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清末赴日使臣撰写日记中有关近代日本学校体育的内容进行回顾、梳理。研究发现：在赴日教育使臣撰写的日记中有很多内容是关于近代日本学校体育的，包括：各类学校体育课程的设置、体育课程的内容、学校运动会举办的时间及内容、体操场的规格、体育科培养的宗旨等。阅读这些内容可以了解到近代日本学校体育的概况：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甲午战前中国人所关注的外部世界多局限于西洋，对近邻日本“漠不关心”，对日本教育的考察大多都停留在资料的罗列上，对体育内容的介绍很少；甲午战后对日本教育考察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主要从考察者、考察方式、考察的内容三个方面着手，学校体育也成为考察者眼中重要的内容。
关键词：体育史；清末；教育；学校体育；日本；中国
晚清是中国全面向日本学习的时期，大致通过：派遣留日学生、赴日参观考察、招聘日本教习、翻译日本书籍四个途径；晚清也是中国教育逐步走向近代化的时期，以京师大学堂等各式新学校的涌现，《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科举制度的废除，学部的设立等一系列改革为其主要标志。而推动这些改革进行的“幕后人”，就是这批首先迈出国门对日本进行教育考察、学习，回国后又亲身参加教育实践的人们。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四个主要向日本学习的途径中，学界对其他三种重视的程度和关注的时间起步比较早，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且近年还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而对于晚清中国人赴日参观考察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收效甚微，直到近些年来才慢慢引起人们的重视。事实上，由于出国考察的学者大多属于官派，思想成熟且身兼要职，正是因为他们敢于走出国门，吸收先进的思想文化，引进西方文明才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步。虽然今天中国的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能忘却初衷，不能忘记首先迈出国门亲身考察教育的先行者们，是他们的付出换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正是因为他们自己迈出的小小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一大步。为了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以清末赴日教育使臣眼中的日本学校体育为切入点，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对这一时期使臣日记中的日本学校体育的相关资料进行梳理。
1.清末统治者对日态度的转变
自古以来，日本一直是甘当小学生，恭恭敬敬地向中国学习。在唐朝时就有大量的使节带回了中国的经济、文化成果，朝野上下竭力模仿中国的制度、习俗。但是，曾几何时，进入近代仅仅几十年，先生就变成了学生，徒弟当上了师傅。清末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社会性质的改变带来了巨大的变革，面临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主义的三重压迫，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但这并没能彻底惊醒统治者，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扼杀了。而他们的半醒的状态，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维新改革等一系列事件失败之后，才逐渐认识到愚昧无知的害處，对西方“新奇”的事物，态度有所转变，开始由排斥转变为慢慢的接受。引起中国人注意日本的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1871年中日建交和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中国一系列事件的失败和日本一系列事件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人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性，放下身段自觉引进西方文明的心态逐渐形成，这也成为日后对日态度转变的思想根据。