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时期的杭州倚仗京杭大运河便捷的水上交通网，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刻书业繁荣，不仅为通俗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与基础，更为通俗小说的传播提供了腹地，从而扩大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杭州书坊；刻书业；小说创作与传播；京杭大运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8—00—02
明清刻书业十分兴盛，书坊在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杭州是京杭大运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刻书历史，活跃于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之上。京杭大运河犹如一条生命的纽带，不仅孕育滋养了杭州城市的兴盛与发展，更加成为通俗小说创作与传播的摇篮。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作用日益深化，杭州经济蓬勃发展，随之而来就是文化的昌盛。城市功能转变，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市民文化兴起与文化需求扩大为通俗小说创作提供了必要条件。杭州作为运河城市，不仅为通俗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与基础，更为通俗小说的传播提供了腹地。以京杭大运河为纽带，将通俗小说的文化补给辐射线般扩散到全国，从而扩大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
一、明清杭州书坊发展的客观条件与背景
杭州处于物资丰饶的杭嘉湖平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得杭州城市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贸并辏”【1】的大型国际商业都市。杭嘉湖地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而经济发达必然带动文化昌盛。杭州不是一座“文化沙漠”城市，无论官学私学乃至教研一体的书院都数目繁多，教育业兴盛，市民受教育的普及度很高，为通俗小说提供了坚实的读者基础。
“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功能的转变，是与中国文化形态的演进和转型基本同步的……中国文化形态的第二次转型，与中国城市的功能由政治向经济转变密切相关。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是社会经济从农业向工商业转变的先锋，它的发展和成熟最终带动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经济形态的重构和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文化转型的核心和基础，并由此导致思想观念、文学主题、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等一系列文化现象的转变……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转型，真正粗具规模的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的。”【2】明中叶后，城市功能转变，市民阶层迅速崛起，消费能力也不断增强，社会生活的内容愈发多姿多彩。为了满足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通俗小说的刻印发展也加快了步伐。通俗小说的传播对刻书业的依赖程度很大，刻书业的发达与否直接关系通俗小说传播的兴衰。杭州经济发达，资金、技术支持雄厚、人才济济，不仅为通俗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人才、资金、技术各个层面的大力支持，也为通俗小说的传播提供了渠道和广大市场。无论笔、墨、纸、砚到印刷、版画乃至藏书技术，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杭州印刷技术先进且有优良传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就是杭州书坊的刻工。即便杭州本地不生产的刻书业原材料，浙江省内也都有着十分丰富的资源，如“衢州府的西安、龙游俱出墨”【3】，依靠运河发达的水运，能够很便捷的传输，进行快速的地区间的资源共享。
二、明清杭州书坊刻印情况、营销与刊刻特点
在明朝刻书业最繁荣的万历间杭州书坊数量以及所刻通俗小说数量远远不及建阳，质量上不如南京、苏州精美。表面来看，似乎杭州被称为刊刻中心有些名不副实，而实际上，这一时期杭州通俗小说的创作与传播空前繁荣。杭州本地刻书虽然数量上不突出，质量较为上乘，虽然不是最精致，但尽量忠实于原著，装帧精美。通俗小说越来越商品化，书坊经营模式不断地完善成熟，营销手段也愈加丰富。如书坊的选址很多是临近杭州各个著名的书院如崇文书院、敷文书院等。为了书籍更加畅销，还在书中加入了评点、插图以及广告等手段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和购买力。书籍的创作、编辑、刊刻出版、发行、读者接受不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形成了一条紧密的链锁，达到现代广告学中所说的“整合行销”的效果。由陈大康命名的“熊大木现象”，是对大部分书坊的经营模式的形象概括。产销的紧密结合，直面市场需求，创造了文化、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明末清初的杭州书坊所刻通俗小说书目可考者辑录如下：明末清初的杭州书坊所刻通俗小说书目可考者辑录如下：1、杨尔曾夷白堂：《新镌海内奇观》2、容与堂：《水浒传》3、泰和堂：《东西晋演义》4、聚奎堂：《轮回醒世》5、藏珠馆：《唐传演义》6、鸿文堂：《南北两宋志传》7、爽阁主人：《禅真逸史》8、峥霄馆、翠娱阁：《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禅真后史》、《型世言》9、本衙：《鼓掌绝尘》10、笔耕山房：《醋葫芦》、《宜春香质》、《弁而钗》11、王慎修重刊：《三遂平妖传》12、名山聚：《隋史遗文》、《云合奇踪》、《女开科》13、人文聚：《韩湘子全传》14、山水邻：《欢喜冤家》15、金衙：《禅真后史》16、薇园主人杨某：《清夜钟》17、武林刊本《隋唐演义》。”【4】
