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的美术教育改革与政治纠合在一起，改革的核心是从过去绘画修身养性的“无用”转向“有用”，带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王国维受康德哲学思想影响，提出艺术审美“无用之用”说和美育实施的“古雅”说，是对近代美术教育改革中全盘以西方科学理性为准绳的反叛。进入大数据时代后，美术教育与实用、效率结合起来，为美术教育提供了个性化的发展平台，但其背后的隐患也值得反省。
关键词：有用;无用之用;美术教育
一、“有用”目的的美术教育改革
鸦片战争以后，受西方科学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以重“心性”和“德行”的文人画，与重“技艺传承”的手工作坊的传统工匠艺术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现实。“废科举、兴学堂”口号的提出，使清末时期的美术教育出现了传统向现代过渡，强调实用性的美术教育，“出现了培养西洋化的功利性与实用性绘画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
1867年，左宗棠在福州建立马尾绘事院，培养制图专门人才，将“‘图画手工’的美术教育纳入包括‘声、光、化、电’等‘格致’之学的‘实用学’范围”。这一时期的美术教育主要与洋务派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有关，落实在“致用”上，学习西方的科学工程技术，为中国轮船制造和海军建设服务。1902年，张之洞创办两江师范学堂，设图画课为必修课。随后，1906年李瑞清按照日本的教学体系在两江师范学堂设立了“图画手工科”，是中国第一个在高等学堂设立的艺术科，“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校艺术教育已从一般意义上的非专业性艺术传习（即技艺练习）向全面系统的专业艺术教育发生了转变”。自此，中国的师范学校相继开办图画系。19世纪中期，上海徐家汇云集了大量地传教机构，在一所孤儿院设立了“土山湾工艺场”，土山湾绘画馆成为西洋美术传播的重要场所。正如美术教育设立家姜丹书所言：“须知最易感受欧化的，莫先于艺术，莫捷于艺术，莫普遍于艺术，亦莫深刻于艺术。”土山湾绘画馆由传教士机构所创建，有一套较为系统和完善的西方美术教育方法，其主要的教育方式就是“将艺术教育与技能培养充分融合在一起”，对近代中国从工艺到美术到教育都产生影响，培养出了诸如周湘、徐咏青、张允仁、张聿光、丁悚、任伯年等优秀的美术人才。这些人陆续在中国建立美术教育机构，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徐悲鸿将土山湾画馆誉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
清末的美术教育改革与政治纠合在一起，改革的核心是从过去绘画修身养性的“无用”转向“有用”，带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艺术的创造性并不执着于功利性和实用性，随物赋形，观物而不被物所役，追求精神漫游的自由境界才是艺术的真正归宿。文化思想并不像科学技術一样，是对病灶部分直接起反应，它的有效性并不完全体现在“有”上面，这种“有用”和“无用”的焦虑，很容易让人变成工具理性的产物，远离自然，对待世界的方式总是通过实用主义的计算手段达成目的。
二、“无用之用”的美育说
在政治热情高涨之际，废科举办新学绝非单纯的学术之争，里面纠合着暧昧的政治斗争。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推行的新政并没有结束，新政推行的关键之一就是“废科举兴学堂”，他们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将其实施。章太炎认为借助政府的力量，办学的真正目的很容易被政治权力所架空，办学的责任和权利应该转移到民间，“政府不能任，而土民任之”。
在这场争论中，有几条暗流后来分岔：
学堂该由官办还是民办。章太炎坚持以民间学会、书院、讲习会与政府的官办学校抗争。和当时中国推行的启蒙思想引导下的教育思路不一样，他认为学校重点不在于启蒙教育，而在于学术的发展。他对新式教育体制的怀疑，其实是在思考“中国学术传统如何面对（适应）现代社会以及以西学为背景的西方教育制度这么一个重大问题”。章太炎的洞见深邃，中国现代教育在今天所显现出的种种弊端，几乎都能在章太炎的言论中找到根源。他非常冷静地从政治的激情中抓住问题的实质。辛亥革命后，政治热情被现实冷却，康有为等人意识到了激进派盲目西化，以至于中国文脉尽断，而西学又没有为凋敝的现实续上力，诸多的问题乃是冒进所致，不由喟叹：“人才衰落，志节衰颓，惟求利禄，何知仁义……旷邈千里，寂然无士。”反而开始追念科举时代学风的纯正，认为“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人，其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以至于他竟然说“昔者科举之以无用为有用也”。
王国维受康德“审美无利害”的哲学思想影响，指出美之性质乃“可爱玩儿不可利用者是也”。他的艺术审美“无用之用”说和美育实施的“古雅”说，无疑是对近代美术教育改革中全盘以西方科学理性为准绳的重新思考。首先，他的“无用之用”说，一方面认为美之形式是一种情感形式，因此美育区别于其他教育，必须超脱实用功利才具有真正意义的审美价值。他赋予了美育独立价值，和蔡元培“纯粹之美育”的观点类似。
