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可持续发展经济在西方国家出现，西方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后期就渐成历史。特别是，由于知识经济是更依赖于人的智力的经济，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将在新世纪受到比以往的时代更多的重视，21世纪人类会更有意识地呼唤重返家园，重建精神之乡。建立在新经济之上的文学艺术一定会发生重大变化，会造就出一个与20世纪的文学不同的新的文学时代。
很久以来，我们是多么习惯于就文学而谈文学，多么习惯于从思想解放、冲破禁锢去谈文学的发展和进步。经济的发展同文学的发展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当18世纪英国出现新兴的工业生产力，资本和齿轮滚动出来的工业经济就已经深刻地影响着那以后的文学艺术。当“工业文明”带来的“家园危机”在人类的头顶敲响警钟，西方20世纪的文学艺术有了更多描写人的孤独、寂寞、空虚、无聊、抑郁、荒谬等心灵痛苦以及同痛苦的抗争或绝望的作品。
文学艺术从来就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和艺术。当人类在经济领域、思想领域日益认识到，以耗竭有限资源为代价的工业经济不能持续发展，从而寻求可持续发展经济；21世纪,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学艺术，还会是20世纪的模样吗？
罗丹的《思想者》在想什么
早在19世纪，当机器力取代人力成为更值钱的东西，人的位置、人的尊严和生活质量，都受到机器力的挤压、剥夺和损害，人类就开始重新审视齿轮和资本滚动出来的现代文明了。
欧洲在工业时代首先产生了叔本华、尼采这样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悲观中苦苦追寻人生的意义，尼采甚至激烈到要杀死上帝。上帝死了，人们开始发现自己并不是上帝，甚至不如上帝的牧师。科学家重返教堂投奔上帝，已不是可笑的事情。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曾是那样充满信心地昂首眺望，工业时代罗丹的《思想者》则低下头来思考了。
工业时代的文学艺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音乐变了，变出痛苦不堪的味来。小说变了，变出支离破碎不屑于完美的格局来反映人类痛苦、矛盾的心情。一向饱满着最高激情的诗歌咏出了《恶之花》，把审美变成了审丑。毕加索把人画得不像人，成为新的经典。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更高级的艺术，受到膜拜。
就文学而言，19世纪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作家，就已经开始了对欧洲生活出现的变化进行深刻批判。
当“工业文明”带来的“家园危机”在人类的头顶敲响警钟，西方20世纪的文学艺术有了更多描写人的孤独、寂寞、空虚、无聊、抑郁、荒谬等心灵痛苦以及同痛苦的抗争或绝望的文学作品。在我看来，这些作品是以更强烈的方式加入批判。
这些作品都迫切地反映了现代人的尴尬生活和复杂心态。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基于齿轮和资本滚动出来的现代生活的产物。如果不认识以耗竭有限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正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危机，就很难真正认识西方现代哲学乃至文学艺术，也很难认识当代新经济是怎样在呼唤21世纪的新文学。
谁孕育了中国20世纪的新文学
20世纪，当中国出现新文学，首要的原因并不在于胡适、陈独秀这些倡导新文学的先驱们特别有文学天赋。换句话说，当中国出现鲁迅、郭沫若，是由于此时的中国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上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重大时代变迁。
1860年后，清政府办洋务，并准许洋人在中国办铁路、办工厂。中国有了铁路、电报、邮政、银行，以及面粉厂、织布公司、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等。1898年办京师大学堂，其办学的宗旨也明确表述为：“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在诸多新兴的实业中，有一项同思想解放、文化进步，乃至文学发展联系得十分密切的产业即报业。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编辑的《万国公报》是北京最早的民办报纸。1903年上海出现《中国白话报》。1904年北京有了《京话日报》。所谓“京话”，就是“白话”。由于“通篇概用京话”，加上敢于直言官府积弊和为贫苦市民说话，《京话日报》成为“下级社会的读物”，发行量日增，成为北京历史上第一家“销逾万份”的报纸，实在是以其“通俗的方式”和“平民立场”显示出不同凡响的伟力。
由于生产力发生变化，社会的教育、文化一定会发生重大变化。到1915年就发生了新文化运动，1917年胡适、陈独秀先后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倡导文学革命。
