是，我们在把小说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时就会发现：山杠爷违法惩治村民的出发点是为了任务的完成，也就是说山杠爷的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山杠爷作为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最高执政官(村支部书记)的命令的不可冒犯，才是小说对乡村政治结构的揭橥。既作为乡村政治结构的中心代表，也作为乡村宗法核心的代表，山杠爷出自真心和公心的而最后触犯法律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乡村这样一种潜力量的惯性和巨大。另外，当闭塞的乡村因商品经济大潮拆开一个口子时，文中描绘的乡间新势力对固有(或旧有)权力发出的挑战，以及旧的权力的固有应战方式，才是《山杠爷》作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不小的贡献。其中，作家对农民没有矫饰，而是发自灵魂的敬意。在《山杠爷》过去十多年后，李一清推出关于乡村图景的长篇小说——《农民》(2004)。在这部小说里，李一清继续着他对乡间农民命运的关注，以及乡村在历史大变改革进程中对人命运的影响。在这两者之间，李一清还发现了乡村于变革中的某些触目惊心的轮回，以及人在这种变革里的宿命。小说不是政治教条的形象读本，也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外化，它所关注的是人在这些纠缠不清的乡村图景里的生存状态。因此，我们才能在《农民》里感知到当城市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代名词后，乡村里的农人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紧跟城市化步伐时所面临的困惑与困境，以及由生存带来
的只有在农村的困境里才显现出的巨大忍耐力。《牛贩子山道》(雁宁1986)和《山吼》(高旭帆1998)等短篇，把农民为了生活下去的忍耐力写得如英雄般让我们崇敬。在这些小说里，作家以有些诗意的方式赞美了农民活下去的忍耐力，且依然没有忘记在为农民作传时，农民的根与农民的命，原来在于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对这片维系着农民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的土地的思考，一直是四川乡村小说中的时隐时现的主题。《农民》是这样，即使在篇幅容量极有限的《牛贩子山道》里，作家依然感叹，即使走南闯北，即使在城里可以寻找到乡间从来没有的欢愉，对于农民来说，“田地，比命宝贵啊”!
对于农民脚下的这块万古不移的土地，周克芹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写道：“许茂在他自留地里干活。从早上一直干到太阳当顶。他的自留地的庄稼长得特别好。青青的麦苗，肥大的莲花白，嫩闪闪的豌豆苗，雪白的圆萝卜，墨绿的小葱，散发着芳香味的芹菜……一畦畦，一垅垅，恰好配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农人土地里的任一构件，在作家看来，就是一行诗，或者就是一段乐句，就是一幅图画。四川小说家明白，任何一块土地都要有农民的劳作才会有收获，农民是土地的主人(如周克芹的《果园的主人》的小说题目便显示了作家对土地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明白土地不仅维系着农民的命，而且因土地建构起来的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在这样的结构中生存的农民群体应如何对待土地。即使民工潮的裹挟，即使民工潮让农民打开了从来不曾打开的眼界，让农民在进城做民工中赚回了返乡修新房子的钱，赚回了娶媳妇的钱，但是对土地那种说不清的眷恋，无论如何都是四川作家挥之不去的情结。面对家人在没有征兆下就要外出打工时，中明老汉瓮声瓮气地大声说：“都走了，哪个来种庄稼?”(《苍凉后土》，1997)在贺享雍看来，这么多自家承包和转包来的土地，年轻人都不种了，那还要土地干啥，要我们这些祖祖辈辈的农民干啥?这种担心和忧虑，不是农耕时代的意识固化，也不是用小生产方式来解读，甚至还不能仅仅说这是农民思想僵化的表征。因为土地对于农人就是命根，就是理想。春去秋来，迎寒送暖，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农人们于土地上的辛勤劳作，不仅获得了衣、食、住等需要的物质，而且还获得了这一过程的喜悦——哪怕是极其艰辛后的喜悦。试想，真的到了哪一天，土地没有人耕耘播种，那不是重新回到洪荒年代了吗?这样的情状，农民也不再是土地的主人，而是必须依附于土地的仆人了。实际上，我们在四川小说的这种乡村图景里，已经看到了农人与土地的这种悚人心悸的关系，以及作家对此极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农人对土地的崇拜，把土地当成自己的母亲，一面却对土地抱有非常敏感的对立。也就是说，在现行的土地政策和农村的现行政治结构里，农民依靠土地并不能赢得美好和快乐的生活，至少不能获得像城里人那样的现代化物质生活。对于这种态势，四川小说里的乡村图景也一样是迷茫。这当然不能责怪作家，因为当乡村图景的写作成为四川小说里最重要的元素时，四川作家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此理性地思考或者终极地追问。“树叶和雪花都归于大土，大地就是它们的方向。庄稼归仓了，泥土冻结了，农人回家了，家就是他们的方向。