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首先追溯了国内外“供给经济学”理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演变历史，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意义和现实背景。然后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区域经济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的现状进行阐述分析。最后对新常态经济下区域经济供给侧改革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经济
一、 供给侧改革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
“供给经济学”不是一门新兴经济学，它在国内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虽然不像需求理论作为主流经济学研究，但是它始终是一条主线，发源于经济学的开端，延续在整个经济学生命体中。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供给侧”到“需求侧”再到“供给侧”两波主流思想更迭的过程。在18世纪80年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论述了劳动与资本等供给侧要素在国民财富积累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政府不干预的自由主义思想。一直到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前夕，供给经济学占据经济学的主导位置。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了大规模失业、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以“萨伊定律”为主导的供给学派无法解释这一经济现象。随后，凯恩斯引爆了一场经济学革命，提出了以需求管理为主的经济理论，“供给经济学”遭到了全面批判和压制，到20世纪70年代，以凯恩斯为代表的需求经济学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要追溯供给侧改革政策的起源，就不得不提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里根—撒切尔”的供给侧改革，当时美国陷入“滞胀”困境——高失业率和高膨胀率并存，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失效，供给学派作为与之对立的经济体系重新得到重视。
二、 中国新常态经济下的供给侧理论政策
1. 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正式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系统阐述了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包括简政减税、鼓励创新、持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扩大有效供给等政策内涵。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力度的推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将有希望成为引领“供给经济学”第三波思潮的发展中国家。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不同于“里根—撒切尔”的改革，两者具有一定联系和区别。联系在于两者都侧重将供给侧作为变量，研究改革经济的相关问题；区别在于改革背景和作用点不同，里根供给经济学旨在解决当时“滞涨”问题，主要采用减税的方式。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改革重点解决目前新常态下“供给落后需求”和“供需错位”的两大问题，改革方案从要素端和生产端两方面进行。其中，要素端的改革主要从合理配置土地、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等供给侧要素出发，矫正要素错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端改革目的是解除三大产业部门中的发展壁垒，激发市场活力，从而推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 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现实动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均GDP增长了157倍，平均每年增长13.4%。中国经济创造了从世界排名倒数第4位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增长奇迹。在此，我们梳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政策演化，将这个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978年～1992年，以供给侧改革为主导时期。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土地、国企、体制等领域，目标在于搞活、释放生产力，同时逐步实现改革开放；
第二阶段，1992年～2012年，以需求侧改革为主导时期。这一时期，政策导向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其中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最大的推动力，改革主要包括缓解国际、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等。
第三阶段，2012年迄今，以供给侧改革为主导时期，改革政策内涵前文已阐述。这一时期政府过度参与经济在微观层面的运行，经济出现了一定的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的问题，经济质量及资源分配的结构性扭曲愈加突出，政府决策相机抉择从“需求侧”改革过渡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 中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原理，可以通过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AS和总需求曲线AD”从经济学的角度形象地进行阐述，如图1所示。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社会面临较低的物价水平和社会总产出，此时总需求曲线是AD，在经济上行的牵引下使得总需求曲线由AD移动到了AD1，国民收入增加、物价基本不变。当AD曲线的移动超过A点后，即AD1移动到AD2位置时，国民总收入继续增长，但增幅明显变小，物价开始上涨。这一原理和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的“刘易斯拐点”的理论相符（“刘易斯拐点”对应图1中的A点），此时，进一步的增长将使物价水平快速上升。继续刺激需求曲线，我们看到总需求曲线AD超过B点后，AD2移动到AD3，此后将无法增加再经济收入总量，需求的无效刺激只能陷入“滞涨”的困局。单向地向右移动供给曲线AS，与扩大供给侧变量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可以实现经济总量增长。因此，当AD曲线向右移动无法给经济带来增长动力时，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创造性的实现向右移动AS供给曲线，结构性改革旨在，不断突破社会生产边际临界值，实现供给由低效向高效的专业转移。
三、 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主要矛盾
我国幅员辽阔，由地理位置和要素禀赋差距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体上存在很大差异，结合特定历史进程衍化下的经济基础和政策为标准，中国的区域经济可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经济区域，以经济区域集中性地反映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从1949新中国成立至今，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历史进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到1978年期间。这一时期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优先发展国防重工业，建立了“战略防御型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二阶段，从1978到1998年期间。这一时期以效率优先，东部优先，构建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陆的梯度发展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先后设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区。但是，东西部区域经济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和产业转型上的问题。
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今。以“总体协调发展”战略方向，着力推动三大战略措施：一方面，重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强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协同和资源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和供给率。
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即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政策切入点，优化供给结构、清除供给冗余、确保供给安全、提升供给能力、扩大有效供给，推进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深化。由于以往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的经济结构性失衡，通过对各个产业部门的调整和产业升级，消除原有壁垒，发挥市场的最大作用。“三去一降一补”具体来说：