是白话文在报纸上出现了14年之后，鲁迅才于1918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白话诗比白话文小说更早问世。晚清的那些极讲求诗词格律的诗人词人们，读到胡适、郭沫若的新诗会如何感想呢？
可是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竟连连再版，销售量很快超过了万册。
当时国民中的文盲率还极高，一部《尝试集》竟能销逾万册，是很惊人的数字了。晚清的诗人们会觉得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东西竟然被倡导起来，是值得痛哭流涕的事啊！
可是，对不起，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出现了。
这一切盖源于中国出现了新兴的工业生产力，才有了建立在此种新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新文学。于是，我们看到了鲁迅、胡适、郭沫若……晚清时期的诗人们与词人们，今人对他们非常陌生，那实在不是因为他们的艺术造诣不高。
21世纪的文学会是怎样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纪。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出现，其商业竞争乃至发动战争的本质都是争夺资源和市场，中国20世纪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学艺术同样是受到发端于西方的工业时代的深刻影响。
中国现代派文学出现在80年代中期，此时出现，同社会生活早已受到西方工业时代的冲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改革开放获得了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机会。这些现代派作品对于丰富中国艺术，增加对中国生活的表现力，无疑极有价值。
但称之为“先锋文学”，就给众多文学青年造成误导。
因“先锋文学”的称法极容易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先锋派”是先行者，未来文学的潮流将是这样。应该说，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确实是潮流。许多作家艺术家们对他们生存其中的社会生活的弊端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示，其情形犹如中国鲁迅写国民的弊端乃是为了引起疗救的希望。
21世纪文学的潮流还会是这样吗？
当人类在经济领域、思想领域，日益认识到以耗竭有限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经济不能持续发展时，全世界都在寻求可持续发展经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兴电子产业在美国崛起，就如同蒸汽机在英国出现的时代那样，正在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
文学艺术从来就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和艺术。随着可持续发展经济在西方国家出现，西方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后期就渐成历史。特别是，由于新兴的知识经济是更依赖于人的智力的经济，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将在新世纪受到比以往的时代更多的重视，21世纪人类会更有意识地呼唤重返家园，重建精神之乡。
再看1917年的文学革命，提倡的就是推倒陈腐、雕琢、艰涩的旧文学，建设新鲜、平易、通俗的新文学。应该说，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中国古典文学决不是不艺术，屈原、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那甚至是后人不再可能逾越的高峰。但文学艺术的发展与进步，总是以更广阔、更平易、更通俗地深入民众为标志的。 21世纪，人类在交往中正努力加强沟通和相互间的了解，那些艰涩的令人难以读懂的文学，难道是前途吗？
很久以来，文学界习惯于将文学分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视纯文学为高级。“纯文学”期刊基本拒“通俗文学”于门外。
从前，苏东坡作《贾谊论》，为极有才华的贾谊遭贬后不能“随俗”，33岁就抑郁而死深为惋惜。他叹道：“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
我们通常是把“超凡脱俗”用作赞扬不同凡响的人。苏东坡却说，人啊，有超越世人的才华，便不免有超脱世俗的毛病。在这里，苏东坡把“俗”看作是人生不能遗失的家园，很够我们认真感悟的。
通俗非庸俗。致力于通俗，内心是要升华到很高的境界，才能如月升空那样普照。如果你的作品能让很多人感到照耀，你便以你的劳动表明你无论登多高行多远，你都没有忘记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真的需要彻底的平凡才能达到。达到，就会让我们获得非常深刻的感动。何谓高明？不能普照，焉有高明。
而没有平易与通俗，焉有普照呢。
文学要在新世纪走出一条宽广的大道，不仅要过“通俗关”，还要认真地对待所谓“纯”这个问题。
我以为，“纯”是一种隔绝。“纯文学”，则是一种封闭。
