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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了全党的普遍整风。毛泽东恰好分管延安文艺界的整风。由这样一位有着远大政治眼光和深厚文学功底的人来主持文艺界整风，势必产生空前的轰动效应和久远的历史影响。
其时，随着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增多和革命文艺运动的深入展开，人们对陕甘宁边区文艺的许多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不妥善地加以解决，听任种种不正确的认识继续存在下去，必将影响革命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统一大家的认识。
毛泽东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之前，面对着革命队伍中众多才华横溢、又有强烈个性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觉得极有必要摸透和吃准他们的真实思想，以便 “对症下药”，找到切合实际的工作思路。
（一）
毛泽东进行这项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主动约请文学艺术界人士，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面对面交谈。从当年4月初起，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先后约请了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罗烽、周文、于黑丁、李雷、欧阳山、草明、刘白羽、萧三、塞克、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陈荒煤、李伯钊等20多位文艺界人士进行交谈。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与坦诚认真的态度，得到了他们的尊重和信赖。
曾是法国留学生、后为延安“文抗”作家的李又然，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的交往比较频繁。1942年4月初，李又然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提及“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建议“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在谈到座谈会前毛泽东找人谈话时，李又然回忆说：“主席就找‘文抗’的同志谈话。头一个是丁玲。丁玲谈了，要她找艾青。艾青谈了，要他找萧军。萧军谈了，要他找舒群。舒群谈了，要他找罗烽”。“这样一个一个地谈，问他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类问题。大部分时候主席只是听着，自己不说什么。”
毛泽东重点约去谈话的作家之一便是丁玲。据她回忆：“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个别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的内容只是有关（文艺）批评的问题。毛主席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延安“文抗”作家艾青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比较看重的一个作家，毛泽东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时间都在1942年春天的四月间。
艾青回忆说：“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出现了许多文章。四月间，毛主席给了我一封信，约我去他住处面谈。”毛泽东这封短信内容如下：
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请惠临一叙。此致敬礼！
艾青如约而至。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挂出。其中几篇尖锐的批评人及事的文章引起了贺龙、王震等多位将军的不满。一天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专门去看了墙报，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所以，毛泽东见到艾青后，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
艾青向毛泽东提议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似乎是有意反问，毛泽东说：“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信：
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
毛泽东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画了三个着重号。艾青不知道该去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他只是把自己的意见从正面提出来了，并认真拟写成题为《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一篇文稿，送交了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派卫兵牵着马带着写好的第三封信又来接艾青：
艾青同志：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沔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
在杨家坪住地，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艾青。这是一个新石旋的窑洞，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毛泽东把那篇文章交还给艾青，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在文章第一页的空白地方，有政治局同志传阅后写下的字样。艾青正准备记录，但是地面不平，桌子有些摇晃，就走出窑洞去想找块小石片垫桌子。想不到毛泽东走得比他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回屋垫稳了桌子。当后来回忆起这件小事时，艾青感慨地说：“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是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
毛泽东手里拿了几张上面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的纸，边看边谈，并希望艾青把文字修改得更好。毛泽东当面谈了对艾青那篇文章的一些意见，“谈的主要是包括文艺与政治、歌颂和暴露等等重要问题”。
回来后，艾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对自己的文章作了认真修改，定稿于4月23日，刊发于5月15日的《解放日报》。在这篇论文中，艾青就文艺与政治、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写什么、怎样写、作家的团结、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在当时的延安是一篇有相当影响的文艺评论。
萧军是一个性格豪爽、颇有才华、崇尚自由却性情有些孤傲固执的作家。毛泽东对他很欣赏器重。1940年6月他来延安后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自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泽东写给萧军的信多达10封。1942年4月初，萧军将之前受毛泽东的委托而陆续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泽东寄去。为此，毛泽东给萧军写信：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四日
