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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垃圾的处理不当、管理上的缺失，一切都让国内实验室暗藏隐患。
北京，东城。
在繁华热闹的某商业街区的商场对面，一栋颇有名望的研究所大楼静静矗立。在其身后十多米，另一座大楼比邻而居，是这家研究所的众多实验室所在。
4月下旬的一天，《科学新闻》记者走入这家隐于闹市的研究机构，探访了几家生物类实验室。
拥挤之患
实验室禁止陌生人进入。记者跟随先前约好的王成功，走进电梯。
门刚要关上，突然跑进一个女研究生。“不好意思”，透过口罩，她笑了笑，伸出戴着白色胶皮手套的手，随手按了一下5层。她的怀里，抱着装有冰块的盒子，里面插着几只红色的试剂小管子。
“按下6层，谢谢。”电梯里还有一个端着饭盆的学生，似乎刚从地下一层的食堂打饭上来。
出了电梯，王成功苦笑着说，研究人员打饭、做实验、运垃圾都要用这个电梯。他在这家研究所工作已逾十年，从硕士、博士直至留所工作。
进入实验区域，走廊一侧摆放着各种实验电器。两个打着圈摇晃的机器引起了记者的好奇——一个平底玻璃器皿中，蓝色的药水正在轻轻荡漾，对一块凝胶进行染色。
用“拥挤”一词形容这个走廊一点都不过分。由于空间资源有限，很多实验室把冰箱、冰柜等大型仪器都放在了走廊上，一个挨着一个，颇有“占地盘”的感觉。
挨着大冰箱的还有个超净台，一个女学生正坐在台前做实验。酒精灯前，她摆弄着手里的试管，很认真，丝毫没有觉察有人路过。
穿过逼仄的走廊，走入一家实验室，实验架和实验台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参差不齐。绝大部分空间都已经放满了各种实验仪器、装置和试剂。
贴着墙壁，有一个类似大柜橱的东西。“那是通风橱，”王成功说，“一些挥发性的、有毒有害的有机溶剂都在那里配置。”
毒气之忧
走出这家实验室，记者在走廊里遇见了刘丽，临近博士毕业的她，正在指导低年级学生做实验。
甫一走进刘丽实验室，刺鼻的酸味便让人下意识地捂住了口鼻。
“是冰醋酸味儿。”刘丽笑笑，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原来，刘丽的实验室经常做一些蛋白凝胶电泳的实验，需要用到大量冰醋酸。
“为什么不使用通风橱？”
“实验室太小，而且没钱装。”刘丽表情平静地说道。
确实，刘丽所在的实验室只有三四十平方米，一张实验台将房间一分为二，一边是实验区域，另一边则是学生们读论文、查阅资料的办公区。
环视周围，这家实验室的窗子紧挨着另一幢大楼的墙壁，通风条件并不甚理想。
记者在其他实验室也发现了很多相似的情况，拥挤的环境，充斥着刺激气味的空气。甚至当通风橱闲置时，有的研究人员也并不使用，直接在普通实验台上配置挥发性试剂。
操作之险
一位低年级学生正在刘丽实验室中进行DNA凝胶电泳的实验。
他显然同时在做几件事情，对溴化乙锭（Ethidium bromide，EB）操作区中微波炉中已经沸腾的液体并未发觉。经过提醒，他匆忙从微波炉里拿出冒着气的电泳液体，并急急忙忙地加入了1微升的EB。
EB，是一种DNA染色剂。它可与DNA的碱基分子嵌合，导致错配，具有强致癌性，并且容易挥发到空气中。因此，涉及EB的操作，要求十分严格。
“你这样做不会导致挥发？”
这名男学生有些尴尬，想挠挠头，却发现自己未用EB操作专用手套，忙跑到EB专用区取回自己的一次性手套。
刘丽告诉记者，有些学生实验习惯非常不好，乱扔沾着危险试剂的手套不将沾有如EB的移液器枪头打人特定的区域；更有甚者，还在废物缸中乱翻可能被大意丢弃的有用样品。
记者在几家实验室调查发现，科研人员更重视能使实验成功的操作方法和步骤，而对于实验中涉及的药品、试剂毒害性，以及操作习惯却没有过多关注。
垃圾之虑
通常，实验操作结束并不是一个实验的终点，接下来是实验留下的“战场”的清理工作。
而实验废液的处理，就是其中一项。
某实验室的博士朱明告诉记者，她的实验室配有一位实验清洁师傅，专门负责刷瓶子、试管、培养皿，而对于一些菌液、实验缓冲液、培养基残液等，都是先将其直接倒入下水道，而后将所盛容器浸泡于84消毒液之中，最后用洗涤剂洗刷。也就是说，没有专门的人员来负责实验废液的处理。
一些科研人员也会将一些实验废液直接倒入医疗垃圾桶中。
在王成功实验室，张华正在水池边刷洗着养细胞用的器皿，记者也没有发现相关的废液处理设施和人员。不一会儿，小张戴上又长又厚的胶皮手套，从实验台下拉出一口盛着满满深绿色的酸液的大缸——专门用来浸泡实验器皿。
“洗不干净的器皿就用这种酸来泡。”小张从酸缸里小心而迅速地捞出器皿，快速地转移到水池里，沥干残液，打开水管，冲走酸液。
刘丽所在的实验室里两个垃圾桶格外惹眼。两个桶都已经很满，但是外表看上去却并无差异。
“为什么是两桶？”原来，按照规定，生活垃圾和实验垃圾必须分开放置。
“其实有时都随便扔了，到底扔进哪个桶里，我们也分不清。”刘丽的一位低年级师妹说道。
记者观察发现，研究所科研楼每层都配有医疗垃圾桶，与生活垃圾桶分开：医疗垃圾是黄色垃圾袋，而生活垃圾则是黑色垃圾袋。当装满垃圾后，清洁工人把袋子收口拎出来，运送到楼下的垃圾站。
