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黎庶昌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散文家、学者，被喻为贵州放眼看世界的先驱者。年轻时因应诏撰写了两篇《上穆宗毅皇帝书》，而开始了其仕途之路，后被曾国藩收为弟子，授之以古文义法，后成为“曾门四子”之一。中年时，随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成为驻英国三等参赞；又先后在英、法、德、西四国使馆任职，历时5年。随后，又先后两次成为驻日公使。黎庶昌在外期间，利用文化外交的方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促进了近代中外交流的繁荣。
关键词：黎庶昌；中外交流；文化外交；西洋杂志
黎庶昌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散文家、学者，他作为晚清第一批外交官，当时在国内受到世俗的鄙视，在国外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样的内外背景下，黎庶昌用学者的身份，运用文化外交，逐渐获得各国的认可。
他既是外交官也是文人，对中外交流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他在1882-1885年担任大清驻日公使期间，与其随员杨守敬一起搜集、整理和刊刻了《古逸丛书》，其书不仅在学术上有重大价值，而且在中日交流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一、黎庶昌的生平及其对西方政治的观点和看法
(一)黎庶昌的出身及生平
黎庶昌(1837-1898年)，字莼斋，贵州遵义县人，生长在一个书香门第。祖辈父辈皆饱学之士，祖父、伯父和父亲都有诗文集传世，几位从兄和两位胞兄也都是诗词作家。
年轻时候的黎庶昌成绩很好，始终名列前茅。可惜当时贵州各族农民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纷纷起事，反抗清政府。省里无暇顾及开科取士，从咸丰五年(1855年)起，停乡试达十五年之久。为了谋求自己的出路，黎庶昌离开家乡，进京去应天府乡试。可接连两次考试，黎庶昌都名落孙山。而恰在此时，清廷下诏求言，可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无人献言。
黎庶昌仔细考虑了当时的情势，写下了《穆宗毅皇帝书》，即第一封“万言书”，交到了都察院，引起了清王朝的重视，令其“将所陈事件，条分缕析，详细具呈”。为此，黎庶昌又写了《穆宗毅皇帝第二书》，即第二封“万言书”。两封奏折认识深刻、语言优美，被人们所推许。
黎庶昌因上了两道万言书，而被清廷“加恩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刚到曾军营，因当时曾氏幕府中藏龙卧虎，黎庶昌并未引起曾氏的注意，只派他去稽查保甲。后来，因他是莫友芝的亲戚、郑子尹的学生，而被曾国藩关注，其才学逐渐被曾氏所了解，并将其纳入自己门下，授之以古文义法，后成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
光绪二年(1876年)，黎庶昌作了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决定，即随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充任三等参赞，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其后，黎庶昌又先后在英、法、德、西四国使馆任职，历时五年，并游历了西欧的十个国家。在这五年中，他认真观察，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地理、社会风俗等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并将其考察内容撰写成《西洋杂志》一书。
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以及重庆大火，使黎庶昌在精神上受到了刺激，而1895年的成都教案，更加重了这一刺激。同年，黎庶昌被人参奏处理成都教案时“办事不力”，因而辞官回籍。1898年1月12日因病逝世，享年61岁。
(二)黎庶昌对西方政治的观点和看法
黎庶昌生于西南边陲闭塞的贵州，早年封闭的生活环境局限了他的视野；再加上“黎氏祖宗三代都是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从小就被引向既能光宗耀祖又能报效朝廷的科举人仕的路”。因此，黎庶昌早期的西方观与当时其他的传统士大夫一样，带有很强的保守性。
随着他进入仕途，成为了曾国藩的幕僚，开始接触西方的“奇技淫巧”，对西方的科技有了初步的认识。他随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充任三等参赞，走出国门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时，他开始重新观察这个他所谓的“夷狄”社会，并逐渐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1876-1881年，黎庶昌先后在英、法、德、西四国使馆任职，并游历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荷兰等国。这时的黎庶昌对于西方的思想认识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已由略嫌保守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变为与时俱进、较为进步的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改良派了”。
在正式外事活动以外，他还着重观察西洋各国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风俗民情等国情，并撰写了被誉为“十九世纪西洋风俗画卷”的《西洋杂志》。随着对日本了解和认识的深入，黎庶昌在1884年写了《敬陈管见折》，虽然被“原折退回”，但却得到了李鸿章、曾纪泽较高的评价。
在其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他虚心求教、平等待人、在外交的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并用其学者身份文化外交，不仅扭转了因国力衰弱而受到的歧视，而且在他第二次驻日公使离任时，“去之日，攀送者塞巷盈途，或追饯至数百里外。泰西各国使臣啧啧称羡，谓为从来使臣返国所绝无也。”
纵观黎庶昌的一生，其对西方的看法自他出使西洋之初就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对于西方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黎庶昌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进行理性的分析，对西方进行批判性的吸收。
二、黎庶昌的文学素养及出使外国对其的影响
黎庶昌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家，而且是一位学者和散文家，在史学、地理学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在古文创作方面更是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一)黎庶昌的文学素养
幼年的“经世致用”使黎庶昌对当时的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并于二十六岁就给清廷上了指陈时弊的“万言书”。随着黎庶昌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作为曾国藩弟子的黎庶昌更受其感染，并为他出使西洋以后的文学蜕变、打破传统守旧之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黎庶昌多数精品多为出国后所写，《卜来敦记》、《巴黎大会纪略》、《巴黎油画院》、《斗牛之戏》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尽管字数不多，却令读者感觉身临其境。虽然其仍用古文在撰写，“但这样的古文，离梁启超自由流畅，时杂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的‘新文体’已经不远了”。