4月7日，毛泽东得知萧军不打算参加这次座谈会，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而请毛泽东为他向当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因为萧军知道自己心直口快，脾气急躁，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产生分歧，发生争论冲突，会搞得不愉快。于是，毛泽东提笔写信给萧军，主动约请他就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相关内容谈一谈。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下午三时
萧军应约前往，接连谈了两天有关拟定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
其后毛泽东在4月13日给萧军的信里说：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还未等会期定下来，萧军就又想走了，毛泽东再次写信留他：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早
可见，毛泽东给萧军的礼遇是很高的。当时延安没什么交通工具，出门都安步当车，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很不方便。少数领导同志为了节省时间，才骑马代步。毛泽东用自己的马去接萧军，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见面后，毛泽东再次恳切挽留，希望他务必开完会再走。有毛泽东的这番盛情，萧军便决定留下来参会。
舒群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抵达陕北，先任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从1940年起先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系主任，《解放日报》第四版主编等职。他也荣幸地被毛泽东找去征求意见。
4月13日，毛泽东给舒群写了一封信，请他搜集反面的意见，信中写道：
舒群同志：
前日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为搜集反面的意见（各种各色）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从这封信中所说的“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各种各色）”看，此前毛泽东曾约请舒群谈过“文艺方针诸问题”。
罗烽，延安时期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执委会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他回忆说：“1942年春，主席曾两次（应为三次）写信让我帮助他搜集延安文艺界的情况，曾经几次邀我谈问题。”“在向主席汇报时，我讲了一些延安文抗的思想活动，同时也简单地反映了鲁艺文学系的教学情况。在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主席讲：要尊重鲁迅，他是没有拿到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立意明确，目的鲜明、响亮，颇有引导战争行列前进的军旗气概。‘国防文学’有益于扩大统一战线，明显的缺点是含混不清，不加正确注脚，脚跟不稳，一推就倒。就此，我向主席提出杂文可不可以写的问题。”
同样，毛泽东为了了解一些反面的意见，也曾于1942年4月13日写信给罗烽，托他代为搜集一些材料，信是这样写的：
罗烽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此致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文抗”作家于黑丁也在被邀谈话之列。据他回忆：1942年4月上旬他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与毛泽东谈了对延安的感受，对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的看法，还有改造世界观等问题。
（二）
也是在1942年春，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感到文艺队伍中存在问题，一些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并不了解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懂得怎样正确地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于是欧阳山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反映一些问题外，还建议，党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来有统一的标准。他还援引了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请中央考虑、研究。
毛泽东看后，于4月9日早晨复信，信中写道：
欧阳山同志：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急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此致敬礼！
毛泽东 四月九日
欧阳山和夫人草明（作家，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高兴极了，他们立即整整衣领，扣好钮扣，于当日上午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看见欧阳山和草明进来，便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党中央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和大家研究一下文艺工作问题，准备提出三个问题：一是文学艺术家的立场问题；二是态度问题；三是工作对象问题。”
欧阳山和草明与毛泽东谈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如何为工、农、兵写作的问题；作家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文艺界的宗派主义问题等。
毛泽东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据草明回忆，毛泽东当时谈的时间很长，其中有许多观点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因此印象很深，这些观点有：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立场，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文艺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党的干部，只有熟悉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文艺工作者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文艺的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还指出，延安的青年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头脑中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要改造世界观。
毛泽东说完，欧阳山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当谈到目前文艺工作中的种种困难时，他特别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确的文艺政策。草明补充了一些意见，反映文艺界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欧阳山后来回忆说：“主席要我谈文艺情况”，“我给他提供的是全国范围的情况”，“主席问我的主要是‘暴露文学’在全国文坛占什么地位”。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已有人摆好饭菜，毛泽东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毛泽东平时的饭菜很朴素，这天特意为他们加了两个菜，虽然不过是猪肉、猪肝，却使他们几十年来还余甘在舌。
4月13日，毛泽东再次给欧阳山和草明写信：
欧阳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此致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在这封信上，毛泽东还醒目地在“反面”这两个字下面加上两个着重点。
