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2年，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来到洛阳，王子云以写生的方式，记录描绘大量洛阳人民的生活样态及当时的社会面貌。但此批写生作品背后所蕴含的诸多故事，少有人知。作品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因未曾有专家、学者做过专题性研究，也尚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当年身为团长的王子云先生，用手中的画笔记述着沿途的民风习俗、风土人情，彰显着特定历史时期内，一位爱国主义艺术家的文化责任，为人类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所绘制的写生图无论从历史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以及所具备的社会意义方面，都值得后人传承与铭记。
关键词：王子云 洛阳 民生 1942
1940年6月，由国民政府批准，直属于教育部的“艺术文物考察团”正式组建，王子云任团长。其在沿途的绘画作品，并非传统意义的写生创作，而是在帝国主义入侵，且肩负着“调查采集各地之优越遗作及民俗资料，考证各时代之史迹及社会生活，藉以表彰我国固有之优美文化，俾由此以增进民族意识，提高国际文化地位”[1]之使命，所创作的具有极高艺术欣赏价值与历史研究价值的绘画作品。
笔者对此段历史翔实准确的了解，源于与罗宏才教授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其不仅与王子云有师生之谊，后更与何正璜在一个单位工作。总览王子云考察途中的所有写生作品，之所以将洛阳地区民生题材的写生图单列出来讨论，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当时的洛阳城几近交战双方的边缘，因此，其题材和主题与在西北大后方所作写生图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二是因为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来到洛阳考察的时间。1942年对于每一个河南人都是不应该遗忘的，因为那一年是20世纪40年代初“河南大灾荒”的开端。在当时经济水平与生活条件相对落后，历来为“四战之地”的河南地区，王子云用画笔描绘出了洛阳人民对于全国抗战建设的无私奉献与伟大的民族精神。三是此批写生作品，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图像资料，其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更是不容忽视。故而有必要将其作以系统分析与解读。
起初“河南洛阳本不在考察团原计划地区中，只因这次考查范围，石雕刻占有重要一环。除陵墓雕刻外，属于佛教的石窟雕刻，陕西关中极少见到，而且洛阳离西安不远，为了多了解石窟石雕与敦煌千佛洞塑像的不同并作比较研究，所以在未去敦煌之前先去洛阳龙门做一次调查……”[2]
王子云在考察途中，创作了大量以社会风貌、民风习俗为主题的写生图。然而此后由于战乱、迁徙等诸多原因，多遗失或损毁。经多方搜集，目前可较明确认定为洛阳考察期间所绘的民生题材写生作品共有八幅。笔者期待更多此类作品的不断发现，但就目前研究需要，仅以此八幅作品为例。
此八幅作品均为纸本淡彩设色，以花青、赭石、朱砂等传统色彩绘制，尺寸为纵29厘米、横37厘米，现均藏于西安王氏后裔家中。笔者所见之王子云写生图原作，以木质框架玻璃表面固定，蓝色绸布绫边装饰。装裱完整，便于长期珍藏保存。据走访罗宏才教授得知，此均为民国时期所装裱。按其题材类分，大抵可归为表现洛阳人民战时驿运与生活百态两类。
由于抗战时期国内对军需、民用物资运输的巨大、急切需要，国民政府决定恢复传统驿运制度，组织“战时驿运”。“以力夫及牛马骆驼等兽力为动力，利用民间木船、板车、独轮车、大车等运输工具，承担军需民用运输任务，为抗战服务。”[3]
《抗建期中之大后方人民贡献》、《民间疾苦之一》、《运木者》、《雪中万里土地》此四幅写生图即为表现洛阳人民驿运过程中的真实场景。
《抗建期中之大后方人民贡献》是王子云于1942年2月，在洛阳龙门附近一桥畔所绘。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呈S形的驿运队伍蜿蜒前行，延绵不绝。远处两山挟清河耸立，岸旁几位牧羊人驱赶羊群至河边饮水，而在道路一侧的枯枝小树依然在二月的寒意中挺立。
同为1942年2月在洛阳所绘之《民间疾苦之一》，表现运送军麦的队伍在中途休整，作者将不大的画面安插入丰富的人、畜形象，形态各异，并作疏密结合。整理物资、喂养牲畜、搭灶做饭各板块之间被安排得错落有致。远景简洁的山壁衬托出中景丰富的形象表达，两株寂寞萧瑟的枯树横植于其间。
