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江户时期的作家山东京传，以中国明清小说《水浒传》为蓝本，创作了著名的读本小说《忠臣水浒传》，并且在其创作过程中对《水浒传》进行了多方面的翻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从《忠臣水浒传》创作动机的由来、词句的运用以及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等方面，探讨其对《水浒传》的翻改和模仿，并将进一步指出作者在创作技巧上所体现出来的翻改倾向性。
关键词：创作动机 词句的运用 人物的塑造 情节设置 翻改倾向性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我国文学画廊中一幅令人心醉的画卷，并且在岁月长河中的洗涤和凝练中，愈发显得耀眼。《忠臣水浒传》则是日本江户时期读本小说的经典之作，在日本文学史上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事实上，《忠臣水浒传》是一部仿作，一部模仿翻改了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名著《水浒传》的作品。
《水浒传》传入日本以后备受日本人的喜爱，曾盛极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先后掀起了两次“水浒热”{1}。当时的学者皆川淇园经历了从幼时听大人讲述到后来自己亲自诵读《水浒传》的过程，可以说《水浒传》伴随着学者的成长，一直让学者“耿耿于怀”不肯忘怀。不禁让人猜想，《水浒传》在日本得有多少个皆川淇园这样的读者啊！
当然，学者们对《水浒传》的热忱并没有单单停留在欣赏的阶段，许多作家经过种种探索亲自尝试创作有关文学作品，出现了不少翻改《水浒传》的佳作。并且在这些仿作的名字中大都毫不避讳地带有“水浒”的字样，闪现着《水浒传》的影子。
《水浒传》流传到日本后所产生的影响并非止步于文学界，还波及许多领域。比如，绘画方面首屈一指的有《水浒传画本》等；戏曲方面，有名为《和训水浒传》的戏剧；狂歌界出现了《狂歌水浒画传集》；评书界和川柳界同样也出现了相关作品。事实上，这些作品的出现，一方面是《水浒传》对日本影响力的有效见证，出现得越多，就越能说明《水浒传》的影响之大；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水浒传》的传播并扩大了其影响力，无意中充当了促使《水浒传》大众化和通俗化的有力媒介和工具。
在众多翻改《水浒传》特别是后期翻改的作品中，值得一提的，便是山东京传的《忠臣水浒传》，被人们称为后期读本小说的奠基之作。山东京传将独具日本传统色彩的净琉璃与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创作了《忠臣水浒传》。与以往那些翻改作品不同的是，后者是对前者的大幅度模仿和翻改，包括创作动机的由来、词句的运用以及人物的塑造、情节设置等。
山东京传在《忠臣水浒传》的《前编自序》中写道：“余最好稗说，尝每检施耐庵《水浒传》，觉有类乎戏曲者也。遂翻思构意师直之乘权与高贞之获罪，比诸高俅及林冲，作《忠臣水浒传》。”从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京传创作《忠臣水浒传》的缘由，正如山东京传所说他是在“尝每检施耐庵《水浒传》”后，“觉有类乎戏曲者也”，才“构思”《忠臣水浒传》的。通俗地说，就是京传认为《水浒传》有点像戏曲，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将日本传统戏剧净琉璃《假名手本忠臣藏》和《水浒传》捏合在一起才有了其名作《忠臣水浒传》。这样来看，就连京传的创作动机都来源于《水浒传》的影响，那么其作品对于《水浒传》其他方面的借鉴也就不可避免了。
再者，《忠臣水浒传》中恰到好处地使用了《水浒传》中的某些精彩句子和词语，并成功地做到了使其与作品其他部分的衔接相吻合，类似这样的借用比比皆是。如开头高师直在石室上发现“遇高而开”的字样，不听劝阻执意要打开石穴一段：
众人只得一齐把石盖抬起，一看并非石室而是一片大青石板。在奇怪的石板底下，却是个万丈深渊的地穴。只见穴内刮喇喇地声响，恰似一风撼折千竿竹，半夜雷声震九天，如天摧地塌，岳撼地崩，只见一道白气从穴里滚起来，立刻冲到半天，在空中散作四十余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这段几乎是对原著的直译，然而日语中并没有“刮喇喇”这样的拟声词，作者在这里却直接使用，类似这样的借用还有“一道白气从穴里滚起来”“四面八方”等，这些词语的运用表明了京传对汉语词汇的吸收和借鉴。当然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做了一些改变，删除那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元素，如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山河、为中国人所敬仰崇拜的神灵偶像等，并且将其巧妙地替换为日本民众所熟悉的事物，在删除的过程中又进行了新的梳理，将短句扩展演绎为长句，达到了极尽视听之娱的效果。
