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20世纪中国儒家学者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并将徐复观的批判言论放在20世纪东亚思想史的视域加以衡量。首先归纳徐复观对近代西方文化与思想的评论，他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缺乏人类爱，而且充满反理性主义倾向；接着将徐复观对西方文化的评论与中日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意见互作比较，以观其异同；然后将徐复观对西方文化的意见，与他同时代的钱穆与唐君毅加以对比，以显示所谓“当代新儒家”这个学术社群的同调与异趣；最后综合全文各节论述提出结论：徐复观既通过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价值而批判西方近代文化。又经由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而完成更深刻的“自我理解”。
[关键词]徐复观；钱穆；唐君毅；现代主义；当代新儒家；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105—0015—06
一 引言
世界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挟其船坚炮利之优势侵略东亚各国，西方文化与思想开始强有力地冲刷着东亚文明的海岸线，使东亚各国开始进入近代历史的狂风暴雨之中。唐君毅(1908—1978)说：“中国近百年来之文化问题，皆表现于西方文化对中国之冲击”，梁漱溟(1893—1988)更是早在1933年就断定：“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西洋的胜利自然亦是他文化的胜利”，均可谓目光如炬，一语中的。20世纪儒家学者唐君毅、徐复观及牟宗三(1909—1995)等人，是中国儒学史上全面地与西方文化与思想接触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徐复观因不懂西方语文而通过日文译本接触西方文化与思想。徐复观曾自述，他在1930—1931年28-29岁留学日本时，常阅读马克思以及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著作。1949年来台湾之后，每年都购买目译本的西方人文著作，他曾以近20年时间，断断续续读过西方社会思想的论著，努力于从日译西文著作中获取治学的灵感，并“希望能在世界文化背景之下来讲中国文化”。毫无疑问地，西方文化与思想常常是20世纪中国儒家学者析论中国文化问题时的重要参照系统。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20世纪中国新儒家学者常常以衡论西方文化或思想作为手段，以增益他们对中国文化特质的理解为其目的。徐复观对西方文化与思想的评论更是如此。包括徐复观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新儒家学者，诚如法国哲学家吕克尔(Paul Ricoeur，1913—2005)所说，正是经由“理解他者”而达成“自我理解”。
二 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与思想的批判
徐复观毕生撰著勤奋，论敌无数，他自称拥有“在悲剧时代所形成的一颗感愤之心”，以“参与者”的身份在“时代激流之中，以感愤的心情”写作，除了大量的学术性著作之外，也留下为数可观的文化评论性质的杂文。徐复观所撰这些杂文，不仅雄浑有力，元气淋漓，而且具体展现他兴趣之广、视野之阔与见识之深。徐复观除了评骘日本文化、社会与政治的文字之外，也广泛评论西方近代文化与思想的短长优劣。我们试加归纳，约可得以下两点。
(1)西方近代文化是一种缺乏人类爱的文化。徐复观认为西方现代文化是一种技术化与官能化的文化，因而形成缺乏人类爱的文化精神。他说：
作为现代文化精神特性的，从积极方面说，或者可以称为极端的技术化的文化；除了技术成就外，便不算学问。在另一方面，或者又可以称为极端的官能化的文化；除了官能的享受以外，便没有人生。这两点，实际只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以技术来满足官能，以官能去推动技术。但若从消极方面来说此一现代文化精神的特性，则或者可以称之为这是没有人类爱的文化精神的时代。
徐复观进一步认为：“近三百年来所谓世界文化，实际便是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的扩张，是在缺乏人类爱的情形之下进行的；亦即是在侵略的情形之下进行的”，为什么近代西方文化会在缺乏人类爱的道路开展呢?徐复观接着申论：
