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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百”方针研究述评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3-06-08 18:50:19 点击:

    [关键词]“双百”方针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述评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3-0097-11

    对“双百”方针讨论和研究得比较多的是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至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前一年左右的时间,本文简称“50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双百”方针得到系统的论述和初步的贯彻执行;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前后至90年代初,“双百”方针得到充分、深入的研究和认真、切实的贯彻,并有所发展。本文对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情况作简要述评。

    一、两个时期对“双百”方针的研究状况

    (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研究

    1 “双百”方针的提出和阐述

    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近一年时间对“双百”方针的讨论、研究十分热烈。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它的内涵以及怎样贯彻执行,是这一时期讨论和研究的热点。

    这一时期发表的专论“双百”方针的文章、讲话大约有130多篇。当时文化界、科技界的主要领导人、知名人士郭沫若、陆定一、茅盾、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夏衍、范文澜、钱伟长、费孝通、竺可桢、傅鹰、马寅初、黎锦熙、贺麟、吕骥等都发表了感想和意见。可以看出,大多数人是热烈拥护这个方针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有怀疑、有顾虑、也有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后,毛泽东结合贯彻中的实际问题,对“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和必要性,对“双百”方针的性质、内涵和政策原则,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成为研究者们讨论研究的指导思想;陆定一对科学界、文艺界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是关于“双百”方针提出的依据、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要求及相关问题的权威性发言。报告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 “双百”方针提出后讨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1)关于怎样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

    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当时社会人士特别是学术界关心和议论的一个中心。1956年5月18日,九三学社召开座谈会。30多位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发言,热烈拥护这个方针,并且表示要以学术上的努力来贯彻这个方针。他们提出,在学术上一定要争,争论才能发展;要学习一切国家的科学成就;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勇于提出争论。

    5月25、28日,《光明日报》连续报道钱伟长、华罗庚、傅鹰等10位首都著名学者的采访谈话,表达了他们对“双百”方针由衷拥护的心情,也谈了他们对如何贯彻“双百”方针主要是“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钱伟长认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的道路。但是,必须有共同的基础,即以经过证实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华罗庚认为,做到“自由讨论”,不等于已经达到“百家争鸣”。“百家争鸣”需要有“家”,即要是学派,最低也应该有他独创的见解,必须在研究工作中下苦功。傅鹰认为,没有“百家争鸣”思想就会僵化,何谈科学发展。开展学术论争,要实事求是。

    六七月间,以北京为中心全国开展了关于“双百”方针的讨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刊物、图书出版等领域的部分知识分子参加了讨论。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曾组织600多名科学家开展讨论;高校和科研单位召开各种会议讨论;民盟、民革、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都召开座谈会讨论。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和争论集中在以下各点:

    第一,关于“百家争鸣”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讨论中提到,“百家争鸣”是达到认识真理的方法,通过争鸣,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肃清教条主义,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科学家们指出:“百家争鸣”只是达到真理的手段,不是目的。它的性质同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和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二,实行“百家争鸣”要不要有所限制,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多数人认为不要有任何限制。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说:“对所有限制性的意见,我是一概反对。我们要充分信任争鸣之士,不要有任何限制。”范文澜、金毓黻等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成为“双百”方针的指导思想,不能作为一家之言看待。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进行争鸣,就能收到殊途同归的效果,最后归结到一个客观真理。也有人认为,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对争鸣的限制。争鸣不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应该自由发表各家学说。张国藩(天津大学副校长)提出,“争鸣应以人民利益和客观真理为标准,具体说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宪法。”

    第三,唯心主义是否有自由争鸣的权利。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对此做了回答:“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但是有人担心,这会不会造成思想混乱?是不是党放弃了领导?潘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说:我们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的自由,就是为了互相竞赛、比较。假如有人用唯心主义的理论,来结合中国所需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结果比我们用唯物主义结合得还好,那么,我们的唯物主义者就只有再接再厉,自己再加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与唯心主义者竞赛、比较中战胜唯心主义。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今天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目的在于通过它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能够更加接近真理,使辩证唯物主义更加丰富。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在学术中的表现。

    第四,关于实行“百家争鸣”的外部条件。主要批评了随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粗暴批评、崇拜权威的思想、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出版不自由、领导无度量等问题。

    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发表看法。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的地位问题,文章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活动和文化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以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或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也要看各人自愿。”“争论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相互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友人之间,还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间,这些不同的争论都各有不同的基础,不能强求一律。”

    (2)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及其后的讨论

    8月10日,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是李森科派和摩尔根派首次聚在一起开会交流。童第周在开幕词中说明座谈会的目的是: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打破片面狭隘的见解,使遗传学在中国健康地发展。中宣部科学处负责人在会上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摩尔根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遗传学的各种政治帽子;强调学术工作要尊重科学事实,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参加会议的有13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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