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给深陷危机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中国似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张之洞《劝学篇》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所以清政府在这个时期把主要的经历放在了向日本学习上面，通过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赴日教育考察使臣和聘请日本教习、翻译日本书籍等途径全面向日本学习，改变了以前只注重学习西洋不取经东洋的现象，至此出现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那么清政府第一次派人出国考察具体是什么时候呢？清朝第一次派员出国考察是1866年，共有五人成行，分别是德明、凤仪、彦慧、斌椿和他的儿子。参观了巴黎、伦敦等城市，游览了荷兰、丹麦、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国首都。虽然不属于教育考察，但一路上的见闻仍让考察者们打开了眼界，感慨万千，说：“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于同年8月19日回国。回国后，斌椿将沿途一切所见所闻写成《乘槎笔记》一书，公之于世，但由于那时的中国人盲目自信，根本看不上西洋蛮夷之地的东西，所以此书影响很小，以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仅没有重视邻国日本的发展变化，就连西方的动态关注的也很少。那么，中国对日本的教育考察从时间上应该如何划分呢？清末中国人对日本的教育考察，从时间上划分大致可分为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署至甲午战败、甲午战败至清朝覆灭两个阶段。而甲午战前中国人所关注的外部世界多局限于西洋，对近邻日本“漠不关心”。尽管在这一时期有一些日本考察研究著作的问世，但是有关日本教育考察的内容却很少，且大多都停留在资料的罗列上，对日本教育的内涵知之甚少，真正涉及体育的内容更加寥寥无几。然而甲午战后，中国人一改以往对日本研究的淡漠态度，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认识日本，不论是在考察者的数量上、考察方式、考察的学校和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通过深入的考察，认识到近代日本敢于借鉴西方，以教育为立足点，是一步步走向强盛之路的根源。体育作为日本学校教育中重要的内容，在促进身体健康、养成爱国主义精神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以其独特的方式深深的印刻在考察者的脑海里。归国后，他们大声疾呼改革传统教育制度，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兴新学，培养教育人才，改私塾为学校，改先生称老师，改静为动直接投身于教育实践，体育作为新的学科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体育作为教育重要的一环，不仅可以一改中国人“东亚病夫”的面容，而且会让人切身感受到日本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和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所在。
概观清末中国人日本教育考察，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先进的日本近代教育的赞誉和对落后的中国近代教育的悲叹。尽管这些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面对异域文明，经受的心灵冲击未必相同，文化认同也不一定一致，但在他们的笔记中有一点却一以贯之：笔叙日本，心系中国，时刻牵挂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这些切身的感受使得他们在回国后大声疾呼，呼吁全社会重视新学，广兴学堂，普及近代教育。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呼吁重视教育的前提下，逐渐被重视起来。那么，在他们的教育考察日记中，近代日本学校体育又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能够让他们如此印象深刻以致于使得回国后的他们纷纷把体育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呢？
2.清末赴日教育考察伊始