十九世纪，是西方文化的黄金时代，但同时也是向外疯狂地猎取殖民地的时代；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方式，较之二十世纪的独裁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主体的市民阶级。在他们联合劳苦大众战胜了王权、贵族、僧侣阶级以后，立刻忘记了自身的痛苦经验，转而视劳苦大众为低级之人，觉得这些人只是为了市民阶级的利润而存在；在政治上当然无平等权利之可言。此一斗争，如以普通为标志，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头，才能看出解决的端绪。
徐复观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的主体力量是市民阶级，但市民阶级的自私自利，剥削无产阶级与第三世界国家，却激起了近代世界史上的反资产阶级与反殖民主义运动。从西方近代史的角度，徐复观强调西方文化本身并无阴影，西方文化在今日之所以有阴影，乃是因为西方文化通过西方人的国家政治意识而形成。所谓“西方人的国家政治意识”，就是“西方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所实行过的殖民主义；即在殖民主义影响之下所形成的人种优越感的意识”，因此，西方近代文化，就成为欺压非西方世界的霸道文化。
(2)西方近代文化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文化。徐复观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由于缺乏道德自觉，放任原始生命力的进发，所以流于反理性主义，他说：
今日在科学与资本主义结合之下，形成了巨大的以机械及功利为主的世界。原始生命的冲动，受这种外在世界的冲击与凭借，而扩大了范围，充实了气力，使知性之光，在原始生命冲动之前，显得黯然无光，怯然无力。此时只有以理性中的德性之力，将生命加以转化、升进，使生命的冲动，化为强有力的道德实践，则整个的人生，社会，将随科学的发展而飞跃发展。但西方文化中缺乏此一自觉；于是人们的原始生命力，以其浑沌之姿，好像水浒传被洪太尉在镇魔殿里掀开了镇魔的石碑，一股黑气冲天而去，突破了知性而要独自横冲直闯。西方现代一切反合理主义的思想。以及假科学之名以否定人的理想性的逻辑实证论，心理行为主义，精神分析等等，都是从这一根源中发生出来的。
徐复观认为西方近代文化导致人的地位的动摇，使人顺着原始生命盲动，是一种不健康的个人主义，必导致文化的毁灭。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徐复观对诸如抽象画等现代艺术极其反感，他认为现代艺术家彻底反对人性中的道德理性以及人文的生活。现代艺术所发掘出来的是幽暗、混沌的潜伏意识，而要直接把它表现出来；现代艺术拒绝由人性中的理性来加以修理淘汰。现代艺术家不承认人性中的理性，不承认传统与现实中的价值体系，而一概要加以推翻打倒。这即是他们所说的“超现实主义”。
徐复观强烈反对现代艺术，并断定现代艺术“无路可去，而只有为共党世界开路”，在1961年曾引起当时现代派画家刘国松(1932-)的强烈反击，引爆一场“现代画论战”。正如李淑珍(1961-)所指出，这一场“现代画论战”显示了在政治高压、经济贫困、文化断层的年代，由于对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不同的认识所产生的两个世代两种美学的坚持。
但是，为什么徐复观对现代艺术如此深恶痛绝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究。徐复观说：“现代艺术的精神背景，是由一群感触锐敏的人，感触到时代的绝望、个人的绝望。因而把自己与社会绝缘，与自然绝缘，只是闭锁在个人的‘无意识’里面，或表出它的‘欲动’(性欲冲动)，或表出它的孤绝、幽暗；这才是现代艺术之所以成为现代艺术的最基本地特征。”
徐复观认为，现代艺术切断个人与社会及文化的有机连系，使人成为孤零零的个体，从社会网络以及自然情境中逸脱而出，成为“异化”的存在。在这种认知之下，徐复观举裸裸舞作为现代艺术的例子说：“裸裸舞，已不再是交际舞。它没有任何社交性，没有任何社会性。它是偶然性的舞蹈，是反社会的舞蹈。在这种反社会的舞蹈中，流露出年轻的一代，正反抗着维持社会秩序的一切规律，反抗着他们的上一代。这是现代文学艺术整个地趋向，也是现代精神整个地趋向，不过在美国表现得特为明显。”
徐复观以裸裸舞为例，指出现代文化与艺术是一种反社会与反文化的产物，缺乏社会性。
