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文艺界开始了初步的拨乱反正，但在若干文艺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论。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做出了整体肯定的评价，初步回答了当时亟须解决的若干重大文艺理论问题，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应遵循的基本方针。《祝词》发表后，成为新时期我国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继续和完成，以及新时期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指导。
“文革”结束后文艺领域的初步拨乱反正与面临的问题
“文革”中文艺领域成为“重灾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被废除，文艺彻底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属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事业被全盘否定，文艺协会、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中产生了大量冤假错案。到“文革”结束时，文艺领域可谓是一片萧条。
“文革”结束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初见成效
文艺的复苏发端于“文革”结束前夕。这时期出现的一批文学作品，如《天安门诗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丹心谱》《班主任》等，“吹响了向‘四人帮’发起冲锋的号角”。“文革”结束后，各类艺术形式的创作逐渐被恢复。但由于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的思想的限制，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步履维艰。
1977年8月至11月，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教育科技界对“两个估计”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从而突破了“两个凡是”所设置的禁区，促进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以1977年10月5日文化部理论组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为标志，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拉开了序幕。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在产生的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中，诬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便成为“文革”中禁锢我国文艺发展、在文艺领域制造冤假错案的总依据。
“文革”结束后，彻底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过程并不顺利。1977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茅盾、刘白羽等文学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会议公开声讨“文艺黑线专政论”。然而迫于压力，会后的报道中提出了“（文艺）黑线是有的”的观点。此后，虽然文艺界人士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发表文章对“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批判，但都不得不承认“文艺黑线”的存在。
1978年10月20日，陈荒煤、张光年、李季等文艺界人士在《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编委会联席会议上首次公开否定“文艺黑线”的存在。随后，1979年1月2日，新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在中国文联举办的迎新茶话会上首次代表中共中央公开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否定了“文艺黑线”的存在。2月26日，经中宣部批准的文化部党组关于为文化部平反的决定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谓“文艺黑线”和“黑线代表人物”。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求报告》，正式撤销“纪要”，至此“文艺黑线专政论”被彻底否定，“文艺黑线”的存在也被彻底否定。
“文革”中，中宣部和文化部分别被扣上了“中宣部阎王殿”“旧文化部”等“帽子”。1979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为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平反。文联、作协等文艺组织的恢复工作早在1978年初便开始进行。1978年1月，恢复文联和各文艺协会的筹备小组（简称“文联筹备组”）成立。同年3月底，具体的筹备工作开始缓慢进行。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简称“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正式恢复工作。到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联和文艺协会基本都陆续恢复了工作。
“文革”结束后，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的平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79年3月底，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出的《联合通知》下发到各地及有关部门，要求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对文艺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并切实落实政策，妥善处理善后问题。此后，全国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大大加快。
北京、上海等文艺界人士聚集的地区相继为一批在“文革”中及其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平反。1979年3月2日，北京市委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平反，并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党籍，其主要作品也先后重新出版。其他在“文革”期间及其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文艺作品也得以解禁。1979年6月7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公开为一大批被诬陷的文艺工作者和被禁的文艺作品平反，如巴金的全部作品、李俊民的《杜子美还家》等文学作品，《聂耳》《林则徐》等电影，《白蛇传》《秦香莲》等戏曲剧目，以及丰子恺、刘旦宅、林风眠、程十发等画家的所谓“黑画”等。
“双百”方针是中共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发展文艺事业和科学事业的方针。此后这项方针不断遭到破坏，在“文革”中甚至被从文艺方针中删除。“文革”结束后不久，文艺界便开始了对重新确立“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的呼唤。
早在1977年初，便出现了呼吁恢复“双百”方针的文章。1977年12月，华国锋在为《人民文学》的题词中重提贯彻“双百”方针。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上“双百”方针被写入宪法，标志着“双百”方针被重新确立。
为了营造良好的艺术民主氛围，胡耀邦在1979年1月指出，要通过学习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的讲话，促进文艺民主和理论民主的实现。之后，《人民日报》《文艺报》《电影艺术》等报刊同时重新发表了周恩来的这篇讲话。此后，文艺界举行多次座谈会来重新学习讲话，力求以此在全社会营造宽松、民主的艺术氛围。
拨乱反正过程中文艺领域出现的争论
日渐民主的艺术氛围促进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解放，也带来了由“伤痕文学”所引发的争论。“伤痕文学”出现后，得到了陈荒煤等文艺界大多数人的支持。陈荒煤在《〈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一文中，对“伤痕文学”进行了系统论述并表示支持。但此举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非议。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的文章《向前看啊！文艺》认为“伤痕文学”是“向后看”的文艺，掀起了文艺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争论。这种争论最终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关于“暴露”与“歌颂”的大讨论。1979年6月，《河北文艺》发表的文章《“歌德”与“缺德”》（以下简称“《歌》文”），认为文艺工作者应“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文章对“伤痕文学”进行了过火的政治批判，随后立刻引起了文艺界的反驳和批评。各主要媒体和文艺组织纷纷发表文章，举行座谈会，对《歌》文进行批评，认为其是“‘左’的思潮在文艺界的反映”，是“操起棍子准备打人”，“貌似正确的谬论”。但也有人赞同《歌》文的观点，认为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甚至“会出现1957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