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修好条规》而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先后互设外交使馆并互派外交官常驻，为两国问人员的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此两国问官员、学者、文人往来络绎不绝。赴日者中不乏将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字向国内介绍者，他们的著述极大的提高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水平，如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黄庆澄的《东游日记》等。但这些著作关于日本学校教育的介绍仅占其百科考察很小的一部分。国内正式派遣官员对日本学校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始于1898年。光绪二十三年冬，湖广总督张之洞拟派湘鄂子弟百人入成城学校。翌年正月，丹徒姚锡光以武备学堂兼自强学堂总督的身份，受张的委派率队赴日联络学生入学事宜并考察各类学校。让姚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锡光窃案日本之各小学校各中学校及各师范学校，无不有体操兵操”。此后，随着国内对教育重视程度的增加，赴日考察教育之风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姚锡光的赴日教育考察真正开始了对日本教育的全面学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没有这位先驱者跨出国门这重要的一步，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有可能还要往后推迟。对于他个人来说，可能就是去日本待了一段时间，考察了几所日本的学校，见到了以前在国内看不到的状况——新体育，但对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来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模式。
3.对清末赴日教育考察重要人物的相关介绍
甲午战前的赴日考察者在数量上和作品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了解日本教育的作用，但记录日本教育的内容所占比例不大，体育自然也很少。甲午战后，人们一改以前对日态度，纷纷赴日，考察者的数量猛增。众多的官员、民间文人学者、实业家、留学生等纷纷赴日，尽管他们的缘起和动机可能不同，但他们在赴日后所留下笔记中大量的有关日本教育的内容就说明了他们赴日的重心应该是对日本教育的关心。
3.1清末赴日教育考察的奠基者——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字雪蕴，号雪堂，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祖籍浙江上虞。早年曾在淮安私塾任教，并从事经史考据之学，有著作近20种。1896年离开淮安赴上海与友人创设农学会，刊行《农学报》，创办东文学社，并编印《农学丛书》。1901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1902年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委托赴日考察教育。在日考察期间，每日将考察所得一一记录，回国后由山阳旧交张绍文将笔记清缮后，题为《扶桑两月记》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由教育世界社石印出版。他還撰写了《日本教育大旨》和《学制私议》两篇重要论文分别刊登在《教育世界》上。《日本教育大旨》可以说是他对此次考察所了解到的日本教育的概括和总结，文章从日本教育的制度、方针、系统、经费、职员、教员、教科书、日本今日教育注意之处等8个方面加以归纳。至于体育应当与德育智育并重，从前虽各学堂皆有体操游戏，然尚未有大进步。今则全国尽力于此，盖立此竞争之世界，若人民身体孱弱，国力即不得而强，事业学问均无附丽，其害不小也。最后特别提醒“中国今日男子教育尚无端倪，遑论女子，然仔细思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务，但必须与男儿别校为宜耳（寻常小学同校长，高等小学则异校亦可）。”中国目前尽管男子教育尚未走向正轨，但女子教育也必须同时加以重视，而“体育亦亟宜注意，但必以游戏为柔软体操之预备，以柔软体操为器械及兵式体操之预备循序渐进，此国民强弱之根源。欲行全国徵兵之制，此为起点不可不格外注意者也。”不难看出，体育教育在罗振玉的心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对于男子，对女子亦然，倡导大家时刻注意身边的体育，运用身边的体育。
