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财经战略年会2014”上表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正面临着产能过剩、转型升级、第三次工业革命三大挑战。
《零边际成本社会》作者、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Jeremy Rifkin近期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指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中国将扮演领袖角色，因为中国正在建设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所需的多数基础设施。
2014年，与此相关的另一热词是“工业4.0”：中国制造如何避免被洗牌？中国会不会靠边站？观点纷纭。
中国应抓住“零成本”社会契机
Jeremy Rifkin（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
未来将出现由通信、能源和运输三大网络相互融合形成的“超级物联网”，人们能直接在物联网上生产和分享实物，并运用大数据提高效率和生产力，使生产和销售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从而不再受到市场的局限。
中国有能力引领以互联网技术和新能源系统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应抓住“零成本”社会的契机，继续推动物联网和类似互联网分享平台的建设，确保其在新工业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进而打造更公平、更可持续、更繁荣的生态文明。
中国具有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三大优势：一是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潜在储量高于世界多数国家;
二是中国的经济决策体制可以更好地推动能源互联网的宏观规划、布局和建设;
比如，中国国家电网最近斥资820亿美元，用于在未来四年建立一个遍布全国的数字化能源互联网，由此带来的巨变意味着，在中国，能源成本将趋近于零。
再比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上海延伸到柏林，将整个欧亚地区融入一个空间之内。这条高科技经济带要求各个社区推动复杂的通信技术和免费无线网络相结合，而后建立起数字能源互联网和无人驾驶的运输互联网。这样，零边际成本将覆盖整个欧亚地区。
三是中国传统哲学可为中国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型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工业 4.0：皇后的新衣？
王飞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非常遗憾地说，就科研角度而言，“工业 4.0”就是“皇帝的新衣”。
即便换成研发应用的角度，“工业 4.0”也只能算是“皇后的新衣”：虽然不是裸体，但也只是身着T台上的时装，其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为德国创立未来的工业品牌，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或许就只能扮演打工、代工或者“山寨”的角色了。
相较工业 4.0所立身的CPS（Cyber-Pysical Systems）概念，中科院《创新2050：科技革命与中国的未来》所描述的“人-机-物”一体化系统，即社会物理信息系统CPSS（Cyber-Physical-Social Systems）更适合于未来联通世界的制造产业与智慧工业。
只有CPSS才能充分利用泛在的大数据社会信号，而不仅仅是工程中的物理信号，实时在线地将人与社会的因素融入系统之内，从而提高人机物一体化系统的效率与可靠性，进而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未来的复杂智能工业系统。
因此，如果把基于CPS的未来工业称为“工业 4.0”，那么基于CPSS的工业就可以称为“工业 5.0”。
“工业 5.0”的技术实质即为“平行工业 1.0”，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必将是平行工厂、平行企业、平行生产的应用与普及。而且，平行交通、平行城市、平行社会等等，也必将是当下风起云涌的智慧城市和智慧社会之技术基础和体现。
中国要有自己的思想、理念、技术和品牌，绝不能从他人高技术产品的消费者再进一步沦落成为其理念和体系的消费者。
2015年智能装备市场规模将过万亿元
杨华勇（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工业4.0放在中国语境下，最热词汇当属“智能装备”。“中国制造2025”为中国制造业未来10年的发展设计了顶层规划和路线图。
预计在国家“十三五”期间，智能制造装备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点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重大需求，国家政策将在八类重大智能制造成套装备和六大重点应用示范推广领域给予重点扶持。
我个人理解，“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以制造过程智能化为目标。智能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要依靠智能装备来完成，但同时也存在科研与应用“两张皮”的现象，目前国内实验室技术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转化率较低。
“十二五”期间，我国智能装备年均增长率有望超过25%，未来5至10年是智能装备行业的高速发展期，2015年智能装备市场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占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比重将达到20%。
我国的问题在于创新能力薄弱，关键部件受制于人，产品可靠性低，价值链高端产品缺乏。
智能装备未来在航空、海洋、陆上将应用广泛，智能装备将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并在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导向下，我国将全面进入智能装备化进程并实现制造过程智能化发展。
警惕后发国家工业赶超路径被封堵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国当前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三方面挑战。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工业化后期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叠加，使得中国工业化进程又添“变数”。
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非简单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
加速推进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我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可能会加速弱化。
同时，发达工业国家既可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又可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后者的生产效率。
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那些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就有可能被封堵。
面对工业化后期的各种新挑战，能否稳步进入工业经济“新常态”，关键要防止两方面风险，一是工业经济增长“失速”，二是工业经济结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