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小说与小说家卑微历史地位的客观论述，指出其对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对我国成熟经典小说文本《红楼梦》具体的消极影响。从而为我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关键词：小说；历史地位；《红楼梦》；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3-0076-03
作为文学作品样式之一的小说，在中国古代，“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1]由于小说被认为是“小道”，在我国古代文人“文以载道”的思想下，小说与小说家的历史地位长期受到质疑。笔者认为，诸多层面对小说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小说与小说家历史地位的客观依据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2]
1.我国古代小说卑微的文体地位
在汉以前关于“小说”：若其小说家，合从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3]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艺文志·小说家》[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已粗具规模。大量的谈神说怪的“志怪”小说与记叙人物逸闻琐事的“志人”小说出现；而齐梁时期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在对各种文体进行了精心探讨之余，仅于《谐隐》篇中提到一句：“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5]小说被排斥于《明诗》、《诠赋》、《史传》、《论说》、《诏策》之外，未列篇章，文体地位可想而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小说的编目十分混乱。
隋唐时期的“小说”：唐刘知几的《史通·采撰》[6]中直指小说为“异端”、“秽莫大焉”，虽然是对史家选择素材而言，但其对《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的批评更是“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故作者恶道听涂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小说依附史传文学并受其影响，其地位卑微可憎。
文坛主将韩愈作《毛颖传》，体近乎传奇，张籍便力责韩愈不该写这样的“驳杂之说”，韩愈不敢理直气壮为之辩护，掩饰说：“此吾所以为戏耳”。 张籍依旧不饶，“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之说为戏也”。韩愈则狼狈的抬出孔子：“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 ，不为谑兮虐乎’。很直观地反映了文人对小说的鄙薄。”
明清时期的“小说”：明清是古代小说最繁荣时期，然从“明代的太祖、成祖到英宗、思宗等都曾下令禁毁小说，清代从顺治、康熙、乾隆、嘉庆一直延续到道光、同治，仍严禁小说印行流通”。[7]如清代顾亭林《日知录》：“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有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从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8]虽有李贽、金圣叹等人站起来为小说争取合法的地位，但终孤掌难鸣，被正统文人斥之为“离经叛道”的狂人。文学有史以来，小说家大多生平甚至姓名无考，作品和作者不能对号的现象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自从“小说”一词产生，直到这一文体形成并走向成熟，其历史地位的卑微事实不容否定。
2.我国古代小说家卑微的历史地位
小说家即“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的人所创作的，而由“稗官”（小官）收集，只不过是在闾巷街头讲故事、说奇闻，即使有“一家”概之，亦没有著名的代表人物，大多数是不得志的平民或小官，地位低贱，无法与其他几家相提并论。
我国古代“十大小说家”张鷟、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兰陵笑笑生、冯梦龙、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李汝珍等，与从前文转引韩愈作《毛颖传》而遭非议的例子，结合十大小说家,可以提供以下的思考空间：何以多数作家的生平不详？何以存在大多数作家与作品联系上的疑问？何以这诸多作家中无一是当时的文坛主将？何以此类作家都是落魄文人或中下层仕人？何以其作品问世即遭受正统文人的责难？
鲁迅说“在中国，小说不是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也许是这一切的注释。
二、小说与小说家历史地位对小说发展的消极影响
首先，体裁问题。滥觞于先秦两汉,兴盛于明清之际的历史演义小说可谓是其主要代表，塑造了一个精神阉割的世界，被深深的打上“史”的烙印。