《教育世界》系罗振玉仿效《农学报》的体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创办，该刊创办主旨，可在“序例”中得知：“世界者人才之所构成，人才者又教育为之化导者也。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方今世界，公理不出四语，日优胜劣败。今中国处此列雄竞争之世，欲图自存，安得不于教育亟加之意乎？爰取最近之学说书籍，编译成册，颜之日《教育世界》，以饷海内读者。”在《教育世界》的第1-42期总共108篇译文中，介绍日本的译文就有106篇。内容包括文部省官制、小中高以及私立等各类学校令、现行各类学校规则及管理条例、学校教科细目（音乐、体育、数学、历史）等。如此系统地对日本现行的教育制度法规条例进行介绍，在中国无疑是第一次。如此重视引进近代日本教育的结果导致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如在第1期所载《教育私议》中，罗认为振兴中国教育可从设学部、定规则、明等级、编书籍、实行补助奖励制度、派员游历及留学、讲求体育及卫生兴办女子教育和婴儿教育、立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十个方面着手。仔细阅读这个建议，不难发现许多内容都是在参阅了日本的教育资料后的有感而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日本教育的影响。罗振玉不仅是先进思想、先进体育的倡导者，更是先进思想、先进体育的实践者。1902年初，罗振玉从日本教育考察回来后，积极投身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学校实践中。1904年6月端方调任江苏巡抚，聘罗振玉为江苏教育顾问，并委托他在苏州创办师范学堂。十一月，学堂创立，校址定于扶标中军操场。罗振玉亲任监督，藤田丰八为总教习。翌年四月，设体操专修科；五月，讲习科和体操专修科毕业。九月，罗对近一年来的学堂工作进行总结，强调办学要注重对学生实施德智体全面教育；应仿照日本之例设立师范急救科；教员缺乏时师范教育应讲习科、急救科、师范科并举，教师应经过师范学堂的专门学习等。虽说罗在中晚年，逆时代潮流而行，为了复辟帝制，甚至不惜充当汉奸，但就其一生来看，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罗亲身经历的赴日教育考察和深思熟虑的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思考，想必《奏定学堂章程》的制定未必会有那么好的效果。
3.2清末赴日教育考察专门者——沈翊清、丁鸿臣
在赴日教育使臣中有专门是为了参观军事演习而来的。光绪二十五年秋，日本举行秋季军事大演习。同年春，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奉命来华，敦促中国派官员阅视考察。七月文官沈翊清、武官丁鸿臣等一行受四川总督奎俊的委派前往阅视并考察学制。从日记看，沈等花在考察学校上的时间比阅操的时间还要更多一些。从沈撰写的《东游日记》中可以窥探到军事大演习的全貌：“九月十六日雨，视户山学校取既作士官后至武人习战术、演枪剑术、体操。各学每联队派官一员，计五十员学战术；每旅团派官一员，计二十五员学演枪：每师团派官一员，计十三员学剑术体操。而剑术体操又另派下士官八十人统共一百六十八员。更有教导队由全国团队中挑出品学兼优者学，成为全国各团之师范。每年经费十万，其教习各官等薪俸，仍由各团拨给，故无多费。”可以看出军事演习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当时的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到的。“大操每年两次，五个月一调换。洋枪用本国自制名为明治三十年式（如德国小口毛瑟），并研究外国枪学。本年四月，湖北派武官四员附焉。余先看中国四员体操，次日本下士官体操演枪分一小队、一中队、一联队式，均步伐整齐。次看军乐队九排共四十八人奏乐。一阕作进兵曲（军乐队为全国军乐之根本，各军司乐者皆由此出）、乐器（大鼓一中鼓一铜器一作曲长形未详何名，铜号二铜茄铜笛）。奏时每人夹谱一纸（西字）。于乐器上队长二人，一旁立一执短图。用小木棍导乐之节奏。次看剑术射击术，另用木制如椭圆形为击刺。次西洋剑术每术演两次，先理法，后攻击。装二人作对敌状，戴以铁帽胸前围竹甲或帆布裹棉者以术身，手穿皮套互有胜负。校长发令则止。”不论天气的好坏，军事演习如期进行，体现着日本军人的严于律己。在军事运动会中还掺杂很多体操的内容，说明了日本对体育很重视，军人的素质离不开体育锻炼。这只是沈在日本考察期间花少许时间做的事情，而大量的时问则是花在教育考察上。考察的学校有成城学校、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户山学校、军医学校、寻常高等小学校、高等女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第一高等中学校邮便电信学校、盲哑学校等。在所考察的学校中记录了丰富的体育内容：观幼稚园之顺序运动会“结藤棚于旷地蔽日光，引天气图以布幛昼绳为界，四隅列小长杌以坐群儿，一人鸣琴，二保姆导之行队进退。左右居然应节此息彼参伍错综亦复不乱，尚有用手高下左右各种游戏款式甚多。”“有备雨天运动之游戏室。”“按文部各学与陆军学校不同，然师范学校女子各学校均有体操部，高等师范且习枪法。可见国家尚武，故风气为之一变，免置之野人日赳赳武夫公候干城即此意也。”这么多有关体育的内容，不仅有室外的体操场，还有专门备雨天用的室内体操场，近代日本的学校体育让人折服。