4月17日，毛泽东又复信欧阳山和草明：
4月15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对你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方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
原来，欧阳山和草明收到毛泽东4月13日的信件后，由于搜集材料认真细致，未能很快完成任务，可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搜集材料”过程中遇到的判定材料正反面性质的疑难问题的情况说明信，并对毛泽东强调的“反面意见”有不解之处，故毛泽东的这封信才要求他二人每篇都附上简介。
接信后，中央文艺研究室的全体同志立即帮助翻阅解放区内外的报纸杂志，将其中有关文章或者折起来，或者做个记号，尤其注意有资产阶级文艺观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欧阳山的筛选，最终采用了十几种，每篇都附上简要说明，然后包扎好，让草明送去。
草明来到毛泽东办公室时，毛泽东正在看材料。见到草明进来，他就离开座位和草明打招呼。草明把材料打开，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一面翻阅一面看欧阳山写的简介。
然后，毛泽东坐下，关心地问草明：“工作、生活环境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草明痛快地回答说：“一切都很好，很理想。只是三个孩子缠身，对写作有些妨碍。”毛泽东不解地问：“怎么不把孩子送托儿所和学校去？”草明说：“中央托儿所需要一个保姆才能让孩子进去，我没有保姆；两个学龄孩子想进干部子弟学校，可我们不是军人，也送不进去。”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还要保姆，咳。”随即，毛泽东吩咐服务员请傅连暲大夫来，他正负责中央托儿所的工作，毛泽东请他解决草明的小儿子入托问题。草明站起身来表示感谢，毛泽东又吩咐他的秘书叶子龙，用他的名义给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写信，请他介绍草明的两个女儿到干部子弟学校入学。此时此刻，草明感动得不知所措，这样的小事竟惊动那么多领导同志，草明心中非常不安，后悔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次会见，毛泽东的话虽然不多，但他关心干部、关心作家，爱护后代的精神和行动，使草明体会到伟大革命家的胸怀多么宽广。
刘白羽也是座谈会前毛泽东重点约谈的作家之一。毛泽东在座谈会前的调查中前后总共与刘白羽约谈了三次。
之前，刘白羽去过几次毛泽东的家，印象非常深刻——伟人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但握着他的手，又会感到温暖，如沐春风。以往见面，他总是挥洒谈笑，说些题外话，像是序语；而这一次约见却有所不同，气氛严肃。毛泽东引刘白羽坐到书桌旁的木椅上，他自己坐在书桌正面，两人离得很近。毛泽东单刀直入就说：我们过去忙于打仗，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过一阵子我们还要研究边区的经济问题。接着，毛泽东就许多文艺问题和现象谈了看法，他对有关情况了如指掌。刘白羽只是埋头记录。毛泽东的话很沉稳，有节奏，不紧不慢，很容易记。显然毛泽东是有意让刘白羽记得详细一些。由于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党支部书记，毛泽东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还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为此，毛泽东建议说：“你那里作家不少，你把他们集合起来，把我的话念给他们听听，然后让他们发表意见。会有正面意见，但我更需要的是反面意见，刘白羽同志，我不是老说兼听则明吗？”最后毛泽东还提醒刘白羽，让他把议论结果告他。说到这里，毛泽东一下子轻松起来，他的笑容有点俏皮，又有几分得意……回来以后，刘白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抗”召开了两次会议，传达了这次谈话。刘白羽一讲完，会场上议论纷纷，有很多荒谬的言论。刘白羽只是埋头记录。
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把刘白羽找去，让他汇报“文抗”开会的情况。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这一次是刘白羽说，毛泽东听，毛泽东有时也用铅笔记几笔，有时听不过去就反驳几句。像后来在《讲话》中提到的“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这一段话就是从“文抗”那儿生发出来的。刘白羽还向毛泽东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会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第三次约请谈话，毛泽东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白羽耳目一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文抗”作家李雷，同样也荣幸地受到了毛泽东的约请谈话。胡乔木后来曾说：“毛主席开始找作家谈话，越谈找的人越多，有的谈过多次，比如说‘不歌功颂德’的那个作家并不出名，他的话就是跟毛主席讲的，不是写文章讲的。”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主要整理者之一鲁振祥说：“胡乔木说的这个‘并不出名’的作家，大概叫李雷。”
周文，先后担任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等职。1942年春，周文也多次被毛泽东约请面谈，听取他对即将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关问题的意见。
塞克，原名陈秉钧，曾改名陈凝秋，1934年写作话剧时启用笔名“塞克”，他说他这个名字是从“布尔塞（什）维克”一词而来。1935年，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问世后迅速流传，成为大江南北的抗日战歌。1937年，塞克加入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艺术指导。1938年11月他来到延安，毛泽东曾登门看望他。后来他担任延安青年艺术学院院长，是延安文艺社团里唯一的非党员主要领导。由他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二月里来》通俗易懂，脍炙人口。
1942年4月底的一天，毛泽东让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约请塞克到自己的住处晤谈，不料被塞克谢绝。理由很古怪：“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毛泽东知道后，再次诚恳约请他。在他来的那天，毛泽东特意对卫士长说：“我的朋友来看我，你们不能挡驾。”毛泽东还风趣地说：“我这位朋友脾气可大哪，你一挡驾他就回去了，那你就吃罪不起呀！”当塞克来到杨家岭时，果然不见了哨兵。塞克非常感动，毛泽东同他作了欢畅的深谈。毛泽东礼贤下士，为约见塞克而尽撤岗哨的故事，从此也成为人们的美谈。
对此次难忘的约见，塞克回忆说：“1942年，在延安要召开文艺座谈会前几天，毛主席找我谈话”。“我一个人谈，主席听了四五个小时”，“主要内容是谈古论今”。
凡此种种，足见毛泽东在召开文艺座谈会前夕聚精会神，高效工作，有时在几天内连续给几个人写信约请面谈，有时给一个人连写数信，还有时一天内竟给好几个人写信，说明他盼望了解情况的心情是非常急切的。
（三）