（1）“去产能”是首要任务，目的在于优化存量产能配置。解放产能过剩、增长瓶颈较大、“僵尸企业”这些发展能力不足，但仍然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企业，要么通过新的升级提高生产力，要么直接淘汰，为发展劲头更足的企业“腾笼换鸟”。
（2）“去库存”，调整的重点是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而对于房地产“库存风险”主要是通过加速城镇化建设。对于一二线城市，房地产资源往往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但是对于三四线城市，农村人口支付能力普遍不足，在去库存进程下，政府就要做好保障工作，便于完成农村向城市的逐渐过渡。
（3）“去杠杆”，主要是指放活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主攻方向是去实体企业的杠杆。高杠杆率使国内实体企业背负高成本，导致以输出低端供给，降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质量。因此降低杠杆率实际是增强实体经济利润、盈利能力，优化供给侧结构质量。
（4）“降成本”，主要是指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不合理的收费和企业过重的负税，都要降下来。一方面，政府要升级经济体制，简政放权，使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保障公平竞争市场和税负环境；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降低生产财务成本，搭建便于企业融资的平台，降低国家垄断行业的成本。
（5）“补短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补足经济发展中的短板问题，即“三农”问题、贫困问题、产能落后、创新能力不足等，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也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深化改革的薄弱环节。
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主要矛盾的研究基础上，作者从供给侧理论的视角研究了区域经济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下深化改革的现状，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中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建议，以实现区域经济总值与产业结构螺旋式上升的目标。
四、 区域经济供给侧深化改革现状
1. “四大板块区域”呈现经济发展新动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四大板块区域经济长期积累的症结明显释缓，国民经济发展获得健康持续新景象：
就国家统计局2006年～2017年数据来看，作者通过比较四大板块区域经济GDP總量和增速，发现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态势，主要表现为：
其一，东北部地区在落实《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改革条例以来，重点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动力，不断淘汰落后产能，持续提高产业生产投资质量和效率。
其二，长远来看，中部地区一直在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供给侧改革主要集中在产能转化、城镇化建设的等领域。
2. “三大战略”助力区域经济供给侧深化改革。
（1）“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工程是目前全方位经济开放的机制创新，其在国内链接了中西部区域多个省份以及沿海发达地区，国际上成为了一条沟通中国东部与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纽带；“一带一路战略”通过进一步向西扩大开放，一方面有助于加快国内各地区经济市场规模，深化区域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扩大开放格局。因此，各联动区域政府和企业必须要扭转粗线经济思维，传承工匠精神，打造高质量产品，打好供给侧改革这场战役。
（2）“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为了进一步促进长三角区域深化合作，长三角区域在2018年2月设立专门服务窗口，相关部门办公室正式挂牌成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加速了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市场的健康运转，提高市场灵活性，稍弱各种形式的垄断。除此之外，还分别构建了长三角交易网络体系、“共享经济”体系和环境保护联防联治体系。作为代表中国区域经济最具有活力的长三角区域，目前已成为国内对外开放化最高，创新力最强的的城市群之一。
（3）“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就是要解决区域极化效应到扩散效应的有效过渡和雄安新区的建设问题。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其核心作用在于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任务目标在于其能够配合区域整体发展，打造出若干个能够承接养老、医疗专业化、产业系统化等具有服务特色性能的区域“微中心”，完善首都圈空间和功能格局。另外，雄安新区的建立对于人口密集区域模式、调整优化区域功能空间结构的区域经济深化供给侧改革新引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五、 区域经济供给侧的改革路径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的板块化、群体化格局趋势仍在进一步加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推进高质量经济体制机制进程，加速资源的有效配置程度，关键着力点在于人力、土地和资金的流转程度（李稻葵，2018）。改革仍是进行时，对于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需要探索出新的路径：
1.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是各地区之间和内部经济发展的必备资源，其中交通和物流设施是实现扩散效应的重要保障，是加强地区间沟通的重要桥梁。物流+互联网行业能为区域经济提供更好的人力、资本和信息交流平台，是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总体来说物流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的积极健康发展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力量。
2. 弱化地域间隔藩篱，防止地区间各自为政的场面，加强区域间互补合作。当前各地区之间的割据现象依然存在，地区受到眼前利益的诱惑，各自都在竞争资源发展本地经济。短视的行为造成竞争过程中资源共享和信息沟通的短缺，导致各地区经济中的不充分利用和错配资源难以流通，形成资源浪费，难以提高区域经济整体水平。因此，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有效的体制机制，打破地方割据，促进资源共享。
3. 打破户籍制度枷锁，保障人才、劳动力资源供需平衡。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在当前严峻的人才大战中：人才资源聚集的地区应该能积极配合做好人才的安置问题，不应让户籍制度成为个人发展的束缚。要打破户籍制度的约束，为其创造优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避免人才流失，积累优质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大教育投资水平，驱动人才引进激励机制，补足人才资本的短板。
总而言之，改革没有完成时，从“三期叠加”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断探究、深化的过程。我们要把握历史规律，顺应时代潮流，继续推进区域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深化改革，这是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后经世济民的正确选择。良药苦口但直击痛点，阵痛不可避免，却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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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德祥（1974-），男，汉族，山东省济宁市人，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博士后流動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张从青（1988-），女，汉族，山东省济宁市人，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戴维（1990-），男，汉族，湖南省永州市人，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陈丽娟（1990-），女，汉族，福建省宁德市人，中央党校全国党校教师进修学院研究实习员，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遥感科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和供给侧改革，区域经济地理。
收稿日期：2018-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