天地之间，再也找不出像我(刘注：即土地)这般稳重的存在了，繁华脱尽，裸露出生活的本质……”(罗伟章《不必惊讶》)这是一则对冬天土地情状的书写，是四川作家对土地的满腔情怀的书写。这样的书写已经超出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是一种似浪漫似象征的现代主义方式的书写。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且具有更大胸怀更高遥想的指向。于是我们看到，评论家认为最传统的四川小说里的乡村图景，也同样在文本的能指与所指上开发着四川小说前进道路的多元化的可能。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文本意义在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中已经有了蹊径。
因此，在四川小说关于乡村图景书写进程中，新锐罗伟章的出现，无疑具有另外一些意义。在《饥饿百年》、《大嫂谣》等有关乡村图景的长、中短篇后，《不必惊讶》(2007)的面世，让我们看到，四川小说由周克芹开创的近30年乡村图景书写在新世纪的继续和光大。显然，《不必惊讶》的文本样式，有些帕慕克赢得世界性声誉的《我的名字叫红》的影子。或者说，《我的名字叫红》那繁琐而重床叠架的文本影响了《不必惊讶》的文本结构。但这并妨碍《不必惊讶》作为四川小说里重要元素的乡村图景的真实性和生动性。而且可以说，《不必惊讶》里少见的乐观，与这小说中严酷的生存背景从某一角度上看不相适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这部小说里充满着的乐观，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周克芹风格化写作对四川小说特别是对书写乡村图景小说的巨大影响。《不必惊讶》里描写了三兄弟与这三兄弟相关的三个女子在乡村的生活、劳作，以及对乡村以外世界的打望。老大成谷对传统的坚信，老二成米对传统徘徊，老三成豆对传统的反叛，还有他们身边三位女性的个性化张扬等都让这部小说具有四川小说里难得的新元素。特别是老二成米对书本的痴迷，是四川小说乡村图景里不多的人物形象。这里的乡村图景，因这样～个乡村知识分子而变得更有意味。加上成米婆娘愿人穷不愿人富的行为，和成米这样一个介于城市与乡村、守旧与寻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体，让这部小说多出了一些意义。本来，四川小说在书写乡村图景中就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对城乡接合部的现状与人际做过很多思考与描写。如栈桥的《老沙锅》(1986)，傅恒的《幺姑镇》(1989)、《活人》(1994)，雁宁的《无法悲伤》(1994)，刘晓双的《富乡风景》(1998)，周云和的《方太阳，扁月亮》(2007)等，无不是在城乡接合部这样一个充满着既质朴又眩晕、既宁静又喧哗、既清守又欲望的地方，考察农民的生存背景和生存质量，思考农民的过去方式与可能的转型。《不必惊讶》里的成谷、成米、成豆就是这种过去式与可能转型的具象化书写。这还不是这部小说的全部。小说有一种很迷人的元素在里面，即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用了大量的篇幅书写了大地田园景象，书写了春夏秋冬轮替的欣喜与无奈，还写了亦人亦神亦巫(刘注：卫老婆婆)冥冥之中的言行。特别是在书写乡村农人的生活背景的望古楼时，作家更是寄予了无限的深情。“在我(刘注：望古楼)的体肤上。生活着这么多物种。这足以证明我不是贫瘠的”，“多少年来，我与世隔绝，几乎忘记了在我最深的底层，与整个大陆连成一片的”。四川的作家如此深情地眷顾这片土地，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作家更为关心更为关注的农人。周克芹关注那些在艰辛劳作中度日的如水般的女子，如许四姑娘；克非关心那些有些精怪但十分潦倒的庄稼汉子，如丁少华；贺享雍关注实诚且有些愚钝但不乏主见的乡村梁柱，如中明老汉。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许多都成了载入中国30年来文学史人物长廓里的著名人物。像周克芹的许茂老汉和许四姑娘，像李一清的山杠爷——这是四川小说了不起的事件。尽管我们对所谓传统的典型化理论不再有某一时期的金科
玉律，然而要是我们的小说真正能贡献出了某一久久不忘的人物形象，我依然会认为，这是小说史里的重要事件。只要稍稍对十八世纪以英国为主要代表的近现代小说史进行考察后，我们就可以得知：小说史的某一人物形象成为经典那是多么不容易，也是多么伟大。
在考察四川小说书写乡村图景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小说展现了乡村图景的变与不变、以及在这变与不变中的农民和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小镇底层众生图像。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四川小说是不应持悲观态度的。也就是说，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书写，是四川小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同时也是四川小说的一次长途跋涉，而且是从不间断、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的跋涉。