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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环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国统区的文化统战工作，把它看作同军事战线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发挥文化抗战的功能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①他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②《新民主主义论》对全国进步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也给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带来深刻的影响。
同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提出，要把广泛发展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有头等重要性”的大事来抓，并且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将其“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③194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化运动上的任务》指出：“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文化向前发展。” ④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演讲，强调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和统一战线中应坚持的原则，对党领导下的文化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非常重视国统区的思想舆论阵地，重视宣传工作。在各个形势变化的重要时刻，《新华日报》总是及时发表言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战绩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就，反映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指明方向。因此，董必武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喉舌”，它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作用以及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揭露旧社会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使国统区广大人民呼吸到新鲜空气，成为群众的精神食粮。毛泽东赞誉《新华日报》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军”。苏联《真理报》、英国《工人日报》则称《新华日报》为“抗战旗帜，团结灯塔”。
关心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聚合进步文化力量
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广泛开展文化统战工作。
南方局十分重视郭沫若、茅盾、老舍等文化界著名人士，注重发挥他们的领袖作用。还在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就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作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各地中共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1941年11月郭沫若50寿辰时，周恩来又一次代表党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⑤他再次肯定了郭沫若在进步文化界的领袖地位。郭沫若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勇敢奋斗的精神，在文学艺术、历史研究等许多方面都有巨大成就，在文化界具有崇高的威望。充分肯定他的贡献，以他为进步文化界的领袖和旗帜，既可加强对文化界的号召力，增强文化界的凝聚力，又有助于从政治思想上教育和引导文化人，有益于巩固和扩大文化统一战线。
在办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同时，南方局还在其他城市通过进步报刊和中间性报刊，鼓励各个阶层的群众为坚持抗战、民主、进步作出努力。茅盾、张友渔、胡绳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后，南方局决定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香港的党组织和党外进步人士合作，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1941年4月8日，香港《华商报》出版。5月17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这些报刊在海外华侨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在国民党当局严格的禁锢和封锁下，进步报刊的时事政治宣传遇到重重困难。周恩来号召文化界人士坐下来研究社会科学，并用研究的成果宣传、教育群众，占领文化阵地。那时出版的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著，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南方局还支持文化界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举办各种讲座、讲演会和报告会等，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的发展。1941年3月，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隆重庆祝因公开抨击蒋介石的战时经济政策遭逮捕监禁的该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60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寿联以作声援，表示对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人士的愤慨。5月29日，茅盾等9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是的态度和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倾向和对进步文化事业的残酷迫害。
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进步文艺活动，大力支持老舍主持的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重庆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余个。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演出活动还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国统区加紧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南方局根据中央对国统区党的工作的指示精神，对文化工作方式作了适当调整，对文化界知名人士采取疏散保护措施。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在撤退干部的同时，“党外同情分子也应立即通知他们分批转移到南洋、香港，并助其旅费”。周恩来根据这一指示，制订了大规模转移进步文化人的计划，并亲自领导和主持了这一大规模的转移工作。仅1月至5月，由南方局文委安排离渝的进步文化人达100余人。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并且严密封锁了交通线，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及其家属多达上千人。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南方局实施了秘密大营救，成功地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所有这一切，既体现了党对广大进步文化人的关心和爱护，密切了中共及社会各界人士与文艺工作者的联系，同时也抨击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黑暗统治，并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文化的传承发展尽可能地保存了实力。
推进抗战文化运动发展，鼓舞全民族抗战士气
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大大增强了中共在国统区爱国文化人士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壮大了抗战文化队伍，为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
1.卓有成效地壮大了抗日文化队伍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广大文化工作者自觉地把个人命运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同舟共济，共同奋斗，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在国统区，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有两种形式。
一是于1938年4月1日和1940年10月1日相继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这两个机构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下属的团体，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政策的战斗堡垒。
由于在周恩来、郭沫若具体领导下的“三厅”抵制国民党的方针政策，而主要是按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工作，国民党改组“三厅”，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要求“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郭沫若担任“文工会”主任。“文工会”的成员包括了比“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聚集了文学家、历史学家、戏剧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音乐家、美术家、电影艺术学家、自然科学家等大批文化人士，其成员不仅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文化人士，还有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这表明，“文工会”团结了更多的文化知识界人士，扩大了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文化战线上先后成立的中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的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其中尤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最具号召力和凝聚力。这些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全国文化队伍不分思想、不分信仰、不分风格流派的空前大团结，标志着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这条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坚持与发展，大大增强了国统区抗战文化队伍的力量。