在徐复观看来，作为现代艺术的一种表现的达达主义，也是一种个人从历史中的逸脱的表现，他说；“此种运动(达尔文主义运动)的来源，固然和个人的气质或反抗精神有关系；但最重要的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藏在社会与文明中的矛盾，机械文明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更明显的表现了出来；而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使人有‘文明自身，正走向自杀’的感觉。在现实的恐怖、动摇、苦闷中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出路，于是意志薄弱的人，便想到只有毁灭现实，毁灭现实所自来的历史，才是一条出路。而弗诺得的精神分析，及环绕于自然科学的冷酷地性格，更助长了此一倾向。”
从徐复观批判现代艺术的诸多言论看来，徐复观所反对的是潜藏在现代艺术后面，并作为现代艺术基础的不健康的个人主义心态。在徐复观看来，在现代西方文化与艺术中的“个人”，是从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彻底“去脉络化”的“个人”。而不是与社会网络及文化传统共生共感的“个人”。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与艺术的批判，实有其儒家思想之背景，我在第三节会进一步讨论。
三 从东亚近代知识界看徐复观的西方近代文化观：与福泽谕吉及胡适比较
徐复观上述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评，措词凌厉，旗帜鲜明，在20世纪东亚知识界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为了凸显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评意见的历史位置，我将徐复观与近代中国及日本知识分子加以比较。
(一)近代中日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文化的看法
在东亚近代史上，与西方接触最早的是日本。1853年7月(日本嘉永6年6月)美国海军军官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率东印度舰队抵达日本浦贺港，向德川幕府提交国书，结束德川日本锁国政策。日本与西方国家的正式接触于焉开始，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洋文明也赋予高度重视。
在近代日本对西洋文明发表评论的知识分子之中，福泽谕吉(1834—1901)是一个在日本近代史上发挥重大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从绪方洪庵习兰学，曾三度游学欧美，返国后提倡“文明开化”论。鼓吹自由民权及个人之独立精神，与加藤弘之(1836—1916)、津田真道(1829—1903)、中村正直(1832—1891)、西周(1829—1897)等开明知识分子组织“明六社”。福泽谕吉著作甚多有60余部。对19世纪末期处于从传统迈向近代的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是1872(明治5)年2月起至1876(明治9)年11月止陆续发表的《劝学篇》一书。此外，福泽谕吉在1875(明治8)年出版《文明论概略》一书，也是畅销全日本，他在本书中大力提倡“脱亚”论，此书与《劝学篇》一样，也对近代日本的启蒙发挥重大的作用。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第二章，明白揭示东方国家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他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奋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只在于此。”
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演进有其阶段性，从野蛮而半开化而文明，循序渐进，不可躐等，处于半开化文明阶段的中国与日本，必须以迈向文明阶段的欧美为其努力之目标。
福泽谕吉虽对欧美文明推崇备至，呼吁亚洲国家必须以西洋文明为师，但是他也强调不能全盘西化，必须将西洋文化与本土社会文化状况相调和，他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取其易，随着攻取难者的程度，仔细估量其深浅，然后适当地采取易者以适应其深浅的程度。……所谓外在的文明，是指从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所能闻目所能见的事物而言。如果仅以这种外在的事物当作文明，当然是应该按照本国的人情风俗来加以取舍。西洋各国即使国境毗连，其情况也互有差异，何况远离在东方的亚洲国家，怎么可以全盘效法西洋呢?”
