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来，“先进文化”问题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江泽民同志在关于“三个代表”的理论中，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确认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要求之一，这无疑是深刻的。但是，人们在对“先进文化”的内涵、意义及其与民族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上，理解不完全一致。例如，有人就主张按照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路走下去。是不是说，我们五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就属于先进文化呢?当然不能这么说。这种观念明显缺乏文化批判精神。我认为建设一种先进文化，离不开文化的批判；或曰：建设一种先进文化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一种文化批判的过程，而文化批判的过程则往往是引发社会变革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先进文化与文化批判的关系就很值得我们思考。
一
文化，无论是理解为人的历史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或是理解为社会意识形态，它都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都是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息息相通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来说，它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变化时，文化和人的文化观念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反过来，当社会政治和经济处于种种矛盾、人们渴望变革现实的历史时刻，文化问题也必然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因为“文化既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同时又是人们活动的刺激物”，在社会运动中，它必然成为刺激政治、经济并引起政治、经济变革的巨大力量。所以从历史事实来看，“谈论文化也就是在以某种方式谈论政治和经济”。它往往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舆论先导。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等，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文化热潮都无不如此。
高举何种文化旗帜，关系到社会向何一方向变革。文艺复兴高举人文主义，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都代表了时代的先进文化，因而必然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
但是，任何时代先进文化的产生必然建立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基础上，例如，五四新文化作为当时的先进文化，就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
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思想的现实危机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互相勾结，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从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夕，尽管经过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皇帝，结束了封建统治制度，但并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上战胜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人民并未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五四前夕，帝国主义势力加紧瓜分中国，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而中国的军阀政府，一方面对外卖国求荣，一方面对内强化专制统治，正如陈独秀指出的：“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苦。”经济上，由于军阀割据混战，军费猛增，人民承受着疯狂的掠夺，加上1915年前后的大灾荒，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当时一家杂志所描述的：“国事日非，百吏尸位于朝，万民废业于下，士不安其校，贾不安其市，工不安其肆，农不安其田。加以苛税繁兴，盗贼毛起，生计废绝，十室九空。行旅所经，考询所至，上之唯口议腹非，下之唯孤鸣篝火，内之唯妇号儿啼，外之唯陇叹路哭而已。”面对现实的种种危机，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苦思和探索中国的新出路。在积极的探求中，他们终于觉悟了：自近代以来，中国日益落后和屡遭洗劫，外抵不住列强的欺侮，内不能实现民主，使中国面临沦为亡国奴和灭种族命运的思想根源之一，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文化的束缚和毒害。但不幸的是，正当中国面临着新旧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袁世凯之流还在大搞“整饬纲论”，命令“祀孔”、“读经”，说什么中国“立国之根本”“唯孔子之道”，强定孔教为“国教”并演起复辟帝制的历史丑剧；一批封建卫道士也在思想领域内掀起了尊孔复辟的逆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拯救民族危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终于举起了文化批判的旗帜，对传统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呼吁建立一种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这场文化批判运动，一开始就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表现了对社会制度、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其目的是欲图中国的生存，而“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这场文化批判运动，从思想上导致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同时促使以民主与科学为内核的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的诞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就彻底清除了。事实上，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一直支配着整个古代社会并曾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封建主义文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主要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尚未对封建主义文化进行深入批判；新中国的成立，是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封建的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意识未受到真正的冲击，封建宗法制的脐带没有真正割断，封建意识仍顽固存在于我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之后，人们发现，传统文化在实践中往往成为令人困惑的精神障碍。人们深切地感到，不彻底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就不可能建立一种与新时期相适应的先进文化，就不可能提高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就没有人的现代化，而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
二
近代以来每次通过文化批判来讨论社会变革和建设新文化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的比较和论争而展开的。这种比较和论争是文化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必然结果。在近代以前，中国也有过和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极其有限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人们所接触到的基本上只是一种文化形态。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紧锁的国门被打开了，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入侵，西方文化也大量涌人，使中国人再也不只是看到一种文化形态，而是看到两种文化形态了，从而才有中西文化比较的可能。五四时期，西方文化不仅大量涌入，许多知识分子还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中西文化的碰撞日益尖锐，而中国社会又日趋衰败，敏感的知识分子终于明白，西方与中国国势的强弱不同，和中西不同的文化形态有着内在联系。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集中在中西文化异同优劣的比较和论战上，并贯穿于整个过程。有比较才能见出优劣，知优劣才能促使人们去反省或学习。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来讨论建立一种先进文化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常扯到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中，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基本上采取封锁、抵制、否定的态度。随着开放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西方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之后，两种文化形态的比较也就不可避免了，人们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看到活人仍被死人支配、纠缠的种种社会现象和人格现象，同时也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某些优越性，很自然地，人们必然由比较而导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反省。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和当前的中西文化比较，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化(以封建主义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的比较。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比较是不对等的，不符合可比性原则，他们主张，要比较就得拿中国古代文化和整个西方古代文化来比较，或拿整个中国文化和整个西方文化来比较，在今天，就应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来比较。这种主张本身当然有道理。然而不要忘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每一次关于中西文化优劣异同的论争，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状的矛盾所触发引起的。