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对于晚清报刊小说的发展与繁荣的深刻影响，不容忽略。晚清报刊小说折射出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特征。文章从办报的物质条件、西方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晚清期刊小说、晚清日报小说等角度探讨其中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融。
晚清 报刊小说 中西文化交融
杨吉风，鲁东大学外语教学部。
晚清时代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中国文化也经历了深刻变化。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晚清文学的变化和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文学格局、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形式和内容、文学的传播方式等等都产生了重大变革。以往小说被视为“小道”，而晚清小说被视为“文学之最上乘”“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1]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小说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独特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它的重要承载工具是报纸杂志。正如梁启超所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2]因此，对于晚清报刊小说进行关注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清报刊小说是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产生、发展和繁荣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7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带给中国惨痛的战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个个通商口岸和城市的对外开放，使中国的主权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犯。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从西方传来了中国所没有的东西和先进的事物：科学、自由、民主和法制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租界这一特殊但又宽松的政治环境给晚清报刊小说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催生剂。晚清报刊小说的发展与国内文人的努力创作息息相关，同时，它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晚清报刊小说折射出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特征。
一、办报的物质条件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融
西方人把改良的近代印刷设备和先进的印刷技术带到了中国，为中国人办报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众所周知，中国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但到近代，西方人开始对印刷术进行改良：从1789年英国人对整套中文活字的雕刻起，到1819年马礼逊、米怜所在马六甲中文印刷所铸出的一副铅字，再到1834年美国制作一套汉文铅活字并运来中国，再到1895年宁波英华书馆所在的美国长老会对于电镀汉文字模的试制成功，西方现代化的印刷技术与中国古代印刷术相融合，并对其有所改革和推广。然后传至中国，使晚清小说的大量创作、印刷和传播成为可能，也使维新改良家们利用小说启发教育民众的愿望得以实现。
二、西方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融
晚清报刊小说的繁荣受到了西方传教士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尽管西方传教士办报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使中国西方化和福音化，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乃至晚清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西方传教士的进步思想、报刊活动、小说翻译、理论介绍以及政治思想，无不对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新小说家”的思想产生影响。这些积极因素给予国人以启发，成为晚清小说繁荣的重要推动力。
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个中文报刊是1815年8月5日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一报刊在南洋华侨中免费散发传播，目的是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让中国人了解西方的人文、科学和准则，以消除中国人的盲目自傲和排外思想。[3]
创刊于1868年9月5日的《万国公报》是广学会的主要机关报，是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报刊。《万国公报》主要针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当权人物办报宣传，目的是让这些“满清帝国的灵魂和实际的统治者”能够正确地引领和影响整个国家，能够给三亿六千万人民以幸福和繁荣。康有为认为《万国公报》“有益我国非浅鲜矣”。[4]《万国公报》也肩负着西方传教士传播基督教文化的重任。如1904年2月第19期第1号上登载了托尔斯泰的小说《仁爱所在上帝亦在》，1904年3月第19期第2号又登载了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善胜恶》。这些宗教小说一方面宣传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也给晚清报刊小说增添了题材方面的新意，启发了小说家们的创作灵感。
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先后在《申报》（1895年5月）、《万国公报》（1895年6月）、《中西教会报》（1895年7月）登载了《求著时新小说启》，征求具有创新精神的“时新小说”，以消除弊病，“劝化人心”。在中西方文化的激烈交锋中，傅兰雅知难而进，勇于面对，开创性地提出了创作“时新小说”的主张。征文要求小说的创作须立足于现实，反映鸦片、时文、缠足三大社会弊病给中国带来的恶劣影响；要求有通俗易懂的语言、完整生动的情节、合乎情理的叙述。虽然所提交文章不尽如人意，很少见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但是，这些要求挑战了以往八股文的写作惯例和古文语言，为中国文学界融入了新意。
传教士所倡导的禁止贩卖鸦片、保护妇女权益、反对妇女缠足、举办社会赈济等进步思想，不仅使西方的科学思维、民主精神和博爱思想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而且对晚清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晚清小说的重要题材。传教士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影响中国民众，并对中国的政治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种揭露和批判促进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形成和繁荣。