3.3清末赴日教育考察总教习——吴汝纶
在清末赴日教育考察者中，曾作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对近代日本教育的引进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学校卫生方面，可以说是开中国近代学校卫生教育之先河。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吴以六十三岁的高龄率团东渡。考察期间吴遍访各方人士，考察各类学校，听取文部省讲座，对日本教育制度、学校运营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范围甚广包括各级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盲哑等特殊学校，以及幼兒园等。在文部省听讲的内容涉及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其中关于日本学校卫生：“始于明治二十四年九月，三岛君初开办。西洋卫生之学，行于学校。从一千八百八十年起。明治二十年，森有礼立体操，其后学生体气渐壮。森有礼死后，体操又废，学生又多疲弱。三岛君建议谓体操为教育根基，其时信者甚少。明治二十七八年，与中国开战。虽幸胜，其实身体气力不如中国人，嗣后知体力为最要。学校中不可不讲卫生。于是全国始渐信三岛君之说。二十八年开议院，始提出学校卫生调查费用。二十九年五月，学校卫生顾问，设于文部省。自是进步甚速。卫生机关布置之善，欧美各国均皆佩服。文部省研究各国卫生之学，各国所无。惟日本有之。西洋讲求学校卫生之学者，闻日本文部之法，谓日本学校卫生之政。可为吾欧美各国之进国。”这说明近代日本学校卫生水平之高，内容之丰富，就连欧美各国亦不及。学校医院每年都会对学生的身体进行检查，虽不能确保每所学校都有医院，但都会确保学生每年的体检顺利进行。学校卫生是开展学校工作的前提和重中之重：“学校卫生，不但保身体之无病，并须养之使壮，足以任事。现今以卫生为教育根本，已成世界之公论。教育目的，当使学生为真善美人，非身强则心力不足，此练身者一也。卫生道得则体强，体强则心力足，治学机敏，足以增益财产，此富国者二也。身强则精神刚毅，能义勇奉公，此强兵者三也。西洋各国学校中皆有卫生之学，而文部无学校卫生之官。独日本文部省以学校卫生为重，是以有卫生主事，有卫生顾问。”对学校卫生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东游丛路》有关体育方面的介绍除了学校卫生之外，对有关人均占有运动场也有严格的限制：“文部省令，校地须合本校规模。地宜乾燥，各家学童来往皆便。凡近于酒楼茶店妓寮之地不宜，近于喧嚣之地不宜，危险之地皆不宜。小学校每人占地半坪（每坪见方六尺），中学校每人占地一坪。体操场，寻常小学校每人一坪，高等每人一坪有半。假令校中有六百人，其运动场应得九百坪。遇运动时乃不局促。如校中止生徒二三十人，运动场至少须得一百坪。高等小学校，无论人数多少，运动场应得一百五十坪。中学校有兵式体操，其操应得二千坪。其地势应如长弓形。假令地狭，亦一应千坪。高等女学校运动场占地较少，文部省令女校操场二种。一屋外，一屋内。皆应得适宜之地。其场应大于高等小学校。师范学校，男子一部，体操场应得三千坪以上；女子一部，与高等女学校同，约需一千坪以上。其校地最重要者，宜得极清之水。”这些具体的数字说明了近代日本学校对运动场有着严格的要求，学校操场应该有多大，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把学校体育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来对待。在吴的《东游丛录》中我们能切实感受到近代日本学校体育的受关注程度不亚于任何一科，且能够真正贯彻落实。从这一层面不难解释日本从一“蕞尔小国”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是显而易见的。近代日本教育如此重视体育，对体育课程的设置、体操场的大小、体操场的类型都做了精心细致的设计，那么体育究竟有何用？在吴《东游丛录》或许能解开心中的迷惑：“一、保健，练磨身体养成天然之美，长遂其健康，保持增进，并增加力量，与忍耐之性质；二、富国，躯体四支，从心君之所命，而为机敏巧妙之动作，以从各种职事；三、强兵，健康之体，有刚毅精神，能守规律，协同一致，义勇奉公，以完天职。”
甲午战后赴日教育考察者还有谬全孙、郑元溶、郭钟秀、张大镛、方燕山、关庚麟、萧瑞麟及各省提学使等众多人，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介绍他们日记中有关日本学校体育的内容。也正是有了他们赴日时对日本教育、日本学校体育详细的考察和记录，才使得近代中国的教育、近代中国的学校体育快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4.清末赴日教育考察方式的多样化