(二)出使外国对黎庶昌的影响
黎庶昌在国外不仅关注社会民俗，而且对于西方的地理也非常重视。他作为中国首批长驻外国的官员，在西洋的五年间，游历了西欧十国，并撰写了几种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即《西洋游记》七篇、《欧洲地形考略》、《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细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处路程考略》。
当时在日本，有“学士大夫略涉文墨者，以不知黎公为耻”之说，每年黎庶昌都与一些日本好友切磋文章。当时日本研究汉学的文士对黎庶昌的学识、道德和文章都十分钦佩，以能与黎公结识为荣，纷纷将自己的诗文集求证于黎庶昌并请其赐序，如：《尊攘纪事序》、《海南文集序》、《燕集三编统序》等。
黎庶昌一生致力于古文的创作，在史学、散文等领域都有较大成就。这受益于其深厚的家学功底、名师益友的熏陶、本身的机智聪慧以及充分的观察吸收。也许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
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在其文章中也可充分看出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他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风貌。
三、黎庶昌对在外中文古籍的搜集与出版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倍受欺压，许多书籍被外国人从中国掠走，再加上本国的文人保存不善等原因，使中国的古籍秘本大量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部分东传的书籍在中国已经消失，却在日本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黎庶昌到达日本后，痛惜中国文物古籍大量流散。于是，他与杨守敬合作，不惜重金广泛收罗唐宋早逸的秘本、善本。历时两年，选取其中二十六种，汇刻成《古逸丛书》。这部丛书“于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都有很大参考价值”，“对于研究古代中日汉籍交流史以及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也有重要意义”。
搜集和整理散落在日本各地的中国古籍孤本决非易事，因此，黎庶昌他们不得不以日本友人森立之所撰《经籍访古志》的抄本为根据，“按图索骥”。其中一些，黎庶昌通过友人访求、在民间书肆购求得到的，或是用重金借出覆刻，如卷子本《玉篇》。但还有些是王室秘府的藏本，只有利用其驻日公使的身份通过外交方式才能获取，如《太平寰宇记》就是通过外交途径才得以覆刻的。
首先，杨守敬作为第一批的赴日人员，率先接触到了吉籍，并利用其从国内带来的古钱、古印和书法拓本等，换购了大量的图书，仅一年就收藏了三万余卷之多。但其数量虽多，却“茫然无津涯”。由此可见，虽然他比黎庶昌提前开始搜集古籍，但却没有头绪，这是当时在日本的中国人的一种通性。如果没有黎庶昌的提议，恐怕《古逸丛书》就不会问世了。
其次，《古逸丛书》的刊印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可作为驻日使馆随员的杨守敬显然没有这么大的财力，就连黎庶昌自己恐怕也难以支撑，否则，其从枫山文库(归属于修史馆管辖)借出的古钞本《春秋左氏传》、宋集《杜氏通典》等五书也不会因“卷帙繁重”而“未能谋刻”了。而且，《古逸丛书》所刊刻的古籍善本大多是黎庶昌通过各种途径而搜得的。
再次，两人对古籍的鉴别能力有所差距。杨守敬自称“未知佚而存者为何本”，“家鲜藏书，目录之学素无渊源”，可黎庶昌却有丰富的版本目录学知识，其自家的锄耕堂所藏古籍即有三万多册，七八万卷，超过了当时贵阳藏书最丰的学古书院。再加上与其有姻亲关系的郑珍的巢经巢和莫友芝的影山草堂的藏书，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黎庶昌的《古逸丛书》不仅填补了国内亡佚的古书逸篇，而且在版本目录学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整理古籍、搜访校订古书，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四、黎庶昌为中外交流作出的贡献
黎庶昌作为晚清的第一批外交官，真正的走出了国门，代表中国开始与国际交流。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未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可黎庶昌用其学者身份，通过文化外交，使日本朝野改变了对中国使臣的态度，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作为外交官的黎庶昌不但关注国际局势，关注各国间的动向，而且对于别国的文化也倍加留心。如在《西洋杂志》中，其对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俗、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所论述。而到了日本，由于同宗同源的关系，黎庶昌的文化外交更容易开展，每年的两节宴请都是为了进一步加深两国间友谊而作的努力。
驻外的十余年间，他将中国的文化带向了世界，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儒家，并且在日本掀起了又一股汉学热，使那些醉心于学习西方的人们，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开始感受到孔孟之道的包容与智慧。
作为晚清第一批外交官，黎庶昌在国外驻扎了长达十一年之久。这期间，他亲身体验了被其称之为“蛮夷”的社会，亲眼看到了昔日他所不屑的“奇技淫巧”。这颠覆了他昔日的想法与态度，并导致了他政治、思想、文学等一系列的变化。黎庶昌是一位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学者。正因为他的学者本性，促使他完成了《古逸丛书》这一伟业。
黎庶昌一生，实践着他“学以致用”的宗旨。正是具备这样素质的外交官，才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西洋社会的各个方面，才能利用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平等、和蔼的待人之道，彻底征服了日本的民众、文人、政要，才能用一己之力带动了中外文化的繁荣交流，让东西方开始产生理解与互信，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经验与财富。
参考文献
[1]黎庶昌，穆宗毅皇帝书[M]，《拙尊园丛稿》卷一前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2]危兆盖，黎庶昌的文化观[J]，齐鲁学刊，1991，(2)，
[3]刘毅翔，贵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J]，贵州社会科学，1992，(9)
[4]黄万机，黎庶昌评传[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施明智，西洋杂志——桐城散文近代化的一段轨迹[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黄万机，黎庶昌及其拙尊园丛稿[N]，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4)
[8]陈东辉，古逸丛书考略[J]，史学史研究，1997，(1)
[9]杨守敬集：第8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1988
[责任编辑：杜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