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吴宓的文章，不只是因他是我所敬仰的一位老师，也因他的女公子吴学昭是我的老同事和朋友。每当我见到学昭，就很自然地记起了她的爸爸——吴宓教授，也记起我的一段难忘的学校生活。
1946年秋，我考入武汉大学。从湖南的偏僻山城来到风景秀丽的珞珈山，在我面前展现出的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校舍飞檐碧瓦，宏伟壮丽；周边山色湖光，葱茏碧透；四时花香鸟语，寂静清幽；置身其间，有如物外桃源。初入学府殿堂，更使我感到新奇仰慕的，是那些名家教授：每天课后，一个个西服革履，或礼帽长衫，风度翩翩，鱼贯而出。其中，有一位长者特别引人注意：他，中等个儿，面容憨厚，经常穿着一袭灰布长袍，一手拄着手杖，在校舍间匆匆来去。人们告诉我：这是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著名的红学家吴宓，精通六国语言，专长西洋文学。此前，我听说过吴宓的名字，知道他曾主编《学衡》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和鲁迅、胡适等人有过激烈的论战；尽管当时我学的专业（法律）和吴宓毫不搭界，仍对吴宓其人发生了兴趣。
“不合时宜”的教授
进校头一年，出乎对西洋文学的爱好，我旁听过吴宓教授的《英国文学史》课程，虽然次数不多，但印象深刻。我看到，老师进入教室后，首先打开随身带的布包袱，把里面的备课笔记和有关卡片放在讲台上；接着走到黑板前，把这堂课要讲的主题，和有关的参考书、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详细地写在黑板上，然后开始讲课；可在讲课时，并不翻阅这些笔记和卡片，而是全凭记忆。他在讲台前走来走去，侃侃而谈；在分析作品时，常不假思索地背诵一些原作。还记得，老师背诵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Day（《能否把你比作夏日璀璨》），当他背到得意处，拿起身边的手杖，随着诗的韵律，一重一轻地敲着地面，此时他的身心已融入诗的意境。
吴宓教授向学生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在学习经典文学作品上，我主张背诵。我喜欢早起学习，早晨空气清新，脑子清醒，记忆力强。”“我最看重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哪怕一分钟的浪费，也会使我精神不安。”听人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能全部背诵下来，反映出其学术根底深厚和学习上的刻苦。
作为外文系系主任，吴宓为系里工作付出了太多心血：他给学生设计比较完备的课程，聘请和介绍许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来系任教和讲课，并且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许多外国文学书籍建立起外文系图书馆。可他的辛勤劳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947年3月4日，吴宓写了一则日记：
下午二至四时，外文系图书馆开馆，宓往指导。乃学生来者只二三人，殊乃懊丧。使宓痛感今日学生不好学，与宓之每事徒自热心，空费精力也。
其实，岂仅外文系图书馆开馆来者寥寥，当时甚至连吴宓的主课都少有人听。记得这年5月2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武大讲演。此前不久，我在文学院布告栏里看到，吴宓用毛笔写的、字迹工工整整的一个纸条，其中写道：“今日宓来授课，教室内空无一人。珞珈山风景优美，正是诸君大好求知时期，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为憾……”这里，吴宓对“今日学生不好学”，不仅“痛感”于心，而且言之于外了。
过去我一直以为，同学们不上吴宓的课，只是由于当时学潮的影响。从1947年开始，武大的学生们（包括鄙人在内）大都参加到“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去了。学生们忙于传阅地下书刊，办墙报，座谈讨论，以及参加抗议游行各种活动，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情上课？！
五十年后，读到当年吴宓的另一则日记：
晨8—9点上《文学批评》课。徐本炫、刘万寅二生来见，嫌宓所讲太浅近，又嫌宓不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宓滋不怿。盖宓在武大恒觉未能尽我之所长，发挥正常作育英才。而诸生懒惰不好读书，愚暗凡庸，反讥宓为不合时宜，益令宓无所恋于武大矣。
原来，同学们不上吴宓的课，还另有原因，那就是对吴的授课内容有所不满。徐本炫是我十分熟悉的一位学友，外文系学运中的积极分子。他的意见反映当时学生中一种“左”的思潮。吴宓的专业和特长本来就是“国学”和“西洋文学”，不学习其专业特长，却要老师阅读和讲授“中国新文学作品”，何异“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吴宓毕竟不是趋时媚世的人物。他一生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尽管其学问和专业不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曲高和寡，在以政治为时髦的国度里，同样难逃无人喝彩的厄运，其一生寂寞令常人难以想象。吴宓在武大执教期间发出“未能尽我之所长”、“不合时宜”的浩叹，反映其内心的痛苦与悲哀，这是促使他后来坚决要离开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欲知宓者，请视紫鹃”