福泽谕吉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应先学习西方器物制度等外在事物，再切入其精神价值等内在层面，而且他认为吸收西方文化应与本国条件相配合。福泽谕吉可以说是一个“调和的西化论者”。
相对于东亚近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先行者福泽谕吉而言，中国知识界开始触及东西文明问题，起步较晚，大约始于1865年自强运动以后。到了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才较为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光谱从中国本位文化论到全盘西化论，颇为分歧，多元多样。1920年3月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1929)游欧，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思想之矛盾，接触欧洲人士的悲观思想氛围，思考新文明的再造之途。梁任公呼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接着，梁漱溟(1893—1988)在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1)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2)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3)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梁漱溟并主张中国人对中、西、印三种文化应有所抉择：排斥印度文化，接受但改造西方文化，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梁启超与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激起了192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
在1920年代各种关于中西文化的辩论中，胡适(适之，1891—1962)在1926年6月6日，发表《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是20世纪中国西化派的代表作，也是徐复观发言所针对的对象，特别值得我们重视。胡适首先指出西洋近代文明的物质成就：“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
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胡适又强调西洋近代文明的物质成就实有精神之基础，他说：
近世文明不从宗教下手，而结果自成一个新宗教；不从道德入门，而结果自成一派新道德。……工业革命接着起来，生产的方法根本改变了，生产的能力更发达了。二三百年间，物质上的享受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自己要争自由，同时便想到别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要要求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时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哲学家便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标准来做人类社会的目的。这都是“社会化”的趋势。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
胡适综论西洋近代文明，认为西洋近代文明建立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既有物质又有精神成就，既有理智又有新宗教与新道德，讲求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胡适提出结论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胡适认为中国文化空谈理想，却不能对治中国社会之罪恶，他毕生痛批中国社会所见的女子缠足现象。胡适将缠足风俗归咎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曾引起徐复观极其强烈的批判。
综上所论，近代东亚知识界对于西方文明的响应，态度不一而足，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梁启超、梁漱溟与胡适，立场固然互有不同，但是都是在“中国／西方”的两极光谱中思考东西文化问题。西化派的胡适在中西对比的脉络下，特别强调西方近代文明兼具精神与物质的优越性，为东方人所应学习。
(二)徐复观批判西方近代文化的中国文化因素
从上述东亚近代知识界的背景来看，徐复观在1960年代的台湾对于西方近代文化与艺术的激烈批判，显然有其渊源。徐复观所继承的是五四以降东亚知识界对“中国／西方”两极思维的问题提法。
徐复观在诸多论述中西文化的文字中，常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对立的两极，他说：“中国仁的文化，落到现实上，是由融合感通而发生安定的作用。其流弊则沉滞、臃肿，以至堕退，而终于迷失其本性。这便是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在堕落不堪的人所应负的责任。欧洲力的文化，落到现实上，是由追求、征服，而发生推动向前的作用。其流弊则尖锐、飞扬以至于爆裂。而人类的各种努力，适足以造成人类的自毁。这便是所谓今日世界文化的危机。所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说，一方面应该接受西方文化，以造成能够支持仁的文化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应该由对于自己文化的虔敬，以启迪、恢复自己的人性，使自己能成其为人。”
徐复观上述这一段意见发表在1950年出刊的《民主评论》2卷5期，他虽在1970年11月24日校后记云：“按此文仅代表作者开始在文化中摸索的一个方向”，但是，中西对比的提法，通贯徐复观一生并无重大改变。
