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早在秦汉之际就已初步建立起天文、算术、农学和医学四大学科体系，并在不断演进和嬗变中逐渐形成了以生成论自然观为基础和以整体论模型化为特征的科学传统。于众多领域内有着世界性独特贡献的中国传统科学，在自然记录、科学方法与思维取向等层面对当代科技前沿的探索与创新仍然具有极其重要而深刻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价值，必须以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加以审视，并通过合理而有效的“互释重构”与“综合创新”，使本土思想成为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鲜活资源。
[关键词]中国传统科学；内在价值；现代审视；创新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11-0058-06
黎 康(1965—)，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王一平(1952—)，男，中共江西省委讲师团副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江西南昌 330006)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这一直是学界聚讼不已的话题。尽管分歧依旧存在，但经由中外科技史、科学哲学及科学思想史界前贤时彦的共同努力，已经揭示出：古代中国早在秦汉之际就已初步建立起了天文、算术、农学和医学四大学科体系，并在不断演进和嬗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生成论自然观为基础和以整体论模型化为特征的科学传统。从春秋战国至宋元明初，中国传统科学始终保持着持续发展的态势，于农学、医学、天文、历法、地学、数学、运筹学、工艺学、水利学、灾害学等领域内有着许多世界性独特贡献。大致而言，中国传统科学(有学者称其为“自然国学”①)涵盖了天文、算术、农学和医(药)学等具体学科门类，在这些方面古代中国确实已经独立发展并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透过西方当代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等人的学说不难发现，他们在有关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不存在所谓永恒不变的科学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可变的，始终处于不断修正和发展过程之中。正是从科学是个历史范畴的意义下我们说，作为全部人类智慧结晶的科学不应当被解释成西方文明的专宠，与西方文明主流样式相区别的中国传统科学也应当具有其合法地位。不仅如此，事实上正如有的西方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1](P1)。作为古代中国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科学(特别是其中所蕴涵的某些核心理念、独特方法及思维取向)对于当代科技前沿的探索与创新仍然具有极其重要而深刻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为此，我们在发掘、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同时，还必须以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价值进行全面审视和重新估价，这样做不仅对传承和赓续民族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且在构建创新型国家、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方面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
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尽管在表现形态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但在认知对象上则大致相同或相近，即无一例外地将自然界(客观对象)作为观察和认识的对象。与西方近代科学一样，中国传统科学也集中反映了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中的古代中国人对于自然现象的认识及其成果(自然知识)。事实上，在上下几千年的大跨度里，古代中国人在“天人感应(合一)”观念的支配之下，对包括天象、水文、气候、生物等自然对象与自然现象(尤其是灾异现象)进行了长期而辛勤的观测(“仰观俯察”)，留下了非常细致且丰富的有关自然发展的历史资料(描述实录和系统记载)。对于这些散见于中国古代卷帙浩繁典籍中的有关自然发展的历史资料，中国科技史界从20世纪初开始就按照西方近代科学的基本定义和划分标准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入微的探究，他们分门别类所整理出来的成果已在研究天体演化、气候变化、环境变迁、地震预报和水利工程建设(大型工程的历史论证)等领域发挥出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应当说，中国传统科学中那些经年累月所积累起来的相当丰富而完备的有关自然发展变化的历史记录(特别是有关灾异的记录)，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仍然具有无法替代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在“大尺度”范围及领域内(如恒星演化、气候变迁、环境演变、历史断代等等)的研究，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更是不可或缺且无与伦比。在对中国传统科学有关自然历史记录的挖掘、搜集、整理、考证与利用方面，老一辈的中国科技史大家竺可桢和席泽宗的工作是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作为中国近代地理学与气象学的奠基者、物候学的创立者，竺可桢对中国古代文献从经、史、子、集到地方志、游记、日记等无不广征博采。对于所收集到的有关天气变化、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等自然历史记录，竺可桢主要是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来加以整理、利用，从而开创性地研究并重建了中国古今气候的历史变迁。早在20世纪20-30年代，竺可桢就相继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的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等论文；20世纪70年代，基于对古籍文献和史料进行翔实而系统的对比分析，竺可桢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近五千年中的前两千年，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20世纪70年代高2℃，冬季温度则要高2℃到5℃，与20世纪70年代长江流域的温度相似；而中国近五千年中的后三千年有一系列的冷暖波动，每个波动大约历时三百至五百年，年平均温度变化为0.5℃至1℃。他还强调指出：气候波动是世界性的。[2]竺可桢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即被译成英、德、法、日及阿拉伯等多种文字，产生了极大的国际影响，1976年英国《自然》周刊特别指出：竺可桢用丰富的历史气候资料来论证气候变迁“是特别有说服力的”[3]。从竺可桢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科学中有关农业、气象、水利、物候、地质等等方面的历史记载在现代气候学研究上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而竺氏在研究中所确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则为众多后继者所承袭与借鉴。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方面，当代著名天文学家、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的贡献也是相当突出的。