吴宓在武大期间聊以自娱自慰的，是对“红学”的研究：教学之余，不忘撰写文章，或在校内外作学术报告，发表他对《红楼梦》的各种见解。吴宓研究《红楼梦》，既不同于索隐派，也不同于考据派，而是把《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研究，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红楼梦》，更着重于对人物的剖析。
其实，1920年在美国留学时，吴宓就曾对哈佛大学师生讲演《红楼梦》，以麦戈耐狄尔教授（G.H.Magnadier）的小说理论，分析《红楼梦》作为优秀小说的六大特色：第一，宗旨正大；第二，范围宽广；第三，结构谨严；第四，事实繁多；第五，情景逼真；第六，人物生动。除了但丁的《神曲》外，在西方文学中难有与之媲美者。吴宓写过很多文章，对贾宝玉、林黛玉、紫鹃、王熙凤等人物进行深入分析。例如，他把卢梭的所谓“二我”之说，也即心理学上所谓“双重人格”应用在贾宝玉身上，认为甄、贾二位“宝玉”都有着曹雪芹的影子。这样的解释在今天当然已经不再新鲜，但在当时还是“独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的。
和其他红学学者不一样，吴宓对《红楼梦》的研究还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常置身于《红楼梦》角色之中。我在武大读过他发表在《武汉日报》的《论紫鹃》一文，对紫鹃忠诚、善良、执著的品格褒扬备至。我至今仍记得这篇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吴宓仰慕紫鹃，“爱屋及乌”，也仰慕其主人林黛玉。在吴宓看来，林黛玉是中国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够像紫鹃那样无限忠诚和深情地服侍和维护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
在武大期间，还听到一则有趣的佚事：吴宓在昆明西南联大教学时，有一家小饭馆老板为招揽顾客，将其店铺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得知后，去找老板商量把铺名称换掉；作为补偿，他愿意送老板一些钱。他说：“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用作店名，亵渎了林妹妹。这件事在昆明一时传为笑谈。
不管上述传闻是否属实，吴宓对《红楼梦》确实已到痴迷的地步。他像紫鹃一样，始终不渝地忠诚于自己的文化信仰和景慕的人物。例如，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吴宓坚决捍卫孔子的历史地位。他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六一”惨案挺身而出
1947年6月1日凌晨，国民党政权为了镇压武大学生运动，出动军警数百人，包围珞珈山，抓走数十个老师和同学。为了营救被绑在囚车内的同学，学生们和军警们在男宿舍前的马路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国民党军警们狗急跳墙，开枪射击，有三位同学（王志德、陈如丰、黄鸣岗）倒在血泊中。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营救行动，在日字斋宿舍拱门前的马路上，目睹惨案发生的整个过程：王志德同学（江苏人）被枪弹击中，倒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脑浆迸裂，惨不忍睹。我差点也成了烈士。
“六一”惨案唤醒珞珈山的师生们，从此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一致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从来不过问政治的吴宓，此时也按捺不住了。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严词谴责国民党对学生的暴行；当听到被抓的师生中有外文系的教授和学生时，更有着切肤之痛，便毫不犹豫、自告奋勇地去找他的陕西同乡、武汉行辕负责人孙蔚如等人说理，要求无条件地释放被捕师生。由于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也由于吴宓等人的努力，武汉当局终于释放了所有的被捕师生。外文系教授缪朗山被捕出狱后决定去香港，吴宓帮他买好机票，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亲自送他去机场，并在机场等候，直到知道缪氏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后，才返回珞珈山。
被释放的外文系的学生中，有一位是给吴宓老师提意见的徐本炫。1952年，徐本炫从武汉调《中国青年》杂志工作，与我一起共事。在“肃反”运动中，徐因1947年在武大被捕的事受到审查。当时，值我参加外调工作，曾多方求证为徐辩诬澄清。事后谈及此事，徐对我表示十分感谢。
“野烧难存先圣泽”
1949年4月，吴宓在珞珈山武大寓所写了一首诗：
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
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
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
