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1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关于这40年，我写过两本中国企业史——《激荡三十年》和《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两本书以2008年为界，有朋友对比过两本书之后，特意向我发信息说，前者富于诗意，而后者的理性意味更重。
这恰是改革开放和我们这个国家的真实写照。在这轮经济变革开始的1978年，全体国民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他们所能够告诉自己的是，必须从贫瘠中逃离出来，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要在金钱的意义上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是一个混乱而野蛮的年代，不论对这个国家，或是对个人而言，我们是凭借后发优势发力狂奔的追赶者。我们无暇、亦无需顾忌其他，只待最适合生存的在最后胜出，如此原始，如此充满浪漫和诗意，一切秩序都被破坏，一切坚硬的都烟消云散。
2008年，带来了一些变化。在此之前，全球化浪潮已经高涨了整整六十年，人类学习着用和平竞争的方式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1946年才发明的计算机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信息世界的建设，互联网不但改变了资讯流动的方式，更推动了新的公司范式和财富积累运动。
但在2008年之后的十年间，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动荡和对峙。“是世界更需要中国，还是中国更需要世界？”这是一个无解却又时常被提及的问题，在这一纠结的背后，体现出了西方世界及周遭各国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与国际变局交织而来的，是中国内部衍变，尤其体现在是阶层的丰富和国民价值观的变化。
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人，无疑是过往四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获益族群，他们的子弟“80后”和“90后”既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更是第一批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弟和在少年时期就上网的互联网原住民。最近10年，正是“80后”和“90后”進入职场和开始创业，并试图主导公共社会的微妙时期，代际冲突比人们想象的更富戏剧性和突变性。
不过，与此同时，那些上半场的英雄并不甘心退出舞台。在很多人看来，柳传志、张瑞敏们都已是旧世界里的经典物种，甚至正是过往的巨大成功和声望，让他们的形象被彻底“石化”，他们变得不再“性感”，进而成为被革命的对象。但你即将看到的事实是，他们成了勇气可嘉的“自我革命者”。在变革的中国，年轻态一直是一个与年龄无关的概念。
过去数年中，我仍密切观察着中国的商业世界，跑了几十个城市，调研了大概上百家中国企业，除了这些令人感受到蓬勃生机的创业者，还有已经成长为参天巨擘的大型企业，其中的部分甚至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头羊。我发现了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共同观点：其一，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找不到对标物。第二，同样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他们已经看不到敌人了。也正因此，他们所经历的转型，漫长而痛苦。
这是一个深刻的预示，它告诉我们，在这40年中，我们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追赶者转变成自我实现者。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多不再是他人解答过的问题，而是公平地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面对这个时代，提交自己的答案，恰如尼采说的“我们终究需要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