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证券维权诉讼初具雏形。近两年，在监管加强的背景下，行政处罚数量激增，从而也为投资者诉讼提供了支持。
如果以1998年红光实业欺诈上市案为起点，中国的投资者诉讼刚好走过20年，期间诞生了东方电子诉讼案等经典案例。此外，监管层的高压态势，也为投资者维权提供了助力。2017年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224件，相比2016年183起的处罚数量增长明显。
北京市元吉律师事务所的贾梅律师表示，目前证券索赔类型的诉讼已经模式化，案件胜诉率也非常高，鼓励因上市公司信披造假等原因而亏损的投资者积极参与维权。
两位股民的“维权样本”
获取赔偿，是投资者作出诉讼决策的主要动力。北京市元吉律师事务所的贾梅律师向《红周刊》记者表示：“我们接触过大量中小投资者，他们首要关注的问题是自己会得到多少赔偿金额以及需要支付的各项费用，据此衡量是否参与维权程序。”
尽管不乏成功案例，但如何将维权诉求落地，期间仍颇多波折。多位股民直言，等待行政处罚落地、诉讼、执行的流程太过漫长，往往需要数年时间。一位ST华泽的股民称，2017年7月证监会对ST华泽的行政处罚就已公布，但迄今诉讼还未开庭。
由于ST华泽的暴跌，“现在我已一贫如洗，还严重影响到了家庭生活。”这位投资者坦承，他的持仓数量为87400股、持仓成本在20元左右，其中通过上海证券融資买入的市值为65万元。但ST华泽自2018年3月起股价暴跌、连续26个跌停板，目前股价仅3元左右，仅向券商支付的融资利息就有十多万元，“只能打工慢慢还”。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中弘股份的股东冯先生。冯先生告知记者，他在去年8月14日买入一定规模的中弘股份。“当时之所以买入中弘股份，是因为这只股票特别便宜，只有一块多，买入也并非投机，而是作为打新底仓。”
据其透露，他的持仓成本是1.9元左右，目前已经跌至不足1元。中弘股份还面临严重的退市危机，9月以来，中弘股份尝试联手加多宝，未果后又与中泰创展等企业签署《托管协议》，由后者提供流动性支持，但能否成功尚未可知。
冯先生表示，一旦中弘股份的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就会触发退市条款，但此时割肉已经于事无补，他也只能听天由命。他还透露，已经联系了两家律所在准备诉讼，不过由于中弘股份负债超过55亿元，市值却仅有84亿元，即便胜诉，能否获得现金赔偿也值得怀疑。
除中弘股份外，冯先生还踩中了另一个“雷”——游久游戏。他透露，买入游久游戏是在2016年，成本价约14元，最新收盘价仅3.73元。目前游久游戏也遭到投资者索赔，缘由颇为离奇：公司第2、3大股东结婚未及时披露而被证监会处罚。
股民维权意识不高 且认识存在误区
“上述两只股票的总成本接近30万元，现在所剩无几，还严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亲人也抱怨，现在只能再次白手起家了。”冯先生也自我反思，不应该贪图便宜就买入股票，而忽视了基本面研究和企业舆情的分析。
不过相比积极行动的冯先生，大部分投资者仍然选择认亏。贾梅坦言，“中小投资者维权意识不够强，很少有投资者主动寻求律师帮助，而是证券律师征集中小投资者。”她解释称，“征集方式有预征集和正式征集两种，正式征集是指在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后，律师据此征集符合索赔区间的中小投资者，一般从首次立案到二审结案平均耗时1-2年。预征集是从证监会立案调查即开始征集投资者，耗时更长，甚至超过3年。”
不过随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和法院的案件审理经验逐渐成熟，法院调解和双方和解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成功案例在增加，有一些案子双方也达成了和解，所以整体耗时缩短到3-6个月。
由于周期太长，一些股民往往起初态度积极，之后热情消失甚至退出维权。贾梅律师也表示，据其接触到的案例，有的客户觉得损失额不大，还有的客户因生活或工作原因不便展示证券投资证据而放弃。“究其原因，中小投资者几乎没有参与过类似维权，对流程缺乏把握，其实这类案件已经基本模式化，案件胜诉率也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