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
这首诗的题目是“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步陈寅恪兄己丑元旦诗”，虽然是“寄蜀中诸知友”，实际上是对好友陈寅恪诗作的唱和。陈“己丑”诗写于1949年1月，原诗如下：
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橘黄蕉斗岁新。
食蛤那识今日事，买花弥惜去年春。
避秦心苦谁同喻，走越装轻任更贫。
独卧荒村惊节物，可怜空负渡江身。
陈寅恪晚年在“岭南”落户，吴宓“余生”留在“剑南”；陈寅恪“避秦心苦谁同喻，走越装轻任更贫”，吴宓则是“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尽管两人晚年落户地点不同，两人不去台湾留在大陆的贫困状态和无奈心情则是相同的。
“野烧难存先圣泽”。长期以来，吴宓一直以“存先圣泽”（保存和保护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也因此被批判为顽固的“守旧派”。实际上，吴宓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回国以后，就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许多优秀文学经典名著和先进文化，说明其人并不“守旧”。当年，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口号下，不仅要“把全部国学，包括文言文都送到垃圾箱里去”，甚至主张废弃汉字，取消中医、京剧，扫荡所有国粹，“全盘西化”；老祖宗传下来的任何精神遗产统统报废，实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之滥觞。吴宓主编《学衡》，提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撰写发表《论新文化运动》长文，主张存旧立新，反对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因此，过去包括鲁迅和胡适在内的许多文化人，对吴宓和《学衡》的批评乃至批判，都有失之偏激和公允处。正如吴宓弟子季羡林所说的：
雨僧先生当年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为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落花早惜故园春”。吴宓借用“落花”、“早惜”二词，感叹中国传统文化之花果飘零，以及自己之悲愤已久。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此后中国传统文化被毁弃愈演愈烈，直到文化大革命更是发展到“史无前例”和“人神共怒”的地步。今天，人们重新评价孔子的学术和功绩，传承和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更显露出吴宓当年的远见卓识。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
“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按：此处的“万劫”，应作“乱世”解；“惊”字，指“前途未测”。当时，吴宓是“惊看世局新”，不是“欣看”或“喜看”“世局新”。1949年，吴宓本来有出国的机会。他之所以不出国，是因实在舍不得离开中华文化植根的这块土地。吴宓十分热爱中华文化（包括宗教、祭祀、礼仪、服饰、饮食……更不用说经、史、子、集所有的中国经典），十分习惯于中国的社会氛围、生活方式、人伦关系等等。1949年4月29日，武汉解放前夕，吴宓匆匆飞往西南，是因对新世局的不察：能躲就躲；躲一天，算一天。这和陈寅恪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陈于北平解放前夕登机南下，来到广州，不再前进一步去香港。陈寅恪也是愿远离政治中心，但不愿离开中华文化故土，其心态与吴宓完全相同。
吴宓原以为去四川“作剑南人”可以安度“余生”。事实上，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二十八年，“人与流年共向冬”，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酷惨烈：他多次挨批受整，两次被剥夺授课的权利；在“文革”中更是受尽百般凌辱和摧残。《吴宓的最后岁月》一文叙述了其中一些细节，例如：
吴宓都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大会小会、个别追查、车轮战术、疲劳轰炸，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醍醐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吴宓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于是，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的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鼻饲”……
吴宓在文革中不断受到这样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以至足髌目盲，最后被遣送回陕西老家……人们听到，这位留下逾千万文字精神遗产的一代国学和西洋文学大师，离世前满怀悲愤和撕心裂肺的呼喊：
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