五四时期，中西国势强弱差异悬殊，而西方采取的是资产阶级文化，中国仍然固守着封建时代的旧文化，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质问：究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先进还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先进?哪种文化形态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也就是说，当时的中西文化比较必然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比较，这也是无须非议的。今天，中国的文化虽然不同于五四时期，但正如前所指出的，由于封建主义文化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已经成为现代化令人困惑的精神障碍，因此，人们很自然地重新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不是要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恰恰是要否定与社会主义文化格格不入、甚至落后于资产阶级文化的传统文化，以完善社会主义文化。从这个角度说，今天进一步比较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优劣异同，我以为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和中国应采用何种文化、走何道路和具体认识上，五四时期激进与保守两军对峙，斗争十分尖锐。激进派的代表陈独秀等，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近世欧洲的文化是“科学与人权并重”的文化，是新文化、新文明的代表；中国固有之文化，是旧文化、旧文明的代表。陈独秀认为，欧洲近代文明突出的特征有三点，一是人权说；二是进化论；三是社会主义”。而中国固有文化中绝无这种特征，既轻视科学，没有民主，仍处于蒙昧状态，和西方近代文化一比，就“相开见绌”。在民族思想和性格上，中国和西方也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他对此作了如下概括：(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所以，西洋民族“恶侮辱，宁斗死”，而东洋民族却“恶斗死，宁忍辱”。(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所以，西洋民族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之民族”，他们向往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重“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东洋民族无“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无“个人意志之自由”，无“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并“养成依赖性。”(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胡适，李大钊等人都发表了类似的观点。那么，造成中国这种落后状况的根源是什么呢?陈独秀等人指出，主要是长期的宗法制度和儒、道、佛精神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因此，中国要有出路，就要打倒孔家店，废除宗法制，走西洋民主与科学之路。他说：“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断然指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与激进派相反，保守派如林亚泉等则站在封建主义文化的立场上，坚决否认中国固有文化彻底改造的必要性。林亚泉说，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国是”，立国之“国基”；中国的传统道德，如“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等以及宗教社会风俗、家庭制度都不宜改变，应作为“国粹”保持下来。他认为中国当今文化就是要继续以儒家思想家作为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指责西文文化的输入破坏了这种统一，造成“人心之迷乱”、“国是之丧失”、“精神之破产”的“混乱局面。”后来，梁漱冥等进一步大谈中国古代文明的优越性，全盘肯定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认为将来的人类文化必将“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等等。很明显，当时激进派之所以能一唱百和，竞成风气，就因为其基本态度是积极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尽管它存在着种种缺点，如普遍存在着矫枉过正现象，有的人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认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链条”关系，完全抹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价值，看不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弱点和腐朽的一面，甚至把它抬上了圣堂，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盲目性显而可见。但总的说，激进派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燃起了启蒙的火炬，使人们受到了一次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而“若梦之觉，若醉之醒”；它唤起了国民对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关心，促进了社会的变革。这正是它的伟大历史功绩。
经过了80年的新民主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不仅封建主义文化的思想武器不能救中国，就是后来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文化武器库中学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也一样软弱得很，一样不能救中国。所以，今天坚持复古主义或全盘西化的人都是极少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使人们能够比较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和思考文化与现实的变革问题，既反对用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作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参照系，又主张批判地吸收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文化以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文化观念无疑是正确的。
当然，也有主张科学上学习西方，道德上发扬本土传统文化的精神。这种观点和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论、五四时期的“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的主张，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旧道德的盲目自尊和依依不舍之情。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往往以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的推崇为依据，颇蛊惑人心。梁启超就曾以一些外国人说过西方正在“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拨我们”的话作为佐证、极力为借西方学者的话告诫人们不要丢失传统道德“这份家当才好。”当代一些海外华裔学者也常常以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和他们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为根据，认为依凭儒家的伦理道德来处理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是振兴经济，改革现实的重要手段，甚至认为，21世纪将是儒家文化在世界复兴的新世纪。然而，儒家文化的许多弊病，我们已经指出，不再赘说，应该强调的是，西方一些学者转而向中国传统道德寻求济世良方，它只是表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所面临的深刻精神危机，并不能证明中国的传统道德是现代文明的光明“路向。”即然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成分，也已随着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变动而不再适应于现代生活了，正如当年李大钊所指出的：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发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酌社会。”有人担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如果超过国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对民族文化玩世不恭的态度和虚无主义情绪。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并没有这种必然性。我们的传统文化既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也有应该坚决否定的方面。哪些传统文化应该否定，否定到何种程度，首先取决于那些传统文化本身的性质，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认识深度，而不是根据国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来决定。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本身是痛苦的，但反省和批判常常是生发信心的基础，低头愧汗之后往往催人急起直追，并非一定使人感到虚无、自卑而造成民族精神的衰弱和民族旗帜的丢失。相反，它恰恰更有益于促使人们摆脱沉重的精神枷锁，造就一种与现代化历史进程相适应的现代人的精神素质。历史证明，改革现实，离不开批判历史，有真诚的反省、勇敢的批判、坚决的否定，才有彻底的改革；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要不断地反省自己，清除自己身上的历史污垢，才能不断更新自己，才会有伟大的前途。我以为，当前令人担心的并不是因为批判传统文化而可能产生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情绪，而是我们这个有着很长的封建主义历史、封建主义文化观念根深蒂固的民族能否从传统文化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实现文化心理素质现代化的问题。如果还是一味玄耀祖先，盲目自尊，无视世界历史潮流的迅猛发展，或像阿Q那样不许人家说他头上的癞疤，饰过护短、讳疾忌医、缺乏自我否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素质，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永远改变不了落后面貌，而生活于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为之付出代价。所以，“中国的改革，第一自然是扫荡废物”，唯此才能“造成一个使新生命能诞生的机运”。辩证地认识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今天时代先进文化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