如他曾提出木星的伽利略卫星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到，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甘德在战国时期即已观察到木卫三；对马王堆出土的天文资料《五星占》、彗星图和敦煌卷子中的星图、星经、玄象诗等他也做过系统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他也同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阐发。当然，席泽宗最杰出的工作便是他透过对中国古代典籍中大量的有关天文学史料的梳理与分析，从而对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的爆发纪录作出了系统的整理及证认。如他提出了从史书中鉴别新星的7条标准和区别新星与超新星的两条标准，并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等等。席泽宗的这些工作长期以来都受到国际上的高度重视，这也使他蜚声于天文学和科学史两界。他于1955年发表的《古新星新表》[4]一文，就是利用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方面的完备、持续和准确的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甲骨文中的资料)到公元1700年间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使之成为了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1965年，席泽宗又与薄树人合作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5]一文，对前述工作作了再次修订，从中、朝、日3国的历史文献中找出90个疑似新星，其中有12个可能属于超新星，并讨论了这12个超新星和当今观测到的超新星遗迹以及射电源的关系，这一成果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被各国天体物理学研究者广泛引用。应当说，《宋史》中关于“天关客星”或称“1054年超新星”的记载，是中国古代众多新星和超新星记录中最著名的一条，它在现代天体物理学之恒星演化理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记录成了中子星预言理论重要的事实根据，使这种理论从假设变为真理。这一事例充分证明，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些自然历史记录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利用价值。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高度重视所养成的当代修志、隔代修史的习惯与传统，从而使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相关记录得以完整保存。作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加上数以千计的地方志，再辅之以野史、笔记，这就形成了古代中国相当可观的记录自然演化发展历史的“信息资源库”。对于这些类型众多、数量巨大、连续性好和综合性强的有关天象、水文、气候、生物等方面的历史观察与测量记录，后人完全可以通过利用现代科学的一些具体方法(如统计分析、模型构建等等)来达到对某一事物、某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的规律性认识(如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地震、干旱、蝗灾、潮灾、大疫等灾异发生的时间进行全面整理和动态分析，就完全可以发现这些自然现象发生的内在规律及其周期性)，并依照这样的科学认识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来指导人类当下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在历时性的“大尺度”范围内，这样的作用与价值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这些领域里，这些自然历史记录(对象数据)在自然界的发展与演化进程中具有“不可重复”(即无法在自然界及实验室中进行重演)的历史价值，由此完全可以填补实时监测资料和史前地质资料之间的资料空白。对自然现象进行精细而忠实的观察、记录和描述构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突出特点，由此所形成的详尽的自然史料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得到充分应用(即直接参照现代科学标准来选择历史资料、加工历史信息)，则无疑成为中国传统科学内在价值最为初始也是最为直接的凸显。
二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6](P280)这一点在早熟型的中国传统科学中得到了尤其明显的体现。与古代西方相比，古代中国在天文、算术、农学、医(药)学等应用型学科方面确实是相当发达的，在这些实用性学科之中有着许多古代中国人解决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的独特方法。可以说，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的许多发明成果(有形的工具或器物)，也正是由于有了高明的思想方法和高超的工艺技巧才得以问世，这些科技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的优点、特质及古代中国人的智慧，并承载着中国传统科学得以赓续的文化基因。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加以透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科学蕴涵着丰富而宝贵的有利于创新的本土思想资源，而这无疑也成为中国当代科技工作者思考和解决具体学科领域内诸多具体问题时所拥有的一种独特的思维优势。在这方面，中国当代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首届(2001)“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先生的工作是颇具典型性和启发性意义的。正是由于自觉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数学机械化的思想与几何学代数化的方法，从而使吴文俊院士在当代科学前沿——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几何问题的计算化)领域做出了领先国际、享誉世界的杰出贡献[7]。
中国古代数学因与西方数学理论(通过“公理化”思想而展开)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致思路径与发展方向而自成一体，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历法、建筑、水利、赋税、商业、运输等行业提供服务而存在和发展的，因而以算筹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中国古代数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被视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典型代表，它以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为主要分类依据，分为方田(田亩面积的计算)、粟米(按比例交换各种谷物)、衰分(确定依等级分配物资或摊派税收的比例)、少广(由已知田亩面积或工程体积而反求一边之长)、商功(各种工程的计算)、均输(确定摊派税收和民工的比例)、盈不足(物资分配中的盈亏计算)、方程(以一次联立方程计算贸易中的价格问题)、勾股(以勾股定理计算仓窖沟堤的“高、深、广、远”等问题)等九章。此书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结构上看都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实际上就是以帮助官员解决处理实际政务问题为目的的)，甚至“在数学命题的叙述方式上，也是从实际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公理出发”[8](P185)。可以说，寓算于理(“算理合一”)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大特点。
