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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一个海”，曾是40年代文人胡风一篇文章的题目。时过境迁，内容或许不合时宜，标题却生动道出上海文化的个性——广袤的文化空间呈现多元杂糅的特点。
的确，上海文化是多元的，其最为鲜明的标签就是海派文化。正是这混血的海派文化，孕育上海独有的城市精神，成为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体现。
☆海派风韵
海派文化肇始于中国画，很快蔓延至电影、音乐、服饰等领域，乃至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它是标新立异、中西结合的产物，商业气息浓郁，别有一番韵味。
美术：海上画派
“海上画派”简称“海派”，是我国近代绘画史上最为重要的艺术流派之一，起源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已达鼎盛。
“海派”有不少画家并非都是寓居上海。赵之谦就不曾在上海生活和居住过，但其独树典范的花鸟作品，由于绘画风格很接近上海人审美情趣，被公推为开一代风气的“海派”大家。任伯年不为陈法羁绊，敢于革新，其花鸟画“笔无常法，别出新机”，技法娴熟，灵活多变。吴昌硕在赵、任基础上，把花鸟画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进一步弘扬海派画风。
在艺术教育方面，上海也起很好的带头作用。1912年，年仅17岁的艺术教育家刘海粟创办私立美术学校一一上海图画美术院，该校屡屡打破陈旧的世俗偏见，如1914年“男女同校”“招收张玉良”等。1919年吴梦非、丰子皑、刘质平等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其影响很大，自此全国掀起了创办艺术学校的高潮。商业性的绘画——月份牌美人图更是风靡一时，成为上海时髦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
电影：中国摇篮
电影从欧美传入中国后，先在上海站稳脚跟。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诞生于上海，描写的是在封建婚姻制度下，一对素昧平生的少男少女被强迫配成夫妻的故事。在当时电影尚被当作赚钱和消遣的“玩艺”时代，如此严肃题材极其可贵。后来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拍摄了数十部影片，以注重“处处惟兴趣是尚”的娱乐性和“长片正剧”的教化性为宗旨。艺术创作上，力戒欧化而试图创出一条电影民族化的道路。其教化类影片有:《孤儿救祖记》《苦儿难女》《好哥哥》等；反映妇女题材影片，如《玉梨魂》《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等，将妇女所承受的苦难一一呈现于银幕，震人心扉，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当然也拍摄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爱情片，如《空谷兰》等。
30年代由明星阮玲玉、胡蝶、王人美、金焰等主演的《神女》《三个摩登女郎》《渔光曲》《天伦》《马路天使》等影片，更是把中国电影推向发展高潮。一部早期的中国电影史，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上海电影史。据1927年1月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的电影公司总数目为179家，上海占142家，令人惊叹。
戏剧：戏出海上
海派戏剧受西洋戏剧的影响，在传统戏剧中融入新鲜成分，形成独具特色的新剧。从1903年到20年代初，海派戏剧创作出《明末遗恨》《秋瑾》《黑籍冤魂》等百余新剧目，根据剧情需要着古装、清装或时装、洋装等，故被称为时装新戏或时事新戏。
海派京剧打破传统京剧套路，偏于通俗明丽，注重按照剧情需要，灵活地驾驭程式，塑造出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追求舞台艺术的整体美；音乐上亦独具特色，保留了古老徽戏的吹腔、拨子、四平调等诸多腔调。说到海派京剧独特风格的形成，就得提到京剧艺术家周信芳。其表演追求并制造着一种将程式化为自然的真实随意风格，创造的舞台人物形象有风有骨，令人难忘。如徐策（《徐策跑城》）、海瑞（《海瑞上疏》）、宋江（《乌龙院》）等。
周信芳与盖叫天等艺术家以艺术的炽热情怀，在京剧艺术的编剧、表演、舞台方面，打破传统，大胆革新，使海派京剧风格逐渐凸显，形成京剧史上鲜活的一支艺术新秀。
服饰：旗袍之韵
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观者不少，片中女主角苏丽珍那优雅的旗袍装扮应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各式各样的新式旗袍或许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摩登”的一个标签。