其次，史传性笔调。如同史著“史评”、“传赞”“太史公曰”等形式的史传笔调，全无血肉。
再次，诗词散文胜的创作理念。在小说情节上，我国古代小说习惯用诗歌散文来处理，诸多“有诗为证”、“有赋为证”……情节含糊，高潮甚无。
最后，消极而为的创作态度。纵观我国古代小说，诸如志人志怪小说、传奇小说、历史演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消极而为的创作心态制造出“千部共出一套”历史现象。
三、小说历史地位对《红楼梦》的消极影响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成就最高的伟大作品，然而在小说与小说家卑微的历史地位的影响下，曹雪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对抗中屡屡成功之余，《红楼梦》文本同样受到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1.史传性的素材
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说来叙写，近乎完美的《红楼梦》,仍有不少学者对它的神秘主义色彩提出质疑，认为它没有《金瓶梅》彻底。从小说的虚构来说，这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前面也提到，六朝志怪唐传奇都喜欢借用历史人物来敷衍神怪故事，如果仅仅凭此就说落入俗套,笔者想持反对意见的就更加有理由。
“作者自云：因曾经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灵通’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9]“梦幻”--“真事”是历史的真实？“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10]那么我们肯定这确系“真事”。“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本书立意本旨。”[11]这种俗套是因为有史传性的因素在里面，小说要依附史传文学，除创作的题材完全来自史传外,而史传性才是小说家没有真正跳出的圈子。因此《金瓶梅》也并没有在这方面强过《红楼梦》，而《红楼梦》更能入世，它跳出了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圈子，但曹雪芹的固有的文化里无法跳出神秘。
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二则》中有“相传结尾有所谓‘情榜’，备十二钗正、副、又副、三四副之名，约得六十人，大观园群芳罗致殆尽，此实与《水浒》石碣罡煞名次无异也。”[12]曹雪芹一再声明“历来野史，皆蹈一辙”[13]明显认识到创新的必要性，但读者是否思考到正副又副等源何而排？奴才是进不了正钗的，“史传”的“本纪”、“世家”、“列传”是其内因。“……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14]“使闺阁昭传”才是作者用此套的深层原因！
2.以诗歌散文胜的创作理念
小说中融入诗词散文是我国古代小说里一个普遍的现象，诸多研究者将这一现象视为民族文化特征之一。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状以骈丽，证以诗歌，又杂浑词，以博笑噱……”“诗词简启，充塞书中，文饰既繁，情致转晦”。[15]因此，小说中融入诗词散文在某些方面是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特别是滥用诗词散文。如诸多与人物、环境、情节没有任何关联的内容见之余作品中，让读者腻的慌。《红楼梦》中的诗词散文虽然为世人称奇道妙，我们仍然发现其弊端。
从《红楼梦》文本中可以窥得的这种创作理念的依据是：“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P4“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16]的确《红楼梦》中诗、词、曲、歌谣、谚、赞、诔、辞赋、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应有尽有，岂仅仅“适趣解闷”、“喷饭供酒”？我们再参脂评：“余谓雪芹传此书中，亦为（‘有’字的草写形讹）传诗之意。”（“甲戌本”第一回夹批）[17]因此，以诗词散文声胜的创作理念，让曹雪芹在超越传统的同时也无意识中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开科诗的现象，如第二回、第四回、第五回、第六回、第七回、第八回、第十七回、第六十四回中出现；煞尾诗在第五回、第六回、第八回、第十三回、第二十一回、第二十三回、第六十四回中出现，同时依照作者的写作安排每一回都会有开科诗与煞尾诗的，由于创作没有完成避免了走上那种套路去。而诗赞在《红楼梦》中出现就更多了，诸如“正是，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身东西。”[18]这类例子很多。如对宝玉、黛玉凤姐等的诗赞，警幻仙姑处，若又一篇子建的《洛神赋》。
很多版本对一部分开科诗、煞尾诗持有不同的观点，没有把它收入文中，仅仅在注释的地方有所提示，虽不否定其内容，但空洞让他们意见有所保留。比如，第二回回目“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已经非常明显了，然而目下开科诗“一局输赢了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19]完全是流于形式。煞尾诗第二十一回“淑女从来多抱怨娇妻自古便含酸”[20}很明显这里以“淑女”指代袭人，“娇妻”来指代凤姐，贾琏之俗，恨不得淫尽眼前的“姹紫嫣红”，“娇妻”完全是俗套之言。更为甚者，还有诗赞里的“正是……有诗为证……”。
