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在“东亚”成为流行语汇的历史研究中，“朝贡体制”常被用作一个统摄性的概念使用。然而“朝贡体制”在清代，主要体现中国与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关系，其中尤以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并不覆盖“东亚”。本文通过梳理清代史料，呈现清代中国与朝鲜封贡关系的特点，其中包括敕封、给印、颁历、参与常态礼仪活动、日月食救护、赈济灾伤、常态互市，朝鲜人参与八旗等等，不仅凸显中朝关系近于中国与其他封贡国、无藩封關系的其他朝贡国之间的关系，更反衬出中朝关系与地处“东亚”而与清无邦交的日本之间关系的差别。由于中、朝、日在“东亚”区域的国际关系中皆具有重要性，前述考察提示，17至19世纪中叶的“东亚”国际秩序并非笼罩在任何单一制度化体制之下，“朝贡体制”或“朝贡贸易体制”不能涵盖该时代“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秩序格局，对相关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反思。
关键词：清代；中朝关系；中日关系；朝贡体制；东亚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1.012
将现代话语中的“东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区域，上溯到17世纪中叶，正处于一系列重大变迁的历史节点。在中国，发生了明清两个王朝统治的更替，带来社会组织方式、政治制度、族群关系、文化风气等多方面的变化，也引发了中外邦交秩序的重塑。明朝与朝鲜、琉球、安南、南掌的藩封关系转变为清朝与这些国家的藩封关系。明中后期与日本无邦交，而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不久以后实施“锁国”政策，中国的明清易代并没有改变这一格局，清、日两国政府遂在17至19世纪大约两百年间呈无政府间交往状态。清朝与朝鲜等国藩封关系的重构，以及日本的锁国，皆为17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地区长期和平的背景条件。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这样描述当时的基本情况：“清朝维持中国和平近两个世纪。它并没有明显地逾越传统的外部疆界……在制度上它达到了成熟与稳定，而且在文化上达到了精致，那是没有别的国家能够比拟的。况且，在它的四邻它看不到任何能向这些论断挑战的东西。朝鲜的李朝接受了同样道学的自律哲学作为统治他人的基础
——‘修己以治人’——将近500年保持了和平，增进了繁荣，并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日本在消除了早期丰臣秀吉（Hideyoshi）控制东亚的野心后，学会了接受自己的疆界，并在德川将军（Tokugawa）治理之下集中力量维持内部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一项产生了两个半世纪免于国外战争和国内严重骚乱的政策……”1在这个为时很长的和平时期，“东亚”各国都实现了诸多方面的社会发展，但对东亚以外世界所发生的全球化历史运动感知都不真切，东亚与西欧的实力对比在此间发生彻底逆转，从而铺垫了19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剧烈变局的基本背景。
以“东亚”作为一个区域单元的历史学研究，20世纪前半期日本学者最为积极，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哈佛学派异军突起，成为国际学术界讨论“东亚”问题具有主导性的学术群体。1晚近的几十年间，“东亚”成为一个更大幅度国际化的话题。“东亚”不仅被作为一个有效的历史研究单元来使用，而且被作为超越民族国家单元历史的主要概念，引发的学术关注有增无已。然而，如果以国家为单元的历史是有局限的，或者说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研究是一种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研究，那么以“东亚”为单元的研究也是有局限的，也是一种对于想象的、建构的对象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揭示历史的某些侧面，但如果过度解释，往而不复，也可以造成许多历史的误解。本文从梳理中国清代与朝鲜的关系入手，将之与同一时期中国与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地区关系对比，把中朝关系特别值得注意者归纳为六点；在此基础上，对清代中朝、中日关系的差异加以分析，以见差异的历史含义；然后，对以“朝贡体制”为统摄概念描述17至19世纪“东亚”国际秩序格局的方法略做商榷。关于“东亚朝贡体系”说的拓展讨论，则将在此文基础上，另外为文。
一、清代中朝关系的特点
清朝崛起过程中，两次举兵进攻朝鲜，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开始用清朝与朝鲜的藩封关系取代明朝与朝鲜的藩封关系。从其建构的方式角度比较，明朝与朝鲜之间藩封关系的建立不仅与征伐无关，而且是在新建立的朝鲜李氏王朝多次主动吁请情况下形成的。主动与被动，和平与杀伐，明清两代与朝鲜王朝藩封关系建立方式的这种差异，与朝鲜王朝的文化认同有深切关联。明被视为中原文化的国家体现，清则被视为礼乐文化尚不及朝鲜的“胡”或“夷狄”。不过，虽然有始建节点的前述差异，明清中国与朝鲜王朝呼吸相及，另有地缘政治、经济需求等背景存在，并非一切取决于文化心理。清朝稳定中原局势之后，对朝政策与明代基本一致，对儒家文化传统也表示尊崇，双方皆谨慎维护藩封关系，直至19世纪末。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关系与清朝和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相比，呈现出以下特别值得注意之处。
（一）敕封、给印、颁历、常设使馆
崇德元年（1636年），清军征服朝鲜，“封其国主为朝鲜国王，赐龟钮金印，给诰命，封王妻为妃，王子为世子，赐裘帽、貂皮、鞍马。”2皇太极有制称：“……既定藩封，宜申新命。爰销传国之印，用颁同文之符。特遣使臣，赍捧印诰，仍封尔李倧为朝鲜国王。嘉乃恭顺，金章宝册，重新作我藩屏，带砺河山不改，立一时之名分，定万载之纲常。天地无私，冠履不易。王其洗心涤虑，世修职贡之常，善始令终，永保平康之福……”3清初诸封贡国王给印，形制为“平台方三寸五分，厚一寸九”。4但惟有朝鲜国王印信是金印、龟钮、芝英篆，安南、琉球、暹罗三国王印信则是金饰银印、驼纽、尚方大篆。5比照清朝国内规制，亲王给金印，郡王给饰金银印，朝鲜国王尊崇视亲王，安南、琉球等国王视郡王。6
作为藩封之国，朝鲜需行用中国历法。顺治十八年（1661年）定，“朝鲜国每年十月朔，遣使赍咨赴部，恭领时宪书。豫札钦天监封送仪制司，本司郎中朝服于司署颁发，来使跪领，赍回本国。”1
在所有封贡国中，惟朝鲜在中国境内有常设使节接待机构，地在盛京，“朝鲜使馆，在德盛门内，属盛京礼部。”2凤凰城处于朝鲜贡道，也设有迎送官三员、主客官一员、朝鲜通事二员、中江税务监督一员，并专设与朝鲜交往职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