抗战八年中，在国统区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遍及文学、艺术、新闻、教育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其数量之多，人数之众，实为中国历史所罕见。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在武汉的文化团体有100至200个，各类文化人士达1000人以上。1938年至1944年，仅桂林的文化救亡团体就有99个，从事抗战文化的文化人士1000多人，其中包括夏衍、范长江、廖沫沙、茅盾、巴金、艾青、欧阳予倩、田汉、李四光、千家驹等200多名著名人士。聚集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旗帜下的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是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是战胜敌人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
2.成功地推动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在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内，文化界各界人士放弃成见，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精诚合作，从而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全面发展，全面丰收。
抗战文化运动广泛地反映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坚强意志，包括小说、诗歌、散文、音乐、美术、戏剧、新闻、出版、教育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都投入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洪流之中。其中，戏剧的进步最为明显，尤以话剧影响最大。1941年，为了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高压政策，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发动一个戏剧演出运动。不少话剧团体相继在重庆演出进步话剧，使沉寂的文化生活顿时活跃起来。郭沫若创作的大型历史剧《屈原》的上演，盛况空前，把第一个雾季戏剧演出推上了高潮，新闻界誉为“剧坛上的一个奇迹”。重庆各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就连国民党中央和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剧“是一篇‘新正气歌’”，演出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桂林曾是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由其成就可窥一斑：第一，新闻出版空前繁荣。当时，桂林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等大小报纸13家，新闻机构有国际新闻社、中央社桂林分社等10多个。出版发行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桂林共有书店、出版社160多家，出版的杂志和专著内容包括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和妇女儿童等方面。其中杂志近200种，文艺专著达1000多种，文艺丛书50套。第二，文学艺术硕果累累。几年内仅长篇小说就出版40部，中短篇小说集近120部，短篇小说近1200篇，诗歌集约50集，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等文集44集。戏剧方面，仅1944年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就上演了话剧23部，平剧29部，桂剧8部，其规模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大事。第三，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达到了建国前桂林教育史上的最高峰。当时桂林有各类学校100多所，教育书刊26种，举行的省级以上的教育会议、学术活动就有140多次。第四，社会科学成绩斐然。当时在桂林有近10个社会科学团体，数十种社会科学刊物，出版发行的社会科学书籍不计其数，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文艺理论及教育学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总之，桂林的进步文化事业在短短的6年当中，获得了全面、飞速的发展，桂林也因此由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城市，而成为抗战时期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城”。
武汉、重庆、昆明等国统区的文化中心与桂林的情况相类似，取得的成就也是广泛的。
3.有力地动员了国统区广大民众参加抗战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⑥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开辟了一条教育和团结人民，启发群众觉悟，积蓄革命力量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途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一马当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中。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大量贴近群众生活，易为群众理解和接受的大众化的文化作品，比如话剧《保卫卢沟桥》，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歌曲《八百壮士》 《大刀进行曲》等。广大文艺工作者还开展了各种通俗的文化活动，如街头画展、活报剧、独幕剧、茶馆剧、歌咏比赛等。与此同时还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广大文化工作者纷纷下乡入伍。如抗敌演剧四队在7年中，足迹遍及国统区10省、235个县市，深入部队、农村，共演出剧目103部，749场，观众达64万多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文艺工作者思想上的成熟及政治、军事形势的复杂化，令其创作的作品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厚，如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 《京华烟云》 《科尔沁草原》 《呼兰河传》，剧本《棠棣之花》 《屈原》《李秀成之死》 《桃花扇》 《忠王李秀成》等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借古喻今，反思历史，使爱国主义、民族解放意识这一主题得到拓展和深化。
抗战文化运动对于动员群众，鼓舞人民抗日斗志，提高胜利信心，起到积极作用。马识途曾经回忆道，中国共产党“把群众团结在一起，逐步形成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组织青年阅读抗战文艺书籍，特别是延安和根据地的抗战文艺书籍，苏联的进步文艺书刊，同时还办文艺壁报，组织文艺报告会、讨论会、诗歌朗诵会等等。用这些方法来团结大量的群众是比较有效的。青年们从这些进步文艺书刊中得到启发，必然逐步走向进步。可以说在国统区民主活动的兴起和文艺活动的展开几乎是分不开的。”⑦
4.改善了抗日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态势
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端不平衡，中国文化主要集中在上海、北平、南京、武汉、广州等沿海沿江各大城市，其他省份则相对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文化的发展，改善了这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局面，使大后方的许多地区有了大学、电影制片厂、各种学会和科学研究机构;作家战地访问团和慰问团将“文协”分会、文艺小组、通讯处散遍全国各地，促成了西部抗日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首先成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批文化机构、团体和文化人士纷纷涌向武汉，武汉因此一跃而成为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中心。武汉沦陷后，陪都重庆取而代之。由于重庆处于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政治环境较为恶劣，中共中央南方局适时对文化阵地和力量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一些文化人士和莘莘学子也涌向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的地区。这就造成抗战中后期除重庆外又出现了桂林、昆明两个重要的文化据点，其他如贵阳、成都、永安等地在不同时间内文化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文化运动的中心和重要文化据点的变化更替，又使国统区各地的抗战文化运动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地方风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统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 造就了一支高举抗战民主大旗、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推动了抗日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 对团结抗战、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③ 《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④ 《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⑤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载《郭沫若在重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⑦马识途：《我也谈谈抗战文艺》，《抗战文艺研究》1983 年第1期。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