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与做强
做“大”可以是一夜之间的事，而做“强”呢，则需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谁会择“难”而弃“易”呢？没有科学的评价机制来促动你去做“强”，谁也不会去做傻子。
在弱与强之间，我们都会选择做强者，不会甘于示弱。好强是人类的共性，不能责怪，甚至应该褒扬。当然，这与把成为“国家级贫困县”当作“特大喜讯”并“热烈祝贺”这样的“喜弱”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但是，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样，同样一件事，同样是出自良好的愿望，在有的人那儿能够取得好的效果，而到了有的人手里，则常常走了样，变了味。
比如，我们要的是“强大”，但在某些人那儿，“强大”就只剩下“大”了，“强”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先看我们的某些高校，一是“合并风潮”风起云涌，一是“改名运动”如火如荼，都是为了一个字：大。原本各有特色的多所高校被合并到了一起，内耗不止，矛盾不断，领导权、学科设置、招生、校舍……各个方面虽经磨合，但仍无法化解。大是大了，可各个学校的“棱角”却没了，都成了清一色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实力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大大削弱了。再说“改名运动”。在这股浪潮下，我们许多学校纷纷“变脸”。中专变成了大专，大专变成了本科。有的学校原本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镇，名不见经传，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某某大学”或“某某省市大学”，让许多学生、家长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它到底是何方神圣。名字变了，可师资力量、管理水平等却没变，教学质量则因生源剧增但师资、教室、实验室、宿舍等条件匮乏而急剧下降。许多人只看“校名”就稀里糊涂让子女选择了某所“大”学。几年之后，学生一无所成才呼上当，可为时已晚矣。这样的“大”，带来的后果是有目共睹的。
在我们的中小学里，“大”则表现出另外一番情形。现如今，独生子女居多，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对教育空前重视，可“优质教育资源”还是非常稀缺。于是，为了满足“需求”，一些办出了声誉的中小学，一是另开“分店”，到处设立分校，“连锁经营”；一是收购、兼并其它软、硬件均不能尽如人意的学校，“贴牌生产”。这些“新兴名校”，“名”虽有了，而“实”却不至：学校最关键的一环——“师资”质量没有上来。“新办学校”招来的名师不多，“兼并学校”还是原来那些师资，换汤没换药。这些“扩容”或“加盟”的学校，大则大矣，动辄上千人甚至数千人，可大而不强。家长、学生奔其“盛名”而来，得到的却是大大地“缩了水”的教育。
我们喜欢在“大”上下工夫，而不去着力“做强”，根源在哪儿呢？也许是我们的评价机制出了毛病吧！重表面功夫，轻实质的东西，为了“末”可以把“本”丢了。比如招工、用人等，只看你是不是“名校”毕业的，至于你能力如何，却可以忽略不计。比如我们的大学评职称，只看你论文是否发于SCI、CSSCI上，是否“核心”，至于它是不是其中的垃圾，那就不是评审者所考虑的了。其实，在现如今这个“逐利时代”，有的“名刊”成了期刊界中“识时务”的俊杰，动辄收取作者数千甚至上万元“赞助费”而将“垃圾”变成“成果”已不鲜见。而“名刊”的头衔，也是可以靠“公关”而不是“科学公正的评价”得来的。
我们追求“大”而不去做“强”，或许跟我们自身的懒性也有关系：做“大”容易做“强”难。做“大”可以是一夜之间的事，而做“强”呢，则需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谁会择“难”而弃“易”呢？没有科学的评价机制来促动你去做“强”，谁也不会去做傻子。就好比那些学术成果的评审者，让他去判断其内在价值，那多麻烦！而只依靠“刊名”来论英雄，就要省事多了。
概念化生存
某些“新的教育理念”没有经过严格的调查研究，没有充分的验证过程，只是某个决策者随心一动的“灵感”，就以推枯拉朽之势把以前的一切“旧的东西”一古脑儿打得七零八落，留下一片狼藉。
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我们喜欢每天看到新的东西，看到变动，哪怕你住所旁边新修了一条公路，或家里换了台大彩电，你也会欣欣然的。在教育领域，也有一股“喜新”之风，那就是喜欢玩弄“新概念”、“新名词”。
这个风尚的始作俑者是谁，没去考究，不能乱说。我们某些大学教育工作者及省市的教研人员，或想出本“专著”，或想弄个课题，为了掩饰其人云亦云、内容苍白、没有多少实质价值的缺陷，搬来翻译过来的外国教育学书籍，从中摘取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名词，撒布到自己的“成果”中，这样就显得特有“学术水平”，并得以登上学术期刊、评审会等“大雅之堂”了。而那些对课题或专著有评价权的人，他们哪有功夫来细细琢磨、认真品味？大都是走马观“花”而已，这也更助长了新一轮“概念化泡沫”的更快增长。