另外，晚清报刊小说也体现了中西方写作风格和语言风格的融合。一方面，中国士大夫的正经文章多用典雅难懂的词句，而传教士的文章多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用白话加上一些文言虚词，有的文章是直接使用白话。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一号在报道新闻前便有一段话：“在广州府有两个朋友，一个姓王，一个姓陈，两人皆好学，尽理行义，因极相契好。”另一方面，明清以来，科举考试要求写“八股文”，对文章格式有种种限制，而西方传教士引进自由灵活的文章格式，以说清问题为目的。再者，以往的中国古文很少使用标点，而西方传教士将新式标点用于中文期刊的写作之中。如顿号、逗号、句号与专用名号已出现在马礼逊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最后，中国报刊读者不仅吸取了西方先进知识，而且还接触到了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新名词，如“法兰西”“氧气”“氢气”等。
总之，西方传教士在促进中西方文学观念、思维方式、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语言等方面的交流融合作出了积极贡献，与中国小说家共同促进了晚清报刊小说的发展与繁荣。
三、晚清期刊小说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融
中国的第一份文学期刊是《瀛寰琐记》，1872年11月11日创刊。《瀛寰琐记》连载了蠡勺居士于1873年初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这是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文中译者为让中国读者了解外国的礼仪文化，在译文中常常附加一些说明，这使得中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如小说写道：“非利见了慌忙上前，搂着亲吻接唇，十分亲热了半晌。”接着附加以下说明：“原来外国的礼，妇女遇着亲人，无论兄弟子侄女婿，均以接唇为礼，在人前绝不避忌，所以非利与浑家（指他的妻子爱格）也是如此。”《昕夕闲谈》中，译者也会借用中国的语言习惯和典故翻译文中具有相应概念的事物或人物。如以“状师”代表文中的“律师”；以“园囿”代表“公园”；以“奉赵”代替“奉还”。这样的翻译小说为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读者打开了窗户，让他们看外面世界，了解西方文化习俗，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大有裨益。
随着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中国读者的眼光更得以投向世界。以往古人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小说所反映的异域文化也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如《西游记》和《镜花缘》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外部世界强烈的向往和丰富的想象，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古人对于域外生活的无知。《新小说》面对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挑战，勇于探索和担当，以“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为原则，[5]登载了“俄国大小说家托尔斯泰像”等大量西方大文豪图像，登载了大量外国人物风景画，登载了大量翻译小说。其目的是让国人了解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了解西方国家的文明与文化，了解西方国家的科学和新知识。《新小说》的苦心初见成效，中国小说家和读者开始借鉴西方小说，改变传统封闭的小说观念，打开心门，与世界全面接触，形成了中西方小说互为借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新新小说》第一号刊载的《侠客谈·刀余生传》是陈冷血所创作的。作者以传入中国思想界的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以极端的方式警示国人什么是强者，什么是弱者，弱者会有如何的下场。陈冷血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生态理念诠释中国的现实状况，试图通过自己的呐喊和呼吁激醒国人，使之振奋精神，去弊树良。
《小说林》的同仁们将中西方的小说理论相融合，探讨小说美学理论，提出小说美学标准。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这篇文章中，讨论小说的美学特征，即小说要贴近自然，要满足读者对美的欲望；小说要反映事物的个性，越体现事物的个性特征，就越能使事物丰富圆满；小说的美不在于“抽象”而在于“具象”；小说的美在于体现“实体之形象”，展现事物的具体形象；小说的美产生于形象性，想象来源于“实体”；小说的美还在于其具有超越“实体”的理想化特征。徐念慈对于小说美学标准的论述充分体现了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的融合，即西方重“具象”，中国重“抽象”；西方重“实”，中国重“虚”。
《小说林》中翻译作品同样占很大比重，是由于该期刊充分了解各民族的共性，提出各国、各民族“天演程度相等”的理念，[6]认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共性，我们才可以借鉴外国小说的先进之处，中西小说才可互相借鉴，中西文化才可互相交融发展。
四、晚清日报小说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融
创办于1904年6月12日的《时报》开始注重探讨小说理论，借鉴和学习西方小说理论和文化。但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并不只是小说家或创造者的任务，读者也参与其中，主动与编者和作者交流西国伦理与风俗，实属可贵。1906年12月10号《时报》登载了读者的一篇广告：“奉劝小说家留意：西国伦理，父族母族一律并重，凡母舅姨丈均称叔伯，姑表姊妹均以姑妹相称。其结婚之例各国不同，虽属表亲，至少须出五服以外者方能成婚，则其婚例较严于中国也。”
《申报》1910年正月20日第1张第2版刊登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小说界之评论及意见》。这篇文章探讨小说创作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余所谓文学家教育者，指其人能通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生物学、伦理学、论理学、法理学而言，其业至博至难，故凡仅仅能作雅达之文字及用典赡之字眼者，决不得以文学家教育者目之，谓彼足当小说家之席位也。”
这篇评论文章认为小说家应具备综合素质，只懂小说艺术不懂外语，只懂外语不懂小说艺术都不会产出优秀的翻译作品。小说家要有生活积累，还要有艺术修养。对小说家提出如此高的要求，只有在广泛而深入接受西方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
总之，晚清的报刊小说，以开眼看世界的胸襟和气魄，广泛吸取与接受西方文化乃至小说文化中的先进因素，并将之与中国小说文化结合起来，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提高了国民素质，推动了社会改良，有益于“人群之进化”。贯穿于晚清报刊小说的中西文化交融，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关注。
参考文献：
[1] 寅半生. 小说闲评·序[J]. 游戏世界，1921（1）.
[2] 梁启超. 中国各报存佚表[J]. 清议报，1901（100）.
[3]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293.
[4]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31.
[5] [日] 中野美代子. 从小说看中国人的思考模式[M]. 若竹，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17.
[6]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