对比《红楼梦》第十七回与《聊斋志异》中的《婴宁》里两者关于景物的描写，陈先生陈炳熙认为，前者与后者之比有三个不及：（一）、所示景物氛围不及。（二）、修辞不及。因为前者多一般佳句，后者多自铸新词。（三）、才情不及。因为对于前者写景只是为了配景，后者写景为了写人，倾全力而为之。[21]笔者认为原因是《红楼梦》受制于诗词散文写景的影响。
而今读者在阅读古典小说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体会，即跳过小说中大量诗文的阅读，并不影响对故事情节的把握。天才曹雪芹的文学观念里，同样残留了以诗词散文胜的创作理念。
3.时间、地点、人物年龄等问题分析
《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但同样存在诸如时间、地点、人物年龄等一系列的问题。有许多学者撰文进行探讨过，咸丰年间的“大某山民”在《读红楼梦纲领》中提出时间问题，易俊元、张笑侠两人都作过《红楼梦大事年表》等；俞平伯的《红楼梦地点问题底商讨》、李玄伯的《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讨论了地点问题；人物年龄上有，赵誉船的《红楼梦中人年龄考证》、胡钦甫的《红楼梦摘疑》等。总之在事实面前恰如张笑侠所言“此处写来与前文相连，此系作者之大错处”[22]何以构成“作者之大错处”又使得《红楼梦》这一无与伦比的天才之作存在如此多的前后矛盾，又使得读者产生万千的歧义呢？
笔者认为只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文本流传以来大量的篡改和增补现象，其二、作者受我国古代小说家消极而为的创作态度的影响。
何以如此说来？用《红楼梦》里面的原话“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杜撰不成”[23]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说出了一种历史现象，也说出自己的所受影响的根源。面对《红楼梦》这样的千古奇文，文人手脚就没法控制，手抄本时期，大量的评者、阅者在这一过程中，肆意的对其中部分文字进行改动（当然也有抄写过程中无意落下的因素），总之这样就产生了一部分问题。这样的例子有：“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与“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24]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小说是“小道”长期受到责难，治小说也不必像治经史那样。《红楼梦》要在特定的时间里、特定的环境里、特定的人物年龄段里完成，作者在主观上就接受了一个事实：我允许时间、地点、人物年龄的混乱。
胡钦甫先生在《红楼梦摘疑》一文中说：“在这许多前后矛盾的文字上，虽不知是作者自己的疏忽呢？还是后来审定者，细加厘剔，截长补短弄成的错识？但借此可以看出中国旧小说关于结构的不缜密，和前后叙述不经意的通病。……这也许是中国旧小说家的通病吧。就是取材于历史的也多着意事实，而忽略时间，只求事实的推演，而不管时间的联贯，其结果每致事实颠倒，前后冲突《红楼梦》也是如此。”[25]胡钦甫先生已认识到这是我国古代小说家的通病，但他没有再细究其根源在那里，在其他的作家作品中，读者还可以认为是行文不慎所造成的，但《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是“字字看来皆是血”的作品，请问如果不是长期的因素又作何解释？我们有理由说：这是因为小说与小说家历史地位的卑微对小说文本产生严重消极影响造成的。
总之，通过对这一现象认识分析的确存在了小说与小说家卑微的历史地位对《红楼梦》消极影响客观依据，因此这种影响所有其历史客观性。
参考文献：
[1][2] [4] [5] [8]《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侯忠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3][15]《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明清小说的艺术世界》黄清泉、蒋松源、谭邦和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明清之际小说点评学之研究》林岗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 [10] [11] [13] [14] [16] [17] [18] [19] [20] [23] [24]《红楼梦》曹雪芹、高鹗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2]《红楼梦研究》俞平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
[23]《古典短篇小说艺术剖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2] [25]《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主编2001年8月北京第一版
责任编辑：刘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