甲午战后教育考察的方式相比较战前丰富了许多，不再是停留在对文字资料的发现和罗列上，而是采取了或参加教育现场，或聆听讲座，或与专家学者座谈，考察细致充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鲜的方式，这或许和他们迫切想通过了解日本教育的现状来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项文瑞的《游日本学校记·中学篇》：“十月三十日，游东京第一中学校与校长胜浦辆雄笔谈……问教师亲爱学生，是为学校第一要诀应用何法最善。答运动会、修身旅行。教论与生徒共之，一也。日日有修身讲话，使生徒亲爱教师，二也。”采用了和校长谈心的方式，以期获得自己想要知道的内容。在与东友人往来问答关于体育教科书的问题时：“问游戏书最良者几种？中川济日：七种。实验游戏全书（菅野本多著）、幼稚（日文）曲（大和歌奥好曲）、女子游戏教科书（白井规矩著）、游戏大成（同上）、实验唱歌游戏教科书（高桥忠次著）、实验普通游戏（同上）、实验新撰游戏（山田君耕著）。问体育法与体操，异乎？日异。问何种法最良，中川济以八法答之：日徒手第一演习、日徒手第二演习、日整容法、日矫正术、日第一哑铃体操、日第二哑铃体操、日球竿体操、日木环体操。予又问森利平前日送来日本歌其意云何，日歌词为（一大串日文）共三十一字。森利平日：求之意译，即古来我两国文字相同，师教亦同。加以我与君同年龄。岂非不可思议之奇遇哉，呵呵。其直译，即同文字、同师教、君与我龄又同。事之奇遇哉。谈至傍晚离去。”书的种类齐全，内容详细。作为教育教学最重要的载体，图书质量的好坏可以说决定了当时教育质量的好坏。而日本在这一方面下足了功夫。其他还有罗振玉在日考察期问，除了对东京、京都、大阪等地各类学校的考察，还多次与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伊泽修二等长谈，听取改革中国教育方面的意见，还专门拜访文部省普通学部局长长泽柳君，请教教育事宜并索取有关教育资料。作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在日期间，遍访考察各类学校，聆听文部省讲座，对日本教育制度、学校运营等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5.清末赴日教育使臣考察学校的类型和内容
在众多的赴日教育考察者撰写的日记中，都详细记录了所考察的学校及学校的类型，从帝国大学到幼儿园，从教育宗旨到课程设置，学校不分大小，内容不分粗细，无所不包。姚锡光撰写的《东瀛学校举概》中有大量的篇章介绍有关学校体育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如有关体育课程设置：“高等小学校即设于寻常小学校之中，其功课大抵如寻常小学校然，自浅人深由易及难，为稍进矣。其中亦增汉文、西文、书画、音乐并体操兵操诸课。凡在学四年，历考而能毕业者，入寻常中学校。”“寻常中学校其功课仍为伦理、本国文、汉文、西文，本国外国历史、本国外国于地、数学、理学（如化学地质学等学）、物理学（动植各物诸学）、人身全体学、画图、体操、兵操诸课，特所学益深。凡在学校或擢而入陆军各学校。”这些课程一般为男子所设，但女子教育在近代日本受重视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男子，尤其是在身体教育方面，所以在日本还设有专门的女学校。比如在参观华族女学校时，姚曾写到：“锡光窃案日本教育之法大旨，盖分为三类，日体育、日德育、日智育。故虽极之盲哑推及女子亦有体操，重体育也；言伦理、言修身在德育也；凡诸学科皆智育也。此虽在女子所不废也。”姚为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不在于数量上有多少，而是他对日本学校体育的介绍打开了人们视线，使人们清楚了学校体育是怎么一回事。
1903年，杨沣以直隶候补道的身份奉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命赴日考察学务。赴日后，“凡于文部之规制，学校之课程，由分而合，由浅而深，博考精求，详细记载”，并于光绪三十年正月将考察所得日本现时办理学务枢呈。在杨沣《日本普通学务录》有关于教育宗旨的记叙：“按日本维新以来，学务之事履有更改，其教育宗旨约有三端。一日儒教而超重于汉学；二日智育而偏重于泰西；三曰德育及体育而超重于保守。明治十二年发学制，改行教育令，力除束缚之弊；十八年森有礼查学回国任文部，改革官制，大加整顿置视学官，颁行各学校令而注意于普通学界局面，从此改观；二十四年又颁教育令，不论教科何如，专以德育为宗旨：是年又举行体育教令而各学校乃加添术生之法。至二十七年以后，则尚武主义又起，谓战胜之事概有教育而来，至此人心为之一振，皆有国民自立之念。至三十年以后，于各学校又加实习功课及实验之法，普通教育至此乃造完备。”1902年夏，上海姚子让、刘景舆等商议创设学堂。鉴于“日本致力教育者三十余年，其师范必多可采”，遂派该校教员项文瑞、曹干臣、贾季英、杨月如4人东渡考察各学校。六月朔日东渡至十二月初三回国，为期约6个月。赴日后，在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宏文学院师范科旁听各门功课的同时，课余分往各学校进行了参观考察。著有《游日本学校笔记》一册，于1903年由敬业学堂发行。分幼儿园、单级学校、小学校、与东友往来问答、中学校、专门学校、大学校、杂记等部分。在《中学校》篇章详细记录了日本学校运动会的情景：“九月十六日为高等师范学校秋季大运动会，此会在小石川区大琢户町新筑地。