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秉笔直书，著史要符合“实录”的要求，为此百折不挠、惨淡经营，誓必撰写成信史留传后世，这是中国史学一个突出的优良传统。孔子“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主张和实践影响深远，被历代学者奉为圭臬。先秦史官董狐、南史不惜付出性命也要据实直书的精神一直激励后人。从司马迁、班固以下至司马光、全祖望以及乾嘉考证名家王鸣盛等人，历代优秀史家无不以撰成“实录”式著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同时，又有刘知幾、柳宗元、吴缜等在理论上进行精辟的阐释。我们应坚持科学的态度，大力表彰古代史家自觉追求信史的崇高精神，同时对于曲笔、讳饰的错误做法要坚决加以剔除。
關键词 信史追求 秉笔直书 实录精神 历史编纂学优良传统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9-0088-08
引言：“有信史然后有良史”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要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丰富遗产进行深入的发掘、总结。中国史学的一个突出优良传统是秉笔直书，撰成信史留传后世。追求信史的传统可谓渊源深远，影响历久不衰。何谓“信史”？就是以内容确实可信，作为著史的根本标准，以求取信于当代，流传于后世。这一传统深深地植根于华夏先民发达的历史意识之中，又经过儒家创始人孔子加以提升和实践，因而成为正直史家自觉的追求。《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强调务必尊重客观事实、力戒主观臆测的言论，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章》）孔子又一再告诫人们，对于文献、历史知识，绝对不能凭主观臆断，而应该“多闻”“多见”“多识”，虚心、广泛地学习，经过慎重选择，再加以肯定，对于不明白的东西，则先予以保留，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述而章》）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为政章》）此后诸多名家、名作均高度重视体会孔子这种尊重客观史实、摒弃主观臆测的历史思想，并一再加以阐释。如解释《春秋经》的《榖梁传》作者一再强调：“《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①司马迁通过殚精竭虑撰著其杰作《史记》和深入研究孔子的言论，对孔子修成《春秋》、编次《尚书》中贯穿的历史观点和治史原则体会尤为深刻，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予以高度推崇：“故疑则传疑，盖其慎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研究”（09ZSA001）。本文为作者所写“中国历史编纂学优良传统”系列文章之二。其余三篇为：《体例精当 匠心运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名山事业：史家强烈的使命意识》，《河北学刊》2017年第6期（待刊）；《体裁丰富多样：展现民族文化创造力》，《东岳论丛》2017年第10期（待刊）。敬请参阅。
① 分别见《春秋榖梁传》桓公五年、庄公七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0、71页
也。”司马迁：《史记》卷13《三代世表》，中华书局，1963年，第487页。于是，在中国史学史上凡是有修养、有责任感的史家都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作为共尊的圭臬。
“信史”概念的明确提出，是《春秋公羊传》的贡献。《公羊传》昭公十二年载：“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尔。（何休注：丘，孔子名。其贬绝讥刺文辞有所失者，是丘之罪。圣人德盛尚谦，故自名尔。）”③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2，昭公十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9、568页。《公羊传》作者特别强调两项。一是，孔子修《春秋》，此年所据鲁史原文记云：“纳北燕伯于阳”。孔子当年已23岁，对这一事件是亲自历见者，故明知这段文字记载有误，依史实本是北燕公子阳生。因为孔子要贯彻“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原则，因而他对鲁史原文不作迳改，宁可保留其可疑的原句，但他在解释中则一定要明确指出史文的失误，讲出确切的史实。孔子借回答“在侧者”所提出“何以不革”的疑问，将不能随意改动的道理讲得很明白：假如遇到你并不明白的地方，那你又该怎么办？其寓意即是：如果依照主观臆测加以杜撰，史书还能取信于人吗？《春秋公羊解诂》作者何休对孔子的观点有精深的理解，故解释说：“如犹奈也。犹说：乃女所不知何？宁可强妄億（同臆）措？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③二是，孔子还认为，信史的标准，不仅必须做到史实准确，文词恰当，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具备高明的史识。
《公羊传》所讲“信史”，依据的是孔子讲解《春秋》时的原话，概念提炼得很明确，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权威的意义，而且又因其内涵丰富，展示出中华文化独特光彩，因此无疑又是对世界文化智慧宝库的出色贡献！从此，“信史”的原则就为历代有识史家确立了准绳，著史首先要求达到史实准确可靠，力戒主观偏见，符合这一根本要求之后，讲求体裁、体例、文字表述等项，才更有意义。历代优秀史家都以“信史”作为自觉追求的目标，形成一种优良传统，这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关系至大！直至20世纪初年，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大力倡导对旧史的改造，他一方面严肃地批评旧史专为帝王将相服务的种种积弊，其中也包括对所谓“《春秋》笔法”予以主观定夺的弊病进行分析针砭，另一方面，他又热情地表彰古代史家自觉追求著成信史的优良传统，并且明确提出“有信史然后有良史”的论断：“吾侪有志于史学者，均不可不以此自勉，务将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故吾以为今日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中华书局，1989年，第32页。梁启超是以近代眼光对这一悠久的文化传统进一步作了深入的阐释，对我们探讨这一问题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