对于中国古代数学“构造性”和“机械化”的思维特征，原本从事几何学和拓扑学研究的吴文俊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数学史的深入研究之后才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的。1975年，他用顾今用的笔名发表文章明确指出：近代数学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中国(式)的数学而非希腊(式)的数学，决定数学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是靠中国(式)的数学而非希腊(式)的数学。[9]1987年，他又发表了更为重要的《中国传统数学的再认识》，由此引起了数学界的极大兴趣。由于吴文俊提出了“古证复原”②原则，因而在中国数学史界掀起了较为深入的由“是什么”到“怎么样”、“为什么”的研究高潮。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是对数学史正本清源的研究，它不仅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数学曾经有过的辉煌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与优长有了更加明确而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数学思维特征的充分体认和对未来数学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吴文俊得出结论：“肇始于我国的这种机械化体系，在经过明代以来近百年的相对消沉后，由于计算机的出现，已越来越为数学家所认识与重视，势将重新登上历史舞台。”[10]
吴文俊院士通过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古代数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这便是机械化思想(“算法性”)；中国古代数学机械化的思维方式与算法形式的具体成果，从思想上与方法上正好切合于现代计算机出现后的时代要求。这样的一个发现，促使他高度自觉地将公理化思想和机械化思想结合起来解决一些数学问题(即把证明化为符号计算并由计算机来加以实现)。通过不懈努力，吴文俊相继解决了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微分定理的机械化证明，不等式还有很多方程的机械化证明。吴文俊所创立的数学机械化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表明了中国古代数学中的程序化思想、模型化思想，作为建构科学理论的方法仍适合于现代科学。吴文俊的创造性工作将对数学理论的发展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受中国古代数学天元术和四元术的启发，吴文俊开辟了一条“数学机械化”的研究之路，这是一条中国人基于自己的传统而独创的与西方传统迥然不同的道路，此外，中国古代数学所体现出来的思维特质直接为吴氏的创新提供了鲜活的思路和有效的方法。正如吴文俊自己所说：“我们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下提出问题并想出解决办法来的。”[11]其实，在“古法今用”方面，中国科技界还有一些成功的范例，如：利用中国古人发明的“失蜡法”，今人成功地弥补了当代精密铸造技术上的一些缺陷；受中国古代纺织中的提花技术的启发，当代人发明了电子计算机打孔程序控制技术；在现代飞越极地的航行中，中国古代矩形网格制图法得到再度利用；现代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指示植物找矿和生物地球化学找矿理论也得益于中国传统科学方法的启示；一些现代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在整体性、生态性和系统性方面也从中国古代工程(如都江堰、灵渠)中得到了诸多有益启示，等等。应当说，中国传统科学中确实蕴藏着丰富的古代中国人解决劳动与生产实践具体问题的高超方法与工艺技巧，对于蕴含于具体方法、工艺技巧之中的思想精髓及普适意义我们如果能够经过细致而深入地挖掘、揭示和提炼，并根据现代科学研究的要求与科技发展的特点进行有效结合和创新升华，是可以充分发挥出中国传统科学所特有的潜在效能(方法论资源)的。
三
从广义的角度(“文化整体”)来看，科学也是有个性的(地域性、民族性与时代性)，不同的科学传统无一例外都是在各自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中生成的(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其实，对于这样的差异，爱因斯坦就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2](P574)应当说，具有相对完备知识形态的中国传统天文学、医学、数学、农学等足以证明，中国传统科学是一个有着突出本土特征、鲜明民族色彩而与西方科学传统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它以研究事物的复杂性、整体性为主要任务，以协调人与自然共同发展为基本目标，以系统思维和综合研究方法为重要特点。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科学，而中西两种科学传统的本质差异(尤其是在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深层本质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使中国传统科学于当代科学前沿的探索中仍然存在发挥巨大潜在作用的可能性空间。
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转折，即呈现出从简单到复杂、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由线性到非线性的演进与跃迁，而这样一种根本性变化(“科学革命”)正是源自于对西方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分析思维在许多方面所显露出来的局限性的反思。随着现代生态科学以及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混沌理论等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打破了奉西方经典科学为科学之惟一规范的迷信，由此西方的科学家乃至哲学家们开始关注东方的思想，尤其是关注中国传统科学中所蕴涵的有机论与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里戈津所指出的那样：“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3](P70-71)对此，德国学者克劳斯·迈因策尔也指出：“中国文化总是具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不同于西方的线性的机械论的世界观。因此，复杂系统探究方式就不仅能战胜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隔阂，而且也能缩小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距离。”[14](中文版序言)当代复杂性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契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根源于现代科学对西方近代科学传统的超越。复杂性科学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将毫无疑问地成为21世纪科技思维的主导，而它与中国传统科学思维的结合，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将会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