这场争论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在他的倡导下，1979年9月4日至6日，中宣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包括《歌》文作者在内的2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胡耀邦在座谈会上指出，《歌》文的缺点就在于其与“双百”方针，与“文革”结束以来党的文艺方针相违背。对于《歌》文的作者应诚恳地教育、帮助。他还在讲话中阐述了党对于文艺争论的态度。此后，这场争论逐渐平息。
然而，这场争论表明，“文革”后我国的文艺事业虽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但仍在一系列重大文艺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亟须来自中央系统的、权威的回答，主要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和“文革”结束以来的文艺工作？如何正确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应如何实现我国文艺事业的更好发展？党应如何更好地领导文艺工作？对于这些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的有力回答，使得《祝词》成为新时期指导我国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与《祝词》的起草
最先提出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的，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他是在1977年12月《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办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闭幕式上宣布这个消息的，时间初步拟定在1978年适当的时候。1978年5月至6月召开的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责成文联筹备组筹备第四次文代会，但此后筹备工作进展缓慢。
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部长之后，便将筹备第四次文代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在与文艺主管部门负责人、文艺界专家学者的交流中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验教训，并对第四次文代会的规模、人事安排进行了具体部署。在胡耀邦等人的积极推动下，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和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得以加快。
为了更好地总结30年来中共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胡耀邦决定将会议召开时间推迟到1979年10月，同时增加大会的主报告。1979年5月底6月初，第四次文代会筹备领导小组成立，周扬任组长，林默涵任副组长，专门负责此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周扬主持筹备工作后开始精心组织准备大会主题报告和邓小平的祝词。起初，由顾骧、唐因、刘再复参与祝词起草并完成一稿，但三人写成的稿子没有被采用。之后，祝词初稿完成被分送征求意见时，周扬表示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其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随后，《祝词》初稿又按照邓小平的要求由胡乔木进行了修改，直至定稿。文稿名称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祝词》对若干文艺理论问题的初步回答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祝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进行了总结与评价，对当时存在着争论的若干文艺理论问题做出了初步回答，并指出了今后文艺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祝词》再次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我国的文艺路线和文艺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祝词》高度评价了“文革”结束后我国文艺界所取得的成绩，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热情高涨，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并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祝词》最后总结道：总体来看，我国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是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尊重和爱护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存在的关于“文艺黑线”曾经存在的观点，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革”结束以来我国文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占主要方面，从总体上肯定了“文革”结束后出现的包括“伤痕文学”在内的文艺作品和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确定和调整文艺政策的重要基础。文艺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不存在从属关系。因此，《祝词》指出文艺与政治既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更不是截然分开的对立关系。《祝词》中不再提“文革”中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指出文艺发展应追求形式和内容上的多样性，而不应单调、刻板地从属于直接、具体的政治任务。同时指出，应反对“文艺完全脱离政治”的倾向，强调文艺不能成为完全脱离政治、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空中楼阁，要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来发展我国的文艺事业。
《祝词》对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的辩证阐述，为正确认识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成为新时期“文艺政策调整的基础”。除此之外，《祝词》也回答了“文艺是否只能‘歌颂’不能‘暴露’”这一问题。“暴露”与“歌颂”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是文艺作品要能带给人以教育、启发和美的享受，要能引导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能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承担起社会责任，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同时应主要致力于反映、讴歌人民的现实生活和伟大创造。
《祝词》在继承中共关于文艺工作的正确方针、路线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文艺工作者的提高进步和文艺队伍的自身建设三个层面提出了文艺发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除了要继续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发展方向，以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更应在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中鼓励创新和多样化。此外，在文艺评论与文艺批评中，文艺工作者之间要开展友好的、同志式的文艺批评和讨论，要“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文艺作品的成就与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应由人民评定。这就为避免出现过火的、上纲上线的文艺批判提供了政策保证，也为解决文艺领域的争论提供了准绳。
对于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对于作品应精益求精，同时更应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并坚决同各种错误倾向做斗争；其次，文艺工作者要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深入群众、向人民请教的途径，来充实、提高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再次，文艺工作者要努力钻研，提高自身的艺术表现能力。