20世纪20年代，上海地区服饰呈现出中西合璧后的海派特色，服装样式渐趋多样化，也更符合现代审美观念，上海成为中国流行服饰发源地。当时有一首歌谣：“ 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又变新花样。”不仅反映上海服饰文化的兴盛，也道出上海服饰引领中国服饰潮流的史实。20年代甚至出现了美术家专门设计服饰新样式的现象。如1920年《上海时报》增发图画周刊，美术家但杜宇逐渐发表新装图说，向大众灌输服饰美学文化。红极一时的月份牌时装美女画对旗袍新样式的盛行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改良旗袍”是最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服饰，当时西洋盛行短裙，从1927年起，中国旗袍的下摆不断上提，到1930年，旗袍下摆几乎与膝盖齐平，而且袖口叶逐渐缩短，改良后的旗袍成为上海职业女性的必备装束。旗袍是充满韵味的、经典的东方服饰，既雍容华贵又仪态万方，端庄中见俏丽；贤淑中显清高。宋庆龄一生钟爱旗袍，在各种正式场合总是身着款款大方的旗袍，即使赋闲在家也爱穿旗袍。
建筑：石库门情
提起海派建筑，人们最容易想起的，就是上海的石库门。
那种一列列、一排排，有着中国城墙遗韵的高森围墙卫护的，嵌着镶有一对擦拭得锃亮的兽头铜环的黑漆大门的，配着欧洲文艺复兴年代图案的窗饰门饰和山墙的，往往还带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式小阳台的石库门，既不属洋房也不是被称为“本地房子”的上海本土建筑。各种西洋外来元素与中国传统的屋宇主体结构在整幢石库门，显得如此和谐统一，互相呼应，成为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最具说服力的一项经典。
上海人对石库门的情感似乎超出了建筑本身。因为石库门不仅居住过芸芸众生，也孕育过众多的名人哲士。从石库门走出的陈独秀、鲁迅、茅盾，瞿秋白、邹韬奋、巴金、郁达夫……在石库门里度过很多不眠之夜，悄然诞生惊天巨作，洋洋洒洒构成一部上海近代史。
☆海派人文
地道的上海方言、独特的海派文学所包容的这些海派文化的人文积淀，和石库门、近代建筑这些物质文明融合在一起，交相辉映，是上海人民智慧和勤奋的结晶和遗产。
方言：上海儂好
周立波的“笑侃上海30年”持续风靡，不仅感受到不同时代以来上海吃穿住行的变化，还认识了上海本土最地道的语言。
上海话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开埠前，它是吴语中发展相对滞后的语言，因此在上海话中至今还保存着比别的地方更多的古代语音、词语和语法现象及其反映出来的古代江东文化信息，甚至还保留着历史上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百越民族语言文化遗迹。开埠以后，百余年间迅速发展而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中西交汇，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上海话在开埠后的语言杂交优势中取得长足发展，汇聚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的种种精细词汇、成语和谚语，各类词语发展得丰富多彩。如发达的商业活动，使大量商业词语，如“撬边”“卖相”“套牢”“推扳货”等，被引入到上海日常生活中来；由于思想活跃，还产生了大量惯用语，如出风头、收骨头、戳壁脚、淘浆糊、七荤八素等，充满了海派文化的奇思遐想，文化表现力强。
上海文化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勇于创新的文化。当年，上海人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一件就在上海话中造一个新名词，大量新词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书局、报馆、沙发、课程、马达、麦克风、敲竹杠、小儿科等，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
市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调以及多样化的文艺趣味都溶化在上海话和上海海派文化中，吴侬软语伴随着上海人的亲乡情结，荡漾在那些具有浓厚乡土情的上海话民歌、童谣、绕口令、顺口溜、谜语、文艺作品里，萦绕在闾里巷间。
作品：海派文学
“海派”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繁荣的产物，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海派文学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海派新锐都市文学”既有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与诗论，也有张爱玲、苏青的“市民传奇”小说。甚至连当年的左翼畅销文学，如蒋光慈、丁玲、茅盾等作品，也染有某种海派性。只是穆时英、苏青可都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