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与“传统的创新者”，徐复观用来批判近代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思想因素，在于他所认知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徐复观强调，中国学问从西周初叶至清代初叶，虽然其中有注重求知识的一面，但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中心乃在追求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强调人与人之间，如何可以谐和共处，并加以躬行实践。在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人与超自然之间都不是疏离或对抗的关系，所以徐复观断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不同的基调之一，在于中国文化根源之地，无主客的对立，无个性与群体的对立，“成己”与“成物”，在中国文化中合而为一。
以中国人文主义为立足点，徐复观批判西方现代文化有两大弊病，第一是由机械之力，把每一个人都紧密地揉进各种集团之中；但每一个人又要求和他所属的集团乃至整个社会，完全解脱分离出来。第二是科技之发展使人的生活方式快速变迁，形成反传统心态。徐复观从人之从社会与文化传统之中逸脱而出，断定西方近代文化是一种没有人类爱的文化，认为西方现代美术是一种“毁灭的象征”，批判西方“抽象艺术，不仅是反传统，并且是反社会，反一切”。
四 徐复观与20世纪中国新儒家学者论西方近代文化：与唐君毅及钱穆比较
徐复观对于西方近代文化的评论，与他同时代的儒家学者的看法，有同有异。同者可以显示当代儒家的共同倾向，异者则很能突显徐复观的特殊思想风貌。
(一)同调
当代儒家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探讨问题以及衡论文化时，常采取“反实证的思考模式”进行思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当代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前途都怀有深沉的危机意识。作为一种方法论，他们对乾嘉考据学以及“科学主义”心态都严加批判。
当代儒家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共同意见，当以唐、牟、徐三先生及张君劢在1958年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篇长文。这篇文章一方面肯定近代西方心灵之崇敬上帝以及接受普遍理性之精神，但另一方面亦指陈近代西方文化所引起之冲突，《宣言》说：
近代西方人之心灵，乃一面通接于唯一之上帝之无限的神圣，一面亦是能依普遍的理性，以认识自然世界。由此而转至近代文艺复兴时代，人对其自身有一自觉时，此二者即结合为个人人格尊严之自觉，与一种求精神上的自由之要求。由此而求改革宗教，逐渐建立民族国家，进而求自由运用理性，形成启蒙运动；求多方面的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历史，并求本对自然之知识，以改造自然；本对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之理想，以改造人间。于是政治上之自由与民主、经济上之自由与公平，社会上之博爱等理想。遂相缘而生。……
然此近代之西方文化，在其突飞猛进之途程中，亦明显的表现有种种之冲突、种种之问题。如由宗教改革而有宗教之战争；由民族国家之分别建立而有民族国家之战争；由产业革命而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之对立；为向外争取资源，开发殖民地，而有压迫弱小民族之帝国主义行动；及为争取殖民地而生之帝国主义间之战争；为实现经济平等之共产主义之理想，而导致苏俄之极权政治，遂有今日之极权世界，与西方民主国家之对立。
20世纪儒家学者析论文化问题，常常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光谱的两极，基本上延续1920年代中西文化论战(1915—1917年)时中国知识界思考文化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在这种中西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之下，徐复观及其同时代的儒家学者都特别强调西方文化以斗争或冲突为其主调。抗战期间钱穆写《国史大纲》，在《引论》中，就以中西历史作对比，强调中国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但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本；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
赛，中国史则是一片琴韵悠扬。钱先生又区分中国文化是“内倾型”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外倾型”的文化，把中国文化分为“求尽人性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求尽物力的”文化。钱先生对西洋文化的特质，曾有以下的综合判断：“近代西方文化，一面高抬个人自由，一面提倡自然科学，但另一面又不能放弃基督教的博爱教义。而在此三项中，并不能提出一个会通合一之所在。这即表现了近代西洋文化之缺陷。于是宗教与科学，演成分道扬镳、齐头并进的形势。其相互间种种冲突，种种矛盾，难于协调，难于融和，这是近代西洋文化内心一大苦痛。”
钱穆在上文中所强调的是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矛盾与缺陷。
除了钱穆之外，唐君毅在他诸多著作中，也常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架构之下，评论西方文化。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来源较为多元，所以文化冲突较多；中国文化来源较为一元，所以文化冲突较少。西方文化展现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中国文化则超越向上之精神并不显著，缺少抽象分析之理性活动，个体性之自由观念较为薄弱。唐君毅进一步指出，近现代西方文化与思想，常与现实力量结合。唐君毅说：“西方近代，最早出现的一个思想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这个时候许多人要讲各国民族的语言，而有民族的思想。从文艺复兴时代之民族思想，再配合许多不同民族自己要建立国家的要求，就成为近代的民族国家。这种近代的国家，不是中古时代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时代的国家观念，不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那时亦无近代民族国家。其次西方从十八九世纪以来，有所谓人权运动，讲自由，讲政治上的代议政治、民主政治。这个思想最后就变成近代的议会、近代的政党组织等等。再其次从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财富分配问题而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有近代之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等。这三种西方近代之思想，都很快即化为一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之力量。”