对于我国的文艺队伍，要加强文艺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的作用。
在新时期中共如何更好地领导文艺工作，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在《祝词》中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阐明了这一时期党领导文艺事业的基本原则：
按照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创造良好环境。具体的文艺创作过程，“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不能发号施令、横加干涉，“衙门作风必须抛弃”。提倡与文艺工作者平等交换意见，党员文艺工作者应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当时应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并对其提供物质支持。
邓小平在《祝词》中关于党应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表述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共鸣。根据当时的报道记载，当邓小平讲到这一部分时，得到代表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祝词》发表后，得到了第四次文代会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在会议通过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祝词》被认为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战斗纲领，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会后，《祝词》和周扬在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于1980年被确认为中央文件，成为此后指导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祝词》对我国文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影响深远
第四次文代会闭幕后，中共中央以《祝词》为基础，对党的文艺政策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并在之后的历届中央主要领导人关于文艺发展的讲话中，都继承和发展了《祝词》中的主要观点。这主要体现在对“双百”方针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强调和发展中。
为“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指明了方向
第四次文代会闭幕后，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干部会议讲话”）中进一步丰富了《祝词》中的主要观点。讲话明确了文艺政策的调整方向：保障“创作自由”，摆正中共的领导与文艺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坚持安定团结。为此，一方面不应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另一方面文艺工作者应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使命：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人民、国家和党的利益以及安定团结的大局。因此，坚持“双百”方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间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剧本创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从讨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小说《飞天》等富有争议的文艺作品入手，对若干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胡耀邦在会议结束时的长篇讲话中，以《祝词》中的观点为基础，对文艺发展规律和中共应如何发挥领导作用进行了阐述。同时，讲话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中虽然“歌颂和暴露都是需要的”，但文艺工作者应正确对待社会阴暗面，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颁布，其中明确规定，“不能把‘双百方针’理解为取消四项基本原则”。1984年12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所致祝词中，代表中共中央正式确认了“创作自由”，并指出这种自由是党和政府、文艺团体以及全社会都应予以保证的。
此后，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关于文艺事业的讲话中，也都坚持并发展了《祝词》中的主要观点，指出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是坚持“双百”方针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以艺术实践和平等的争鸣作为文艺评判的标准。同时，文艺工作者应坚持正确方向，增强社会责任感，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口号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在干部会议讲话中，邓小平以《祝词》为基础进一步发展了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明确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但文艺不可以也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邓小平在《祝词》中和干部会议讲话中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科学论述，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口号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0年2月11日，周扬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率先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口号的雏形，即“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口号实际是对《祝词》中提出的文艺应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的发展。之后，这一口号得到了文艺主管部门的认可。同年5月于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期刊编辑会议上，新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讲话中提出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应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认同。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文艺工作总的口号、根本目的和总任务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求各级党委应以此作为领导文艺事业的政策依据和方向。
此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便被确立为文艺事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
1996年12月16日，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祝词》发表后不再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是经过18年的实践证明了的正确决策。同时，也继承了《祝词》的观点，认为文艺工作中“所谓不问政治、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文艺工作应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胡锦涛指出，文艺工作者应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和“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同样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总之，《祝词》发表后，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在《祝词》的指导下，我国文艺事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文艺的各个门类，作品数量之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农村文化等群众性文艺活动，其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