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三传为突出汉武帝好神仙的品性，主要采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性质的求道访仙之事，而通过这些虚诞之事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汉武三传的这一传人策略值得注意，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而正是这一传人策略的运用，造成了汉魏六朝杂传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关键词：汉武三传；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典型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15307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在此三传中，大致而言，《汉武故事》出现最早，其次是《洞冥记》，最后是《汉武内传》，三传在内容、情节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此三传实际上是在历史真实人物的基础上，大量运用传闻虚诞之事传写人物，其传人策略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代表性，是汉魏六朝杂传小说化倾向的突出体现。
一、《汉武故事》、《洞冥记》与《汉武内传》
《汉武故事》，又或称《汉武帝故事》、《汉孝武故事》，晋葛洪《西京杂记题辞》始见提及：“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世人稀有之者。”未言撰人。《隋书·经籍志》旧事类、《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旧事家、《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著录作《汉武帝故事》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故事类著录《汉武故事》二卷，均不题撰人。宋时，《通志·艺文略》故事类、《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仍作《汉武故事》二卷，至《中兴馆阁书目》故事类和《宋史·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时则作五卷，可知《汉武故事》原为二卷，最迟在《宋史》时就已析为五卷。
关于《汉武故事》的作者和作年，历代颇有争议，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班固撰。出汉魏间无名氏《三辅黄图》卷五引《汉武故事》，始言班固撰，《崇文总目》杂史类、《宋史·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时亦题班固撰。二是王俭撰。《郡斋读书志》云：“右世言班固撰。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明人胡应麟亦以为是[1]285。至清代，学者多以为张柬之之言可信，而认为是王俭所作。如《四库全书总目》云：“唐初去梁未远，当有所考也。”[2]周中孚亦云：“窃谓柬之初唐人，其言王俭造，当有所受之，或不诬也。”[3]1303-1304 三是葛洪撰。清人孙诒让据葛洪《西京杂记·题辞》断定为葛洪自造而依托班固，其云：“……疑内传即《起居注》，《汉武故事》似亦即今所传本。盖诸书皆出稚川手，故文亦互相出入也。”[4]391 余嘉锡以为是葛洪作，王俭更作。他认为张柬之“必别有据依，断非凭虚立说”，“疑葛洪别有《汉武故事》，其后日久散佚，王俭更作此以补之。书名虽同，而撰者非一人，不必牵合为一”[5] 。
以上三种说法均有疑点，言班固作，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已断言其伪：“《汉武故事》语多诞妄，非班固书，盖后人为之，托固名耳。” 晁载之《汉武故事跋》亦认为非班固作[6]。言王俭作，张柬之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王俭是南朝宋、齐间人，《南齐书》卷二三、《南史》卷二三有传。尽管张柬之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但因是唐朝人，所以其说颇有影响，不过据葛洪所言，葛洪家既已藏有《汉武故事》，所以不应是王俭所作。张柬之之所以说是王俭作，其中原因，清人姚振宗解释说：“六朝人每喜抄合古书，而王俭有《古今集记》，疑王俭抄入《集记》中，故张柬之以为王俭造。”[7]言葛洪作，亦不可信，考西晋潘岳《西征赋》“厌紫极之闲敞，甘微行以游盘”云云，已用《汉武故事》汉武帝微行柏谷事，远在葛洪之前，故游国恩据此认为此书即不出班固手，至晚当亦建安、正始间人所作[8]。另外《西征赋》之“卫鬒发以光鉴”也是用《汉武故事》典李善注引《汉武故事》：“卫子夫得幸，头解，上见美发，悦之。”。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熊明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其实今存《汉武故事》中就有体现作年的语句：“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元延乃西汉成帝年号（公元前12年-公元前9年），作者既称“今上”可知其为成帝时人，故书当作于元延间，这一点宋人刘弇、清人俞樾早已注意到了参见宋刘弇《刘云龙先生文集》卷二九《汉武故事书后》、清黄庭鉴《第六弦溪文抄》卷三《重辑汉武故事又跋》、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四。。李剑国先生亦持此见[9]，又有论者或以为“今上”乃作伪者故弄狡狯，是凭虚猜测之辞分别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子部九小说家类三、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四二子部小说家类“《汉武故事》”条。。另外，今之学者又有人据《汉武故事》语及平帝、哀帝，以及如“六七之厄”等汉末以前之人不可能道之语，而否定其作于元延年间。有的以为出魏晋以后，如徐震堮；有的以为出建安末年亲曹派文人之手，如刘文忠分别见：徐震堮《汉魏六朝小说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刘文忠《〈汉武故事〉写作年代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二辑。 。古人增益古书之事极为常见，不能依据增益内容而判定原作的创作时代，尤不能轻率否定“今上元延”的真实性。
《洞冥记》，又或称《汉武洞冥记》、《汉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等，《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始录，题《汉武洞冥记》一卷，郭氏撰。其后，史志书目著录时，题名及卷数略有差异。除《隋书·经籍志》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一》、《通志·艺文略》传记类、《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作《汉武洞冥记》，《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作《汉别国洞冥记》，《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作《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兴馆阁书目》、《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作《洞冥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作《汉武帝洞冥记》，《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作《汉武别国洞冥记》，《崇文总目》传记类著录作《汉武帝列国洞冥记》，而其前自序作《洞冥记》，其他题名，“其有汉武二字及别国二字者，皆后人所加尔”[3]1303。故今从自序。《洞冥记》之卷数，《隋书·经籍志》著录时作一卷，《崇文总目》、《册府元龟》、《通志·艺文略》亦作一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新唐书·艺文志》及其他宋人书目大抵为四卷，自序也作四卷，故一卷者恐为四卷之合并而成。而《郡斋读书志》作五卷，《直斋书录解题》作《洞冥记》四卷《拾遗》一卷，释云：“东汉光禄大夫郭宪撰，题《汉武别国洞冥记》，其《别录》又于《太平御览》抄出，然则四卷亦非全书也。”可见五卷本是合《拾遗》（或称《别录》）一卷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