从周克芹最先感知到新时期农村变革带来的生机，以及由此给农民带来的乐观与喜悦，到傅恒、雁宁、贺享雍，特别是到了李～清时，四川作家在小说中对乡村图景的展示和描述，已经从原来对农民的达观，转向了对农民困境生存状态，以及其生活原状的考察和思考，特别是对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农村固有的政治结构和宗法结构背景中人的命运的思考。到刘晓双、马平、周云和，特别是罗伟章时，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开始考量日益变化的乡村。一方面乡村在原来基础上向前走，通俗地说，如乡村和乡村里的农民富了起来；另一方面，在与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比较中，乡村不是欣欣向荣而是呈现出某种衰败态势，通俗地说，如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严重流失(即农民世世代代得以依靠的惟一基础丧失)，如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褫夺，如农民已被这个社会的主流话语抛于边缘境地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并不亚于周克芹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时的大变化。站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无论对生活中每一个真实的农民，还是在为农民写传的四川作家而言，似乎都处在一种既兴奋期待又困惑茫然之中，而且随着对笔下一些人物的深度发掘，这种矛盾的心境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出来。这并不是说明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书写是要完成一个轮回，也不只是说明这样的乡村图景书写不是四川小说的宿命，而是想表明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书写在寻求变革的征兆，或者说正酝酿着某种突破。
我曾经对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在观察四川小说时，即使是像观察四川有关乡土和乡村的小说里，我们依然会发现，四川小说在与国内同题材小说的对话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四川小说对其原生态的展示以及对乡土和乡村细节的把握是相当有分量的，但在人性的挖掘和历史的厚度上，却似乎有着一些不足。”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当我们把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书写与国内同时期别的一些乡村题材小说做比较时，我们会发现，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书写，确实有着自己的不同视角。譬如，同样以优美笔调写乡村的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与周克芹的葫芦坝系列(笔者姑且称作此名)比，周克芹更乐观一些，而贾平凹的历史厚度更深一些。再譬如，同样想还原历史真实的小说，《白鹿原》显然比《无法悲伤》更具人性的穿透力。不是说两者之间谁良谁莠，而是想藉以表明，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书写，存在着重情节重细节重故事，而对人物的命运，特别对人性深度的挖掘，不是忽略了而是用力不够，或者说视角不同。本来，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书里，周克芹曾对许茂的形成，以及许秀云(许四姑娘)坎坷际遇的描述，有过深刻的把握和考量。在许茂大女儿去世后，许茂老汉做生(寿)便不再请他的大女婿，“似乎也没有把他们计算在自己的亲戚名单项里”。正如周克芹所说，许茂老汉这样做“太狠”，并非“他生来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在这里，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农村社会的特殊环境，以及从合作社到“文革”中后期所形成的乡村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早已经让一个传统的农民“异化”了。这种“异化”，体现了中国农村若干年的社会形态缓慢演变和突然变故，让原本可能善良老实的农人变成“狠心”的人。但是，原来在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时，我们更多地是看重这部小说面对新时期来到时，大地获得生机、人们获得勇气的社会意义，忽略了作家对人性裂变的考量和思考。从这个角度讲，也许我们对这部小说的具有开先河与探索性质的估计和评价都不够到位。到了《不必惊讶》，原本这部小说要在几对人物关系中来考量人性的变故，但是，由于小说更多地注重了小说的文本结构的系统，更加注重了小说故事的进程以及小说故事的“好听”与“好读”，在最有可能成为人性最为复杂的小天的身上，我们却只看到了小天仅仅作为一个天性善良人的善良故事。当然，这个人物写得非常的美(真有些周克芹的遗风)，但由于这个人物的扁平，让这部小说在历史和人性的厚度和深度上，也许不如罗伟章的另一部小说《磨尖掐尖》中更心魄惊悚的人物关系。遗憾的是，这部题为《磨尖掐尖》的小说，不是一部乡村题材，而是一部关于高考种种弊端的热门流行题材。