写历史也许是最需要纯粹的。两千年来的史家，没有超过司马迁的。是因为《史记》很纯粹吗？不。《史记》里并非只有历史，分明还有文学，那是并不纯粹的历史著作。正是这不纯的文本提供了比别的历史著作更丰富更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其实，《史记》不仅有历史、有文学，还很有思想。用司马迁的话说，他作《史记》的目的，“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通”字是很要紧的。近几年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办的旨在将文史哲“熔为一炉”的实验班，正是为了造就通才。
再看苏东坡，一生中也遭过贬，下过狱，够坎坷的，其诗文熔佛老庄禅的豁达高旷和平民苦乐辛酸中的生活智慧于一炉，超凡而不脱俗，高妙而又实际，那是真正深邃的开悟。
许许多多杰出者，从书本中最早获得的翻江倒海似的陶冶，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而是文学。是文学熏陶了他们的情感，打开了他们的想像，延伸了他们认识世界的眼光。
爱因斯坦就认为自己从文学教师那儿获益最深，这个教师唤醒了他对德国古典作品的兴趣。他一直认为自己被这位教师所唤起的兴趣是不可忽略的。如果缺乏文学的功底，就不容易读懂哲学。如果不了解辩证法，怎么能研究“相对论”？为了寻找那些文学作品中难以言喻的美妙情调，爱因斯坦才迷上了小提琴。爱因斯坦对宇宙的研究也充满了美感，那里面实际上回旋着他优美的提琴声。
人生没有经历过文学艺术的深厚熏陶，是人生的重大缺欠。文学对人生的陶冶和美育，是电视节目所不能替代的。文学有不可忽略的力量支配人性、支持人生。文学能帮助人生去获取多种多样的知识，去克服人生中可能遭遇的一切艰难困苦。
文学怎么可能失去大众呢？文学失去读者，只能说明这样的文学落后于一个正在前进的时代。
每当一个新经济时代出现，社会生活就会发生重大变迁。看不到这种变迁，仍然沉浸在旧的生活题材中，或沉浸在“文学圈子”中，即使艺术造诣非常不错，也会被历史无情地封闭在一个过去的时代。
每当一个新经济时代出现，世界都会再一次变成需要重新认识的对象，人生也会成为一个陌生的难题。文学正是为拓展和丰富人生的道路而存在的，文学若能以自己的赤诚坚守平民立场，给悲观的、困惑的、受伤的心灵以支持，与芸芸众生同呼吸，哪怕是在自身的绝望和恐惧之中，发现、发掘出自己生命的内部尚存的温度，怎么可能失去道路？
世界本宽大，因缺少理解而狭小。文学艺术的伟大意义，仍然在于通过心灵的情感的沟通，做这种增进人间相互理解从而使世界宽大的工作。21世纪，这个将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更开放的时代，已在热切地呼唤新文学去与大众结成新的息息相通的密切关系。
21世纪的文学会是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今天，全世界都在经历着从传统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的历史性变迁，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学艺术也一定会发生重大变化。
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建立在传统工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学艺术正在成为历史。新经济会呼唤出 21世纪的新文学，会造就出一个不同于20世纪的新的文学时代。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再看一下，1904年那个夏季，当《京话日报》用“白话”写作，令京城的达官显贵、遗老遗少惊愕得目瞪口呆之时，鲁迅23岁，胡适13岁，郭沫若才12岁。
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迁，都会使昨日的成功者产生失落感，甚至被抛弃感，也会给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带来崭新的机会。这样的时代是特别呼唤今天的新青年去为21世纪的新文学开辟道路的。你们将在这个时期恋爱、结婚、谋生、创业，新的社会经济生活，新的苦恼、欢乐和追求，会使你们比任何前辈作家都更有条件写出青春焕发、生机勃勃，极富时代气息的新文学。
最后，我想说，文学，并不只是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事。文学，是人生伴随着识字就开始经历的陶冶。也是每个人生都需要接受的熏陶。是构成人生素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可以说它高贵如牡丹，却也平凡如清水。是与每一个青少年、每一个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是与一个民族的性格、风度与人文素质息息相关的事。
文学作品只在被阅读被欣赏时才获得生命。没有读者的文学是没有生命的。文学作品的生命是作者、编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五四新文学时期，五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文学作品被千千万万的人们热烈阅读，那样的文学时代怎么可能缺少读者的参与呢？21世纪，也只有作者、编者和广大读者都获得深刻的沟通，产生良好共鸣，一个新文学时代才会到来!
责任编辑 杨晓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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