美育是一种精神建构，“美育为德育之助”。王国维将美育作为一种道德净化，将科学理性所割断的文人士大夫精神又有机地衔接上。蔡元培在1907年提出“美育代宗教”说，正是对王国维“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一说的响应。鲁迅也曾著文详细地列出美术的目的和致用：可以表见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再者，王国维的美育“古雅”说，是关于美育如何在平民中普及的思想理念。在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中，业已包含大众文化的美育意义。到后来毛泽东的大众文艺思想其实很大程度是五四时期学术思想的延续，只是发展到最后，用政治意识形态的惟一性取代了五四时期所倡导的艺术自由精神。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人努力在美育上开启的独立价值和自由精神，变成单向度的政治图解，艺术的“无”被彻底去除，转向功利性的“有”。
三、大数据时代美术教育的个性化
近现代时期的美术教育的变化，主要集中点还是立足在从农耕时期的手工制造向工业时代转型所带来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上的思考，价值中心点围绕着人和情感和制度之间的关系。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美术教育的思考变得更为复杂，基于云技术和互联网的大数据时代不知不觉已经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个性化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关键词，交往互动、灵活多变、高效率、低成本、集思广益、个性化服务成为新时代教育的特点。
但是大数据时代的“个性化”带来的真的是多元化的共生状态吗？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在1970年写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对时代变化的永无休止的需求表示担忧，指出“未来的冲击”远远甚于“文化冲击”，未来冲击是早熟性的未来所引起的茫然失措，心理疾病、抑郁症就像塔罗牌效应一样随之而至。尽管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正在夸夸其谈新技术、新科学带来生活、工作上的无穷便利，以无限的热情和信任去拥抱科学理性所带来的精力节省、时间节省，但实际上，工业时代迅速地转向信息时代背后所隐含的危机及人类所能做出的应对措施，是没有人能预测并提出良好的解决方案的。“慷慨激昂的知识分子，就有关‘为适应变化而教育’或‘让人们为未来作好准备’等问题高谈阔论，但我们实际上对如何应变却毫无所知。尽管我们置身于前未有的、变化最为迅速的环境之中，但我们在人类如何应付变化这方面，依然是无知得令人可怜。”
利用虚拟美术教育平台进行教学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对这些进行深入思考。用“无心人”取代血肉之躯，标准测试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美术本是关于情感的教育，如果用数据来进行量化的分析，人和人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变成原子式的个体，所谓共同体只是机械式的团结，每个人很容易被孤立，思维千人一面。过去我们是在一种师生共处一室，人与人面对面相互交流中进行教育，各种问题和疑虑可以马上得到解答，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解惑，更是人与人的情感交流。而虚拟的美术教育平台能否让学生的疑虑得到有效解决也存在疑点。社会理性应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之上，个人理性不仅仅取决于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时代变化的速度，以及人面对这快速变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汉字的书写和教学媒介之间的关系互为一体，我们今天口口声声在谈振兴国学，但是书写工具的变化从民国时期的简化字、白话文开始，就已经逐渐让毛笔字成为一种脱离日常性的书写。每天坚持毛笔字练习成为进入书法的一个基础，而过去日常书写就是练习，更何况今天我们不用手书写，改用键盘打字，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些汉字竟然不能自如地写出，更何况繁体字。
大数据时代背后隐含着现代权力运行的必然逻辑，就是产生一种“监视”活动。表面上思想是自由的，但是只有思想变成新技术，变成财富，教育部才会拨款，国家才会投资，技术创新才会被提到国家层面，乔布斯这种技术创新会获得传奇性的称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铁幕背后的老大哥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冷漠的计算导致对人本身的颠覆，美育的初衷是为了让人获得更大的精神自由，而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是功利性、实用性和冷漠，这是每一个身处信息时代的人必须反思的问题。不打破数据割据，大数据还是“乌托邦”。重要的不是獲取新技术，而是技术革新思维，而技术革新思维归根结底还是肉身化的人。大数据时代的美术教育无论怎么变革，我们必须记住心与物的关系是不固定的，心始终在变化，技术应为人服务，而不是人反被技术所奴役。人在万物之上，因为人可以为万物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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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池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