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详尽考察中国的乡村和与乡村接口的城镇后，他在多处说过从本质上，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社会是由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所决定，同样是由这种特殊的土地建立起来的乡村生产方式、政治结构和宗法结构的历史与现状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由乡村开始的。至今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从四川小说家的努力中，我们看到了费孝通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知所打开的一条通道是多么的有启发意义。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的价值。也就是说，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是有话语权的——不是为了非要去为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争一个话语权，而是我们原来也许可能低估了四川小说的重要元素(或叫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图景书写在中国当代小说的意义。如果把“话语权”看做是解释、弥散、影响、控制等“后现代(step-modemism)”的术语，那么四川当代小说在中国小说界里也是有话语权的。在过去的30年间，从周克芹到阿来(尽管阿来的小说是以藏区风俗的奇异出的彩，但谁也无法否认《尘埃落定》里的乡村元素对这部作品所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作用)，四川小说在国家小说大奖“茅盾文学奖”里的斩获，便是作为四川小说于当代的一个标高，也确立了四川小说自己独特的地位，而且从它们的影视改编上看出它们大众化接受的影响力。我们知道，近30年来，中国小说的变化让人们瞠目结舌，特别在经历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主义以及不久的后现代主义写作的方式后，到90年代后的网络时代，所呈现的多元化写作开辟了中国小说的多种可能，中国的小说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日新月异。在这样一种态势里，我们原来一种观点是把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书写看成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产物，并以此认定四川小说里的乡村图景书写是一种非当代的产物。也就是说，这样一种书写是缺乏“时代性”的。殊不知，在一些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对“一种进步观念”的“信任”。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把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书写纳入到某种时髦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中来考察，而是想表明，从周克芹开始的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的书写，正是建立在四川作家对自己乡村以及乡村中人的挚爱和现代意义的思考上的，更重要的是四川作家对乡村变化、变革引发的社会进步、人的进步和人的某些窘境的敏感。无论是周克芹的四姑娘，还是李一清的山杠爷，以及罗伟章的成谷成米成豆，都是当下乡村进步最为鲜活的人物所在和人性所在。从关注乡村农人的生老病痛到赞美这些人的挣扎奋斗，从披露历史的迷雾到揭橥农人性格缺陷，从生活的元点到历史的背景等，无不显示出了作家的人文关怀。
于是，当这样一种书写成为四川小说的品格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四川小说于乡村图景的书写，固守着一种写作姿态，这种姿态以一种坚毅和坚韧态度与乡村农人的生活、生存情状吻合了起来。这种吻合，不是保守，而是坚守。在一个欲望遍地的时代，坚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至少对于大多数被功利俘虏的作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尽管对需要“日日新”的文学创作来说，引入新的元素，挖掘人性深的尺度，添补认知的不足，以及如何使用、改造极富鲜活极富个性但同时又有些隔膜的四川方言，自然是四川小说家新近未来需要付出的艰辛劳作。但这不是书写乡村图景四川小说的末日，因为——
“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的幺儿成豆还好好地活着，他正在远方漂泊，若干年后，他会回来的……等到成豆回来的那天，他已经不是先前的成豆了，数年的漂泊，使他学会珍惜，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这是《不必惊讶》最后篇章的文字。我把它抄在本文的结尾。这不仅仅是四川小说家对未来的乐观与信心，同时也表明我对四川小说乡村图景书写的乐观与期待。
责任编辑 黄 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