在当代海派文学中，王安忆或许最具代表。在王安忆80年代的作品中，已隐约托出她对上海的深切感情。流徙四方的知青，原来是无数上海穿堂弄巷出身的儿女。这座老旧阴湿的城市，包含太多各等各色的故事。90年代的王安忆，则越来越意识到上海在她作品中的分量。她的女性是出入上海那嘈杂拥挤的街市时，才更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卑微；是辗转于上海无限的虚荣与骚动间，才更理解反抗或妥协现实的艰难。王安忆有关上海的小说，初读并不“像”当年的海派作品。但她重启了大家对海派的记忆。
【文学作品下的上海记忆】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
这是一个热闹的都市，一块半殖民地，一个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许多人种所共同管辖，共同生活的地方，所以在东方的海面上刚吐出第一线白光的时候，迥然不同的在一个青白的天空之下，放映出各种异彩。有一部分，是高耸着几十丈以上的高楼，静静的伏着，锥形的楼顶，衬于青空，仿如立体派画稿，更以烟囱中之淡烟为点缀。每间方形的房子里，刚刚灭了那艳冶的红灯，在精致的桌上，狼藉着醉人的甜酒的美杯，及残余的烟烬。
——丁玲《日》
乡亲这番话，我怎么能够不相信？并且我敢断定复杂的"大上海"市面无论怎样“不景气”，但有几项生意是不受影响的。例如我们刚去随喜了来的虹庙。并且我又确实知道沪西某大佛寺的大小厅堂乃至"方丈室"早已被施主们排日定完；这半年里头，想在那大佛寺里"做道场"，简直非有大面子不行的！
——茅盾《上海大年夜》
现在上海已成了新话题，当时在图书馆，藏书楼，辛苦看到的旧书，如今大批量地印刷发行，用最好的铜版纸做封面。可在那里面，看见的是时尚，也不是上海。再回过头来，又发现上海也不在这城市里。街面上不再有那样丰富的有表情的脸相，它变得单一。而且，过于光鲜，有一些粗糙的毛边，裁齐了，一些杂芜的枝节，修平了。而这些毛边和技节，却是最先触及我们的感官的东西。于是，再要寻找上海，就只能到概念里去找了。连语音都变了，一些微妙的发音消失了，上海话渐渐向北京话靠拢，变得可以注音了。那些后颚上方、舌齿之间的音节，删剪了之后，语音就变得生硬而且突兀，并且，困难于表达。总之，上海变得不那么肉感了，新型建筑材料为它筑起了一个壳，隔离了感官。
——王安忆《寻找上海》
☆魅力生成
海派文化”是一种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较多的复杂地域文化，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融会吴越文化等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因文化元素，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从整体上审视，海派文化有着以下特征：
商业化 从城市的发展历史看，古代上海的行政建制来自商贸、海运的需要，近现代上海的发展更与商业文明的勃兴息息相关，因此上海文化的首要特征是它的商业性。商业化的上海文化重视经济利益，具有极为浓厚的商业意识和市场意识。
多元化 “海纳百川”是对海派文化的经典描述，。如上海的石库门，它是典型的上海民居，产生在太平天国时期，逃到上海租界的地主们，为自己建住所，却又因地皮有限无法横向扩展，只好建起楼房。然后仿造西方的连排屋，把房子一座座排列开来，形成一个个弄堂。上海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多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能够得到接纳，并在这座城市里并行不悖。
创新化 曹聚仁对海派文化如此评价：“京派笃旧，海派骛新，各有所长”。海派文化的多元开放使其自身呈现趋时而不守旧的特点，勇于接受新事物、新潮流，不断创新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品质。自近代以来，话剧、电影等文化形式诞生于此；新式学堂、现代传媒兴盛于此；马戏城、咖啡馆、酒吧等现代娱乐场所也汇聚于此；即使是在当下，对于中国人而言，“上海”仍然是“时尚”的代名词。
个性化 上海文化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强调个人存在的独立性和个体生活的多样性。从某种角度上说，个体的独立正是现代社会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也是现代都市建构其多元风格的重要条件。
“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近代上海在百余年间迅速崛起，生机无限。文化是城市的生命，海派文化则是上海勃勃生气和活力的源泉。希望借助海派文化这一窗口，尽享上海文化的饕餮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