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刻印仍然注重精致完美，从技术层面来说，杭州书坊得天独厚，拥有优良的历史传统与技术积累。杭州书坊有技艺高超的刻工，浙江的造纸也很发达，质地精良。从刻印风格上来讲，杭州书坊讲究“取梨极精，染纸极洁，镌刻必抡高手，雠勘必悉虎鱼”。明代胡应麟在评价闽本《水浒传》时说：“（《水浒传》）为闽中书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后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矣。”而杭州容与堂的刊本广受推崇，被誉为“刊刻精雅”，风评十分优良。足见这一时段杭州刻本不仅具有商业价值，更加具有保护原作文化价值的作用。“清版的装帧很多都是线装，比较容易开线，书皮多以库青纸为佳。”【5】清代前期，杭州还是处于刊刻中心地位而后随着清政府对江南文化打压力度加大逐渐没落。
三、明清杭州书坊与通俗小说创作与传播
杭州的文化多元化，并且具有大型商业城市的特殊氛围，杭州的通俗小说市民气息与商业气息相对于苏州、金陵等地要更为浓重。大运河对通俗小说的内容、取材都带来了影响。大运河是杭州城市的一部分，深深扎根市民的生活中，已经深入到明清运河城市社会的各个角落，大运河在小说作品中不断地被提及，呈现出具体的形象，运河流域的社会生活已经成为明清小说的主流题材。明末清初浙江的小说作家在江南地区数量是最多的，杭州为运河城市经济、文化发达，吸引了大批文人和前来游学的考生，形成了“西湖创作圈”。李渔虽是浙江兰溪人，几番移居杭州，对杭州情有独钟，《无声戏》、《十二楼》都创作、刊刻于杭州。籍贯在钱塘（杭州）的小说作家有陆云龙、陆人龙、周楫等人。而丁耀亢、袁于令则是外地人在杭州的“杭漂一族”。丁耀亢《续金瓶梅》也完成于杭州。其他一些实名不可考的作者，别号带有“西湖”字样或者与西湖有渊源的数量亦不在少数，如“西湖义士”、“酌园亭主人”、“醉西湖心月主人”创作活动都在杭州。
书坊主、小说作家和书商之间关系十分紧密。书坊主与小说作家很多是亲友，甚至有的书坊主就是作者即“熊大木现象”的表现。什么是熊大木现象呢？熊大木是嘉靖时福建书林书坊忠正堂主人，在其姻亲也是同为书坊主的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书稿缺乏拜托之下，创作了《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很受市场欢迎，随后又编撰了《唐书志传》、《南北两宋志传》以及《全汉志传》。熊大木现象是由陈大康先生提出的概念：“现在可对“熊大木现象” 作一扼要概括狭义解释是指负责传播的书坊主越位，进入创作领域，自己编撰或雇佣下层文人代笔广义内涵是指书坊主干预创作，他们对书稿的取舍甚至会影响创作格局变化。明嘉靖、万历年间，书坊主一度主宰通俗小说创作是前者的充分表现从嘉靖朝至清王朝灭亡，后者则与通俗小说发展相始终。……广泛传播是任何文学体裁正常发展的前提条件，从作家动笔直到广大读者欣赏构成一个完整过程，文学发展实际是这一过程不断地循环与叠加。”【6】熊大木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嘉靖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都成熟的情况下，“熊大木现象”必然出现。即使没有熊大木，也可能是赵大木，李大木。书坊的发展也日趋成熟，是时候来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读者市场不断扩大，日益增长的需求很难被市场上现有的作品所满足，文荒稿荒现象必然出现。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和牟取更多经济利益，书坊主们迟早也会介入通俗小说的创作中来。
杭州书坊为通俗小说的传播提供了渠道和广大市场。杭州依仗大运河发达的水运和本地先进的海运以及优越的陆路交通条件，成为通俗小说交易输出的中心。不仅是国内通俗小说创作交易的枢纽，甚至远销海外，对中国通俗小说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注释：
【1】[唐]魏征，《隋书》卷三一，第二十六地理志下，八八七。
【2】谢贵安，《明清文化史探研》，商务印书馆，第79页。
【3】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第240页。
【4】 程国赋，胡海义，《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3期》。
【5】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第511页。
【6】 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02期。
参考文献：
[1]、[唐]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2]、谢贵安，《明清文化史探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4]、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
[5]、 程国赋，胡海义，《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12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