唐君毅强调，西方近代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逐渐沦丧，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流弊日益显著，遂形成近代西方文化的三大罪恶：帝国主义、极端的私人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
从上述言论看来，唐君毅大致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由于与现实力量密切结合，所以产生帝国主义等罪恶。他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评论，基本上与徐复观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由于通过近代西方人的国家意识而表现，所以成为缺乏人类的文化，两人的看法几乎是同一意见的不同表述方式而已。
(二)异趣
徐复观论西方近代文化与他同时代的儒家学者有其同中之异，这就是：徐复观从人之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网络着眼，批判西方近代文化之“非人间性”，缺乏人类爱；唐君毅则倾向于将近代西方文化作为概念加以分析。两人之间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原始儒学与宋明理学的对比，或者说是“激进的儒家”与“超越的儒家”的对比。
徐复观文字犀利、思路敏锐，文章风格与唐君毅文字之温柔敦厚，构成鲜明对比。徐复观在近代世界史的社会政治经济脉络中，析论近代西方文化的弊病，指出西方文化受到西方近代人的国家意识所扭曲，而成为镇压他人或他国的工具。他看到的是近代世界史上亚非拉国家人民的血泪，所以他才会指西方近代文化缺乏人类爱；他思想中的人是浸润在复杂的政经网络中的人，不是从社会关系或历史文化传统中逸脱而出，如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文学家笔下的孤零零的人的“个体”。正是在这种人性论基础之上。徐复观痛批现代艺术，指责近代西方的抽象画是“反合理主义”(即为“反理性主义”)。
徐复观将“人”理解为“在脉络中的人”，而不是“去脉络化”的“人”，他对人性的多样性较有深刻之认识，这一点使他与他同时代的儒家学者大异其趣。说明徐复观与当代儒家学者的对比，最有启发性的一个例子，就是徐复观所创的“忧患意识”这个概念。徐复观从公元前11世纪周革殷命之后，周公及周朝统治者所面对的政治现实，以及由此而生的戒慎之心，论证周初“忧患意识”的形成及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但是，徐复观的“忧患意识”，到了牟宗三的论述中，却成为一个与现实政治无涉的哲学概念，而与印度的“苦业意识”及耶教的“恐怖意识”构成对比。
徐复观在论述西方文化的弊病时，与唐君毅的说法也构成鲜明的对比。徐复观从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公元前551—479)与孟子(公元前371—289)汲取思想的泉源，他关心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他批判20世纪中国左右两派的专制政权，更批判近代西方文化对亚洲人民的侵凌。
五 结论
20世纪中国儒家学者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在中西文化互动的脉络中，重新阐释并发扬中国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徐复观之批判西方近代文化、思想与艺术，实有其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价值)之背景，而且也是他彰显中国文化特质的一种途径。
徐复观认为西方近代文化是以“机器的支配”取代了“人的支配”，这是一种文化的虚无主义。他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的特性是人的地位之动摇，因此展现“非人间”的性格。徐复观认为西方的现代艺术以及现代诗，都表现一种“没有人性的生命”，是一种“孤独”与“恐怖”。正如本文第二节所归纳的，徐复观认为西方近代文化最大的弊病在于它是一种缺乏人类爱的文化，而且展现“非人间”、反理性主义的性格，堕入虚无的深渊。
如果将徐复观放在20世纪东亚知识界的脉络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徐复观承继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中西二分的问题之提法，但是不论是对福泽谕吉的“温和的西化派”或是胡适的“激进的西化派”，徐复观都加以批判。徐复观浸润在中国儒学的人性世界中。他从先秦儒家汲取思考的养分，他肯定并向往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共生共感，共存共荣的世界。在徐复观的思想中，个人既被历史与传统所塑造，又创造新的文化传统。个人与传统之间只有延续而没有断裂。正是在这种思想立场上，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尤其是现代艺术猛烈挞伐。
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攻击，也植根于他敏锐的现实感。与他同时代的儒学同道相较之下，徐复观倾向于在具体的社经政治脉络中思考西方文化问题，而唐君毅则将西方文化与思想作为一种概念或一种范畴，不免有“去脉络化”之思考倾向，两人的对比至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