在高校里，这股“概念化生存”之风更甚。某些高校教师写文章，原则是“文不拗口死不休”。你不能说“有只兔子在草地里跑”，而要说“一个个体物体存在并在某一空间范围内运动”。读这种“充满了奇怪的干燥的模糊的语词，弯弯绕绕的句子”，你得一句话花上三五个小时甚至半天时间，让人望而却步。然而，不如此，你就没有“学术水平”。
中小学这股“概念化生存”之风也欲与高校“试比高”：课题、实验、报告、总结、文章等要有“新概念”来引领：建构、生成、“某某效应”……没有“新概念”不足以彰显其价值。殊不知，“新的”未必就是“好的”。这是最基本、最浅显的道理啊！有些基层教育工作者看到了这一点，呼吁说：“教育需要的不止是新名词！”“老师们，不要被名词吓住了！”可这样的声音毕竟不是太强劲。
如果说，“新概念”之风就此止于少数人“孤芳自赏”，倒还没有多大危害。问题是，这股风吹到了某些教育决策者或有教育话话权的人那儿，影响的程度就大不一样了。某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官员“你方唱罢我登场”，“新名词”成了某些决策者帅旗上的“名号”了：今天你上台，推行“某某新教育”；明天他上台，又推倒前任的做法，推行“某某新理念”……。教育政策的频繁更迭，导致基层教育工作者无所适从。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新的”教育“理念”的推行是以推倒以前的“旧的”一切（包括许多传统的优秀的教育成果）为前提的。某些“新的教育理念”没有经过严格的调查研究，没有充分的验证过程，只是某个决策者随心一动的“灵感”，就以推枯拉朽之势把以前的一切“旧的东西”一古脑儿打得七零八落，留下一片狼藉。
科学发明要创新，要敢于胡思乱想，因为，这些发明失败了可以推倒重来，但教育却要稳步推进，容不得天马行空的想象。因为，教育一旦失败，它就意味着一个人、一群人甚至一代人、几代人的命运转折。这，应该成为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决策者们的共识。把“新概念”、“新名词”当作自己建功立业的“狼牙棒”，今天这里一榔头，明天那儿一锤子，这样的做法当休矣。
三种人办教育
在某些职位上，你提拔什么人，影响尚不是很大；但千万别把这种“半瓢水”提拔到教育行政部门来。因为，用什么人办教育，关系的可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所谓“办教育”者，当是指的那些对教育有相当“话语权”的人，包括我们的县、区教育局长和学校校长，当然还得包括某些教育研究工作者。因为，他们的言行也能像局长、校长们那样左右一定范围内教育的走势。
最理想的自然是“内行办教育”。这些内行，他们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熟知学生、教师、教材、课堂，能够把握教育的内在规律。他们的决策都会经过充分的论证和分析，不会随心所欲。像有的地方把一些“真正的教育专家”提拔到决策层来，就是非常明智的。是不是内行在办教育，你从学生、教师和家长的感受上就可以判断：那些让教师教得舒心、学生学得愉快、家长能够放心地把孩子交给学校的地方，就一定是内行在办教育。反之，学生苦不堪言、家长怨声载道、教师感觉费力不讨好的地方，就一定不是内行在办教育，哪怕他每年吹嘘高考、中考成绩如何如何，哪怕报纸上、电视上、大会上如何表扬他。
对“外行办教育”，则要分开来看。有一种“外行”，他们在办教育之先确实并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但他们有良心，有干劲，知晓自己的“先天不足”，知耻而后勇，发愤，虚心，也把教育干得风生水起。正因为在别人眼里他们打着“外行”的印记，他们在决策的时候便相当谨慎，不会任意胡来。笔者熟知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老校长，他在担任校长前是一个乡的党委书记，从没有过教书育人的经历，但他担任一所中学校长后，硬是把个学校办得校风清正、师生同心、成绩斐然。这样的“外行”，舍得吃苦，能够放下“面子”，经过了摸爬滚打，也就成了“内行”。至于那些不思进取的“外行”，他们的决策没有人赞同，他们的言行没有人喝彩，他们违背规律的“创举”会遭到抵制，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了市场，自然玩不下去，只好灰溜溜拍屁股走人了事。
最怕的是那些“‘半瓢水’办教育”。人们常说“半桶水，晃得很”，但“半桶水”办教育，尚不会做出非常离谱的事。而“半瓢水”则不一样了。他们也上过师范院校，但成绩乏善可陈；他们也读过苏霍姆林斯基、叶圣陶、魏书生，但只是装点门面；他们也从事过教育工作，但心底里并不真正热爱它；他们谈起教育来，也满口都是教育新名词，但那些都是他的“装饰”。他们的教育决策，往往是逆规律而动的：什么样的做法能给他个人带来利益、声誉和前途，他就会把它做到极致。本质上说，这样的人关心的只是他自己而不是教育。让这样的人来办教育，教育之花离枯萎不远矣，其贻害下一代也甚矣。我们从某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人甚至某些大学校长的发言上，不是经常看到这种可怕的办教育的“半瓢水”吗？
在某些职位上，你提拔什么人，影响尚不是很大；但千万别把这种“半瓢水”提拔到教育行政部门来。因为，用什么人来办教育，关系的可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前途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