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湖湘学者对封建主义的伦理思想，特别是“三纲”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对西方的伦理思想的介绍则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对传统的伦理范畴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造。
【关键词]近代；湖湘学者；伦理思想；变迁
这里讲的“近代”，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近代湖湘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体现湖湘文化近代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我拟从近代湖湘学者对封建主义伦理思想的批判、西方伦理思想在湖南的传播、近代湘人对传统道德范畴的现代转换等方面，进行一些初步分析。
一、近代湘人对封建主义伦理思想的批判
近代湘人学者对于封建道德的认识和批判，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即大体上是先批判中国社会的落后人心风俗，然后进入对封建主义的“三纲”的系统批判。
其一，郭嵩焘对清末人心风俗的批判。郭氏通过出使英法近三年的亲身考察与研究，对西方社会的人心风俗有深切的认识，所以对中国社会落后的人心风俗多有批判。
首先，郭氏猛烈地抨击了中国士大夫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的保守心理。他在法国期间从报纸上知道，以英国技术之先进，犹派人赴巴黎博览会，“考核水师军器”，“不遗余力”。由此他发表感叹：“各国人材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中国漠然处之，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至唐景星寓书李丹 （凤苞），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中国士大夫愦愦如此，虽有圣者，亦且奈之何哉！”以“夸奖外人”长处为罪过，攻击那些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长处”的进步人物，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保守派的共同伎俩。
其次，是痛斥士大夫好虚不重实。郭氏曾在一首诗中描写了当时官场的好虚不重实现象：“庙堂尽端委，万事付空谈”，后来又将这句诗改作“朝野多名贤，大半崇清谈。”郭氏认为，这种好虚轻实的的倾向，除了吏治腐败所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宋以来理学家们的好清谈的不良学风的影响。他说：“自宋至今盖千年，合智愚贤不肖皆欲以议论相胜，人才事功，安得不益猥下！”
再次，痛斥官场的粉饰作伪。好虚不重实的思想作风，在行动上就必然导致粉饰作伪。他说：“近百余年居官者，以粉饰蒙蔽为善诀，习为故常，非从征实处力加振刷，亦无所据以挽回人心风俗之具”。这里讲的“近百余年”，就是指乾隆中叶以来。这个时期，清代统治从兴盛走向衰落，从最高统治者皇帝起，都是一味“以粉饰蒙蔽为善诀”。这种粉饰蒙蔽的实质就是一个“欺”字。郭氏在日记中写道：“司农经国计，但守一欺字以以为生财之道，他复何论哉。”正是这种“相率为欺”的风气，导致了官场粉饰蒙蔽之风的盛行。
其二，谭嗣同对封建主义的三纲的批判。在近代湖南乃至中国，谭嗣同是最早起来对封建主
义的“三纲”进行批判的勇士。首先，从总体上批判“名教”。谭嗣同在《仁学》中从理论上指出，“名教”的理论违背了以实定名的基本原则：“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谭氏的这一段话说明，名之乱并非名之罪，而是主张“名”的人之罪，就是说是主张名分等级的人之罪。而之所以要主张这种“名分等级”，则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中的等级特权。
其次，是猛烈批判“君为臣纲”。谭嗣同说：“二千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谭嗣同的对君臣一伦一批判，一直批到了“今兹”，即清代的帝王。他还利用其从西方学来的“社会契约论”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君臣关系的实质：“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反对“死节”之说和“忠君”之说。指出：“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
第三，对“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批判。谭嗣同说：“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而破之。至于父子之名，则真以为天之所合，卷舌而不敢议。”所谓“天之所合”是指父子之间有血缘关系。因此在“三纲”中似乎更难突破，但是谭氏认为，这一关系是属于“体魄”的方面的，至于“精神”的方面，应该是平等的。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天之子”。这里谭氏利用了西方传入的“天赋人权”理论，强调了不论是父，还是子，都具有天赋人权，从而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谭氏指出，如果要说“天合”，于“父子固有体魄之可据”，但是婆婆对于媳妇则为体魄之说所不得行，可是婆婆对媳妇却可任意奴役、鞭笞，甚至逼其自杀。又有后母之于前子，庶妾之于嫡子，主人之于奴婢，其态度之黑暗甚至还有过之。正是通过这种血淋淋的事实，谭嗣同深刻揭露了“父为子纲”的罪恶。谭氏特别强调妇女应有自主之权，以此对“夫为妻纲”进行批判。他指出，君主对臣民高喊伦常，自己则“渎乱夫妇之伦，妃御多至不可计，而偏喜绝人之夫妇，如所谓割势之阉寺与幽闭之宫人，其残暴无人理，虽禽兽不逮焉。”
其三，杨昌济、杨毓麟、易白沙对封建伦理思想的批判。
杨昌济对封建主义伦理思想的批判，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武器，对封建主义的“三纲”展开了批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中国古昔礼教之精神也。一、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此尊君之义。二、姑杀妇减死；三、子殴母，死杖下，此尊父之义。四、妇人敖荡者沉之江，此尊夫之义。”他认为“此皆过重伦理而轻视民命，不可为典要者也。西人迷信宗教，焚杀异教徒，亦同此弊。”他进而指出，家族制度的存在，是封建君主统治的组织基础；而家族主义又是族权、父权、夫权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杨氏对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反对虚伪、欺诈，提倡诚实。他说：“西人以妄语为大戒，人若犯之，则为乡党所不齿。……吾国寻常人似全不以说谎为可耻，道德程度远不及西人，良可愧也。”杨氏认为，要纠正这种社会弊端，从儿童时代起，就要注意养成诚实、公正的品德，而且要从每一件细小的事情做起。二、反对懒惰，提倡勤劳。杨氏在讲修身课时对学生说：“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他特别敦告那些家境比较富裕的人，不要因此而骄宠自己的子弟，使其养尊处优，好逸恶劳。三、反对无谓的应酬和铺张浪费，提倡惜时和节约。他说：“吾人治事，恒患力微，全赖积多数之时间以完成远大之事业。……吾国之人全不知时间之可贵，因循玩惕，万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甚非开国进取之气象也。”所以他提倡要惜时和节约。四、反对打牌、赌博，提倡高尚的娱乐。他说：“好打麻雀牌，乃中国人一大弊害，流俗滔滔，贤者不免，甚可叹也。余去岁（1913年）在北京时，曾谓一友人云：‘中国人如能相戒不打麻雀牌，则中国尚可救。’闻者或不信吾言，不知此习不除，终无涤荡振刷气象一新之日。”五、提倡讲卫生等文明习惯：“近阅日人所著《中国瓜分之命运》，痛言中国人之不洁，谓时报馆之门口，任出入者之溲溺，以为进步之人所行若此，其他则更何说？其所言实有使人愧汗者。”他指出中国人很多不讲卫生的坏习惯，如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农村把便桶置于住室之内等等，都必须尽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