围场距高坡上约离丈许立一柱，柱头与柱中聊以绳为圈圈，径约三十余丈，圈外约阔丈四尺，为竞走地，再外又立柱，树高竹。上盖布蓬，会长嘉纳君坐其下，余蓬各标一牌，为来宾席，卒业席，撰受席，会员席，妇女席，各有椅橇。高等师范学校生不在会中者，均席地坐于外圈之外，余到时，已是徒步四百为第七竞争矣。其先之合背竞争。球竿竹马竞争等技，均未见据开合背者每两人合背，互相迥抱而竞走，如是共数起。各横行而前，以先到取旗为胜，球竿竹马者，各以三尺余长之木哑铃（两头各有小球）。用两足大指夹哑铃梗而走，以走到一圈，两足不脱哑铃者为胜。余所见徒步四百者十余人单衣赤足并立于小红旗处，此处另有人持枪，枪声鸣时，并立者一齐前跑，跑两圈，以第一到者取白旗，第二到者取绿旗，第三到者取红旗。各持旗至会长蓬前，报名领赏。旁立黑板架，即有人以粉笔大书某技竞走，一二三各书姓名。”也就是前面的六项具体是什么内容没有看到，猜想应该也会很精彩。“第八蛙飞竞走、第九记忆竞走、第十军舰竞走、第十一为抽签竞走、第十二又军舰竞走与前次仿佛、第十三绳飞竞走、第十四球拾竞走、第十五为铁锤、第十六又抽签竞走、第十七又记忆竞走、第十八各级选手竞走、第十九旗取竞走、第二十又抽签竞走三回、第二十一武装网潜、第二十二障害物竞走、第二十三千鸟竞走、第二十四又障害物竞走、第二十五角力：竞者脱衣至圈内相对坐席上。一人踞中间，即有一角力者互扭而分胜负。一舆一相扭胜者乃踞中问，负者退再一人继扭之，嘉纳君亦席地坐观。扭至一点余钟，乃分甲乙丙持旗报名领赏。圈内角力时，圈外中学选手竞走。直辖学校选手竞走，皆非常奋勇。观者大律。中国留学生七人，亦竞走两周，得彩者名石麟、韩永康、世昌，其时拍手之声最震，又有徒步八百竞走则跑圈，四周而定胜负。最为有长者也。其竞走者皆高等师范生学问成都已高卒业后。皆为文学教员，而露体赤足奋力竞胜，一至于此则凡入营为现役兵舆海陆军之精锐，不知其更当如何。总之争竞志世界。既不能闭关谢客，即不能不奋勇以力舆之角。而欲舆之角，不能不在学校中寓武于文。而发端在体操，故体操不可不急讲求也。观是会者，谁不为之动心哉。”仔细看下来，日本学校运动会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趣味运动会，内容丰富竞争却没有那么激烈，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这说明了体育不仅可以强壮我们的身体，还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人的生活真是大有好处。在今天，虽然人们生活水平逐步在提高，但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却在下降，各种各样的疾病随之而来；通讯设备在不断的改革创新，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逐渐变得遥远，即使面对面坐着，大家也没有相互聊天的冲动，只是低着头对着機器不知在干些什么。体育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能很好的解决很多问题。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人，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增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这一点来看，教育考察的先驱，在那个年代就能够认识到体育对人的重要性，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6.小结
清末赴日教育考察者所撰写的日记中，有关近代日本学校体育的内容远不止这些。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把近代日本学校体育全面系统的介绍到国内，对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基本上是仿照日本学制制定的，在课程设置、学校运营、教学内容等方面直接受到日本的影响，甚至连校舍的建设也是仿照日本的。它的颁布确立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在学校体育上的意义就是：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均需要开设体育课程，课程称为“体操科”，并对课程的教学时数、目标、内容、场地设施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使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得以普遍实施，获得了法律的支撑。这个章程的制定和清末赴日教育使臣们有着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赴日使臣的教育考察，系统的把近代日本的教育制度介绍到国内，才使得《奏定学堂章程》的编写能如此完整有效。至于到后来为什么没能全面的开展，不在本研究范围，故不作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