人物塑造方面也同样对《水浒传》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化用。《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中“遇洪而开”一节和《忠臣水浒传》高师直极乐寺埋盔筑墓时 “遇高而开”遥相呼应。不同的是，《水浒传》中的洪太尉，引出妖魔后便“蒸发”了，而《忠臣水浒传》中的“高师直”升级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角色。对角色的升华，相信并不是作者一时任性的结果，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诱因。一方面，角色地位的转变背后隐含着作者的主观情愫，根据自身写作的需要，对人物角色做出必要的变化，自是情理之中；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中透视到一些文化因素。《水浒传》讲述的是英雄豪杰“揭竿而起”的故事，而起义的根源在于“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实，《忠臣水浒传》则不然，舞台上的中心人物是赤穗义士，对“君”避而不谈，他们只效忠于自己的主人，为了给主人报仇，他们不惜余力与以“高师直”为首的“敌人”斗智斗勇；那么基于此，对师直这一人物角色的调整也就无可厚非了。
在情节方面也摆脱了原著束缚，做到了游刃有余，表现之一即是巧妙地化用了《水浒传》中的某些精彩情节，使读者游离于熟悉和陌生化的混沌边缘，熟悉的同时经作者重新塑造给读者以陌生化。《水浒传》中武松为了替哥哥武大郎报仇杀掉了兄嫂潘金莲，《忠臣水浒传》中堪平为了给岳父与一兵卫报仇杀死了夜叉老婆，这样一来，不禁会让我们仓促地做出如下结论：武松就是《忠臣水浒传》中的堪平，堪平就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详尽描述了武松景阳冈上打虎的精彩情节，如果按照上述结论推理的话，那么《忠臣水浒传》中应是堪平打猪。实则不然，山东京传在《忠臣水浒传》的第六回中特意增加了一个情节：堪平目睹千崎弥五郎西岗打野猪。堪平不再是作为肇事者而出现的，而是退居幕后，他只是作为见证人友情客串了一下，好似摄像机记录下了这惊险而精彩的场面。此时，武松又化作了千崎弥五郎。另外，作者作诗强化其用意，把日本“烈汉”比中国武松，再次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有些情节甚至是不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和理解的，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如儿故意求死以明心志一节。儿在这一节中俨然一个泼妇形象，勇士头领大星由良正是在她的撒泼耍赖式的挑衅下将其刺杀倒地，作者后来才开始述说原委，原来是儿想要以此来为她的丈夫抵罪。但是对于这样的安排，中国读者还是会觉得很突兀，日本人却很赞赏她，因为她身上具有大和民族的舍身精神。
不难看出，《水浒传》对《忠臣水浒传》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作者在极力攀附原著的同时，又不拘泥于原作，其间所进行的适当的区别于原著的调整和改换都是基于尽量使其本土化，展现大和民族的文化和精神魅力等意图。这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现，之前内容中也有提到。
为更清晰起见，现将其翻改意图的倾向性归结为以下两点：其一是日本怨灵文化。《忠臣水浒传》中京传特意增加了一个情节，那就是被屈死的廷尉盐治高贞显灵一事，借机展现大和民族对于怨灵的特殊崇拜。日本自古就拥有深厚的怨灵文化，那种“生前遭遇悲惨，死后化为怨灵祸害人间”的妖怪形象特别多，如桥姬、骨女、柳女等，此外还有一些怨灵作乱的传说，如历史人物早良亲王菅原道真和崇德天皇，他们死后化为怨灵作祟。同样日本文学作品中也不乏《源氏物语》中六条妃子式的人物。其二便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忠臣水浒传》中所体现的武士道精神随处可见，小到个别词句的转换，大到主题的变更。如对于“武松打虎”一节，京传把“虎”换成了日本读者所熟悉的野猪。因为在日本，野猪是最凶猛的野兽，是勇猛和刚强的象征。打野猪更能说明主人公的英勇，展现大和民族的勇敢。就主题而言也有所体现，一个是英雄豪杰起义，“清君侧”；一个是效忠主公，展现大和民族的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中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通俗地说，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那么看透死亡的意义又在于什么呢？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即使君暴虐无道，臣也不可以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那么看透死亡很大程度上便是为了效忠君王，所以即便是再正义的英雄起义也登不了日本文学的大雅之堂，是不为日本人所接受的。因此《忠臣水浒传》就不能依葫芦画瓢地照搬《水浒传》的主题；只能另辟蹊径，转向对日本本土武士道精神的宣扬。
① 陈金鑫：《互文性视野中的〈水浒传〉与〈忠臣水浒传〉》， 《林区教学》200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 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名著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 施耐庵.水浒传[M].徐吉征注.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