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持：
汪 政 批评家，任职于江苏省文联
参 加：
刘志权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王 晖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贺仲明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何言宏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何 平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一、世界情感地图的中国疆域
汪政：有关中国经验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个阶段了，但好多话题还没说，比如情感问题。通常的说法是，中国是一个抒情大国。那么中国文学如何处理情感就值得说说了。
刘志权：情感，与人的意志、欲望、灵感、顿悟和直觉相并列的一种心理机能，是人在生存与交往中对客观对象和自身态度的内在体验的心理状态，是人类共有的。但是，正因为情感产生于人类的生存与交往之中，因此，情感的形成又有赖于它长期存在的地域环境以及文化环境。所以，历史地考察一个民族的情感时，我们会发现，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结构，它联系着古今，区分着中外，形成了特定的中国式的情感。
何平：我想，你们两位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着眼我们全球化的时代，在现实或者想象中存在着一个具有区别性的中国情感。换句话说，我们讨论的前提是相信客观上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都有着它们的情感形式，而文学在表达这些情感时又存在着烙上民族或者国家印记的处理方式。从中国文学的情感处理出发，我们讨论中国经验无疑将会深入到沉潜得很深的民族记忆和民族心理层面。这显然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经验的讨论向细致、幽微的“中国”拓进和挖掘。当然所有问题的展开必须建筑在对中国情感的命名之上，必须对中国情感的边界进行厘定。
刘志权：确实是这样的。传统的中国式情感形成于两个向度的合力。其一，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乡土中国宗法制度，其二，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儒道文化传统。一方面，中华民族在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发展，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中国》里，提炼了传统宗法社会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差序格局”模型。在差序格局里，人偏爱稳定熟悉的集体环境、注重人伦亲情、强调个人“修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深层原因，产生了儒家“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思无邪”的诗教，而老庄则发展了着眼于个体的“万物与我合一”、“无为”、“自由”、“似淡而实美”的艺术精神。
由此，“中国式的情感”在内容上包涵了对亲情、爱情、友情的眷念，与自然山水融合为一的愿望，对家园故国的怀念，对人生易逝的慨叹，等等，而在表现形态上体现了中和、节制、含蓄、自然等稳定性特征。这与西方的情感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西方文化源泉的希腊精神，滋生于开放性海洋环境，因此，形成了浮士德式的情感定向，即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这使西方的情感体现出了以动荡、冲突、斗争、追求为特征的激情之美。个人觉得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西方文学中对感伤与悲剧感的不同侧重：在中国，伤春悲秋、闺怨乡愁、佞臣当道之类的怨愤情绪，在文学中往往被温柔敦厚的诗教约束在“不伤”、“不怒”的范畴之内，因而形成了感伤的重要情感特色；而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起，就强调“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而排斥哀婉悲哀的“感伤癖”，这一态度直到十八世纪末席勒出现后才有所转变。
中国文学历来有抒情的道统，诗言志、诗缘情、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说法已经广为人知。“中国式的情感”与中国文学的风格之间，是互相形成和塑造的关系。为了含蓄蕴藉地表达符合诗教的传统情感，中国文学在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过程中，形成了韵味说、神韵说、意境说、境界说等经典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
王晖：志权所言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经验以及对于这个经验的文学表达，当然要包括中国式情感的内容。因为“感情与美是文艺的一对翅膀”（老舍）。但是，我又感到这是一个很难一下子说清楚的事情。试想，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人口十三亿，中国政区两岸四地，情感想不复杂都难！以重家庭、家族伦理为本位的中国式情感更多的是长幼有序等地有别的“家族伦理情感”，因此，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情感指向，与其说是对“故乡”这个地理元素的想念，还不如说是对自己家庭与家族的牵挂。而西方情感的内涵和表达就与之有着相当的差异。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曾说到中西的这种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中国逐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 在谈到中西情感差异的时候，歌德也曾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歌德谈话录》里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歌德的这句话既强调了中国情感与异国情感的相通性，也就是人类情感的一致性，也点出了中国情感的特殊性，那就是它的“道德”力量。“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其实，谈论中式与西式情感应该是一篇大文章，不是我们在这里三言两语能拎得清的。我只是想侧重于谈论中国式情感的文学表达。文学作品里的这种表达比比皆是。文艺理论中这样的例证也不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这里，王国维以词作比谈人生境界和文学创作境界，非“明语”，皆“暗语”。读者往往要通过“悟”的过程，才能把握作者叙述的真意。这就是一种含蓄与蕴藉，——典型的中国式情感的理论表达。还有他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皆景语”也是如此。
贺仲明：关于中国文学中的情感问题，涉及到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情感本身，再就是对情感的表达方式。我们一般都认可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对情感的表达方式有差别，西方文学较为直接和外在，中国文学较为含蓄和委婉。这一点，普实克等中外学者都谈到过了。那么，情感本身到底有没有中西差异？学者们一般都忽略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一般都谈普泛的人性，否定或者忽视中西情感的差异。但事实上，在我看来，文学表达与情感本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文学表达已经渗透到情感当中，对情感本身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西之间的情感本身也存在差异。因为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与具体的文化环境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系。经过漫长的中华文化的熏染，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西方人有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精神层面的，它绝对不像物质文化一样可以被简单地取代和置换，它是印刻在民族记忆之中，是难以磨灭，甚至是不可磨灭的。我的这些看法在那些全球论者看来肯定是非常滞后、非常落伍的，但其中也许正蕴涵了一些人文的思考。
汪政：仲明对这一点的强调我非常赞同，问题的讨论总是有许多的角度与可能性，何况关于情感这样的大题目。但我们是在中国经验这样的大框架下来谈论一些具体命题的，所以要特别着重于中西的差异，否则就谈不上什么中国经验。刚才大家都涉及到了这一点。其实还有许多方面可以探讨，比如为什么有“中国是抒情大国”的说法就不仅仅是说在文学的表现对象中，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还说明着一个顺理成章的现象，那就是相比较而言，存在着文体上的不平衡——中国的抒情文学比较发达，而叙事文学则相对薄弱。说起中国文学的源流，人们总会说诗骚，不管这两者的体式与风格有多大的差别，它们都是抒情的，都是诗的。通常也会说起另一个传统，就是史传，但是史传再怎么说历史的成分要多一些，文学化的程度不高，其后的文学发展可以看出这一点。抒情文学基本上是沿着诗骚在走的，而叙事文学在渐渐分化，从史传而脱胎出来的叙事文学与它的母体越来越远，直至分道扬镳。即使在中国的叙事文学中，抒情的文体表达也占有相当的份额，以至有人说《红楼梦》实际上就是一首伟大的抒情诗。当然，自近代以后，中国文学的文体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叙事文学明显强大起来，这与西方文学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说中国文学渐渐与欧美文学并轨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文体形式上的一致并不能说明其内在上质的同化，它恰恰提醒人们去关注其内在的差异，一种超过了文体的外在体式的精神上的“基因”级的差别。只有这样去描述和思考，我们才能认识到中国经验的存在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