就中国传统科学而言，在医学、农学及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都是以“阴阳——五行”(天人合观)思维模式为其思想根基的，这是一个超越于具体科学而又贯穿于各学科当中的统一的功能模型体系。作为揭示和把握“道”的思维工具，这一有机论、整体论模式也成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突出特征和精髓所在。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来看，中国传统科学在“辩证思维”和“仁智合一”这两个方面完全能够为异质的现代科学提供全新的启示。由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具备形象、生动、深刻的特点，更易于体验和领悟，能够更深入地影响现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因而具有更为明显的启示性价值。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玻尔、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以创立“协同学”而闻名于世的德国科学家海尔曼·哈肯以及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等人都对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说，未来的科技研究活动将会大量地涉及到有机事物的自身规律及其与无机事物的关系，要有效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就需要依靠有机论哲学所提供的思想基础和思维方法，这样无疑就为对辩证思维有着非常高明洞见的中国传统科学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机遇与可能。而根植于东方传统浓厚人文土壤之中的中医(药)学除了具有辩证思维的优势之外，还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仁知合一”的特色(“医乃仁道”)，已经具备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雏型，因而其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同样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也是极具启发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开始于20世纪初期的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反思(中国科技史研究)，其一个主要动机就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科学遗产的挖掘，来阐述中国古代文明成就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意义，进而为中国及其民族文化作辩护。因此，过去国内科学技术史界一般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基础来对中国传统科学进行理性分析与重构，其目的即在于“要分门别类地整理我国古代异常丰富的自然科学资料，综合分析，做出总结”[15]。由于主要参与者多是在国外受过西方教育或至少在新式学校受过科学训练的科学家，他们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整理国故、振奋民族精神的目标结合起来，故而所偏重的仍在于史料的考证和成就的描述(从片断到整体)，这样的研究应当说比较详细地搞清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具体状况并积累了大量的史料与史实。然而，在微观方面由于对知识发生和发展中的概念结构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思维模式、传统知识的实际形态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宏观方面又忽视了对传统科学的内在关联、本土特性以及传统科学发展中与社会、哲学、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因而在科学方法及思维取向层面我们还缺少更多原创性的阐释、利用与理论构建，而这无疑将成为下一步挖掘中国传统科学(一种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独立系统)内在价值工作的重点。
应当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生成演化且具有极大互补性的东西方科学传统，它们对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都曾先后作出过自己独特而重要的贡献，正如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所指出：“西方与东方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我们忽视了任何一方面都会失去正确的观察判断能力——在任何情况下，若不同时考虑双方(东方与西方，科学与学术)，都同样意味着精神智力的畸形和缺陷。”[16](P146)因此，在对中国传统科学内在价值进行深入挖掘与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科学的特质与优势之所在，但同时必须注意克服对东方文化神秘化的倾向，更不能对中国传统科学进行牵强附会的理解。那种以非历史性的现代科学标准(或范式)来衡量、规范甚至苛求历史上某一区域或某一民族之具体思想、行为与成果的做法固然是不合理的，而以现代科学的已有成果来反注传统以证明“古已有之”的做法(即以证明民族优先权为目的而以比附印证为手段)也同样是不足取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中国传统科学内在价值的挖掘与阐释不是通过简单的搬用就能够实现的，要实现传统科学范式向现代科学范式的转换，还必须进行合理而有效的“互释重构”与“综合创新”(创造性转化)。古今中外的科技发展史业已证明，科学是一种理性和进步的事业，许多伟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取决于方法的创新和思维的革命。显然，在“发明中国科学之真意义、真价值”[17](P54)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而这不仅是有效提升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中国文化原始创新的一个必要前提，同时也是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性工程。
注释：
①参见刘长林等《“自然国学”宣言——为中华科技传统走向未来告世界人士书》，《汉字文化》2001年第4期。②吴文俊在《海岛算经古证探源》中提出了“古证复原”三原则。详见《九章算术与刘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参考文献]
[1]伊·普里戈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中国科学，1973，16卷(2).[3]竺可桢生平与贡献[A].竺可桢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4]席泽宗.古新星新表[J].天文学报，1955，(第3卷)(2).[5]席泽宗，薄树人.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J].天文学报，196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胡作玄.吴文俊——从拓朴学到数学机械化[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1).[8]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9]顾今用.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J].数学学报，第18卷第1期(1975年3月).[10]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4).[11]吴文俊.机械化证明[J].百科知识，1980，(3).[12]爱因斯坦.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文明——1935年给J.E.斯威策的信[A].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3]伊·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自然科学中的时间及复杂性[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4]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物质、精神和人类的复杂动力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15]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N].人民日报，1954-08-27.[16]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7]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龚剑飞】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