这个小型的垃圾处理站位于科研楼的后边，被四周的高楼包围着，很远以外便可闻见垃圾的酸臭味。它每天负责接收和处理来自周围楼群里的生活垃圾，也包括科研楼、食堂以及周围居民生活区的日常生活垃圾。
记者来到这里时，一辆标有“北京环卫集团”的大垃圾车正在轰隆隆地工作中，搅碎的垃圾正在向垃圾车的后部“输入”着，尘土扑面而来。
而一位从科研楼出来的女清洁工，拎着两个黑色的大垃圾袋径直扔到垃圾车上。当被问及医疗和实验垃圾的去向时，垃圾站的一位年老的清洁工斩钉截铁道：“什么都棍在一块儿！开始的时候做实验的垃圾还是装在黄色的塑料袋里，后来就全用黑色塑料袋了。”
“经常看见一些药品瓶子、塑料管子、手套之类的被扔进来。”这位清洁工向垃圾搅碎器那比画着。显然他是知道那些并不属于生活垃圾，可他在铲垃圾的时候却也没有戴防护口罩。
经过沟通，记者得知，这些清洁工人受雇于物业公司，并非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她们多是外地来务工的中年女性，文化程度不高。在她们眼中只有清扫的概念，并不具备基本的生物实验常识。
管理之懈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研究所实验室里，低年级的研究生都是通过师兄师姐获得相关实验操作信息的。
这种说法在刘丽处也得到了印证。在该实验室，并没有专人对有毒试剂取用进行统一监管和定期统计。
“在我刚去实验室的时候，都是师兄师姐告诉我该注意什么。老板基本不管这些的，一般只讨论科研课题、想法，关心实验进展，指导修改文章。”
而在王成功眼里，虽然有规章制度，有实验室安全操作手册，但是执行起来不够严格，或者没有专门管理人员来监督，“有毒药品并不需要申请用量，也不可能‘人盯人’”。
有一次做电镜实验，需要用到砒霜。王成功通过所里的药品组代买，在药品组仅仅做一个登记就可以取药了。对药品称量没有要求。
作为有着十年“工龄”的科研人员，王成功有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虽然设置有安全负责人，但多是防火、水、电、爆炸隐患的负责人。如果让一个人去监督每个学生做实验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名均系化名）
资料链接
南京理工大学-废弃实验室爆炸
2013年4月30日，南京理工大学一废弃实验室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该实验室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为一栋30平方米的小楼，位于南京理工大学南墙外500米的火化工实验场，正在拆迁。从实验室构造图上可以看到，这栋实验楼共三层。
爆炸威力巨大，波及数千米外住宅小区，周边的多数居民家中受损，玻璃破碎，也有汽车被砸受损。爆炸倒塌范围达到34平方米，附近居民都称有感觉。
复旦大学投毒案
2013年4月16日，复旦大学在读医科研究生黄洋中毒身亡。4月1日，黄洋饮水后身体不适送医，出现昏迷、肝功能衰竭等症状。
据警方初步调查，该生寝室饮水机残留水中检测出某有毒化合物成分，已基本认定同寝室同学林藕告存在嫌疑。
警方证实，林森浩经过预谋，利用在复旦大学医学实验室做实验的机会，将剧毒化合物N-二甲基亚硝胺存放在实验室隐蔽处，并于3月31日中午拿出实验室带回寝室，注入饮水机，黄洋饮用后中毒。
清华女生离奇“铊”中毒案
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事件，是个19年未告破的悬案。
1994年11月底，清华大学1992级化学系女生朱令出现铊中毒症状，最后得助于朱令中学同学贝志诚求助互联网才得到确诊和救治。但朱令已终身致残，几近植物人，全身瘫痪、100%伤残、大脑迟钝。
朱令铊中毒事件发生后，“谁是投毒者”一直是舆论焦点。
北京大学又一起“铊”投毒案
1997年5月，北京大学发生全国第二起“铊”投毒案件。犯罪嫌疑人王某很快被公安局扣押。
此案受害人江林、陆晨光，系北京大学化学系1994级的男生，犯罪嫌疑人王某与江林同班不同寝室；与陆晨光同寝室不同班。王某曾交待，过去江林与他关系好，后来却不理他了，所以投毒。为实验投毒量，他把陆晨光当作实验对象，也投了毒。
王交代了投毒的一些情况后，医院对两名受害人及时用了解药，方转危为安。
中国矿业大学校园投毒案
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发生3名大学生铊中毒事件。
当年6月20日，中国矿业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大学生铊中毒案情况。校方介绍，引起3名大学生铊中毒的毒源已初步查明，系犯罪嫌疑人常某以非法手段从外地获取的250克剧毒物质硝酸铊。
5月22日，常某以非法手段从外地获取了250克剧毒物质硝酸铊。5月29日下午4时许，常某用注射器分别向3名受害人的茶杯中注入硝酸铊，导致3名学生铊中毒。
（崔雪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