1942年4月18日，毛泽东写信约请萧三商量有关文艺界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向萧三说明：“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界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接下来，毛泽东向萧三询问了文化俱乐部的情况以及对整个延安文艺界的看法，并向萧三讲述了他准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一些主要内容，其中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等等。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以集体谈话的方式，找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戏剧系的几个党员教师进行当面交流。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陈荒煤、姚时晓等得到通知后，从桥儿沟出发，以兴致勃勃中怀揣几分忐忑紧张的心情，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所座谈。这次谈话主要谈了经受精神压力与接受教育的关系问题，谈了要“了解农民、懂得农民、经常到农村去、多给农民演戏、以求得农民的理解与认可”的问题，谈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幻想、爱发牢骚、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等特性，还谈了对李白和杜甫的看法，谈了《聊斋志异》的史料价值和反八股文作风，最后还谈了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当前斗争的问题，等等。
待大家坐下来后，毛泽东挑起了话题。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问大家：“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他们几个人闻言，不知所云，面面相觑，有些拘谨，都没有敢轻易开口作答。
毛泽东紧接着说：“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毛泽东看他们几个人还是没有说话，就严肃地进行批评了。他说：“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为了缓和一下谈话的气氛，随后，毛泽东以和蔼的口气问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
姚时晓说：“我是江苏吴兴人。”
毛泽东问：“你从前做什么？”
姚时晓回答说：“在上海做工人。”
毛泽东又问：“做过多少年工？”
姚时晓说：“做过十多年工。”
毛泽东又说：“那你是老工人了。”略作停顿，接着，毛泽东继续问他：“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姚时晓说：“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
毛泽东说：“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懂了。”
当毛泽东将目光移到曹葆华的脸上时，曹葆华回答说：“我是四川嘉定人。”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后来的话题谈到了成都。曹葆华说，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毛泽东举起右手来，伸开手指，注意地问：哪“五老”？哪“七贤”？
曹葆华说一个名字，毛泽东就弯下一个手指头，但弯了两三个后就停在那儿不动了，因为曹葆华说不出更多的名字来。
毛泽东话归正题，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起牢骚来。”
谈到人性问题时，毛泽东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谈话期间，严文井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
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后来，毛泽东与大家又谈到了《聊斋志异》。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做清朝的史料看。”他举出其中一篇题目叫做《席方平》的，说那篇就可以作为史料。毛泽东还讲了《聊斋志异》的其他优点。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
毛泽东又举出一篇题目叫做《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他对他们讲了那个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
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在座的其中一位问毛泽东喜不喜欢看话剧。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这个同志又提出一个问题：“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4月6日《解放日报》上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就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这个谈话发生在文艺座谈会的前夕。从谈话内容来看，毛泽东对座谈会的主要讲话内容已是胸有成竹了。
座谈会前，毛泽东还听取了李伯钊关于敌后文艺工作情况的汇报。主要有“写光明未必伟大”、“有人爱写自杀结尾”等问题，李伯钊回忆说：对这些说法和做法“我不同意”，“我还谈了批判作品，政治标准是主要的。还有社会标准”。
从毛泽东约请众多文艺家进行交流谈话的全过程看，可以明显地划分出下列几个阶段：4月2日后到4月10日前，主要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谈话对象主要是文抗作家；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初步拟定了会议讨论议题，即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从4月13日开始广泛“搜集反面意见”；4月17日在搜集反面意见的同时开始征集正面意见；4月18日开始与党员骨干文艺家交流“讲话结论”所要讲的主要内容，包括与萧三的交谈、与刘白羽最后一次交谈、与鲁艺党员作家交谈等。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至此，座谈会基本上万事俱备了。
1942年4月27日，以毛泽东和凯丰两人名义发出的请帖，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寄给100余位参会代表。请帖用的是粉红色油光纸，而不是延安自产的那种最常见的马兰纸。请帖上郑重写道：
×××同志：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 丰
四月二十七日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说：“大家都来了，开会吧！”随即以他特有的湖南口音开始讲话，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接着，根据延安文艺界的状况，他着重提出了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个问题。这就是后来整理成文字的《讲话》的“引言”。
毛泽东《讲话》的“引言”中提出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等五个问题，显然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初拟定的座谈会讨论议题有了区别和变化。
由上可见，毛泽东礼贤下士找来许多文学艺术家促膝交谈，查阅大批材料，深入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同商讨党的文艺方针等相关问题，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增进了领袖与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展现出共产党领导干部良好的工作作风，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调查研究，摸清了文艺队伍的现状和延安文艺界的脉搏，全面掌握了包括正反两方面意见的第一手资料，为座谈会开得卓有成效而做了坚实的奠基工作，为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随着毛泽东与众多文艺家的广泛交流的不断延伸进展，使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讨论议题从4月10日最初拟定到5月2日提交大会而逐渐有所改变、调整与完善，从而有效保证了座谈会的圆满成功，达到了通过调研和整风而弄清情况、澄清是非、确定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的目的。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