《雪中万里土地》为1942年2月，王子云于洛阳南部地区所绘，整幅画面对独立单元的阐释，可准确明晰单体形象的举止特征。因铁轨过长，需前后各有一人协同掌握平衡，前一人直立以右手托其下部，后一人半蹲，以肩、手扶举，另有两人驱赶牛车。
在《运木者》一图中作者运用类似考古绘图的方式，从对象侧面观察，将其本应是作并列式左右排列的构图场景分为上、中、下三段，形象之间无交叉，背景空间及每层高度基本相同。直长的木料只得靠牛马牵驮，画面下方的两匹牲口前后共驮一捆长木，踱步前行，真切形象。
1939年，就任国民党河南省主席的卫立煌将省政府从镇平县迁至洛阳。“民国三十年（1941）一月一日，河南省驿运管理处在洛阳成立。洛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根据‘各省驿运管理组织通则’的规定，首批在洛阳、宜阳、偃师、登封4个县设立驿运管理站” [4]， 1942年前后，洛阳就已成为当时河南全省的交通运输中心。因此王子云才能在洛阳沿途目睹如此丰富的驿运场景，并用画笔将其记录下来。
依靠多年的西画功底，加之对中国美术的热爱与探索，王子云以中西并施的绘画方式，诠释着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感。深刻生动地展现了当地人民群众长途跋涉、风餐露宿的情景。
“七七事变”之后，许多的美术创作者走向街头、工厂、农村、山乡，甚至战场。在众多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中，表现民生题材的写生作品不在少数，如赵望云在40年代转赴西北，描绘西北地区的山川风光和农村风物，形成了简括淡远、朴实含蓄的独特艺术风格，创作了一定数量反应的农村生活题材的绘画作品。与众多的艺术家相似，王子云所阐释的绘画主题同样符合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但其作品不但具备艺术性、审美性，更是纪实性、资料性、文献性的集中体现。
根据时间推算，画面左侧桥梁并不是1960年才动工修建的龙门大桥。按图中所绘地貌加之作者题记判断，此处确为龙门无疑，桥下河流应为伊河，河两岸分别为洛阳南郊的龙门山与香山。
依照关野贞在1906年至1918年期间拍摄龙门西山（龙门山）北侧全景，可看出龙门山北侧并无任何桥梁。直到“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定洛阳为“战时行都”，才开始修建伊河大桥，后于1937年竣工，并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为“中正桥”。“桥下部为双柱式钢筋混凝土基础”，与王子云所绘大桥形态基本一致，故笔者推断画面中的大桥应为“中正桥”。1944年，为阻滞日军进攻，将其炸毁。如今只能看到此桥的些许残迹，但至少“中正桥”的历史风貌依然存留于王子云的画作之中。
瞬间精彩画面的定格，得益于长期的西洋写实绘画的训练，王子云的许多画作都是在现场进行即时速写，后以颜料上色。这也是其能够在短时间内记录事物的重要原因。《黄土层中的小饭店》、《中国之社会》、《中国的手艺工人》、《三等夜车》四幅体现洛阳人民生活百态的作品，即将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百态的瞬间快速捕捉。
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洛阳考察期间正值河南大灾荒的初期，民国三十一年（1942）河南旱灾从春天已经开始，《河南大事记》称：“河南本年饿死三百万人，流亡他省三百万人，频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者一千五百万人。” 1942年2月，王子云于洛阳所绘《中国之社会》，其中的乞讨者可谓是这一特殊阶段底层百姓的真实映射，揭示了河南大灾荒即将来临之前当时的社会面貌。由身高可辨出乞讨者均为孩童，衣衫褴褛。左侧乞讨者右手持碗，以肘挎一圆筒;右侧两人留着长长的辫子，似为女童。三位顾客分别以正面、侧面、背面对向观者，垂头夹食。
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也记录下了当时乞讨儿童的影像资料。对勘《中国之社会》中的乞讨者，从外表穿着到手中乞讨用的瓷碗，都显示出了王子云对其刻画入木三分。
《中国的手艺工人》一图中的人物形象是一位洛阳街头的补碗匠。坐于小木凳上，身体微倾，右手执弓，左手持金刚钻，两腿夹一青花瓷碗。前方地上摆放着已修或待修的瓷碗。两侧是装载各种补碗器具的木箱，扁担竖靠于木箱一侧。
所谓补碗是用金属扒钉把陶瓷器的碎片连接在一起，恢复器物的结构原状。因陶瓷器质地坚硬，须用金刚钻方能奏效。作者恰将补碗人在钻孔过程中聚精会神的瞬间写入画面。从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在三、四十年代拍摄的中国补碗人的照片中，可较完整明晰补碗人的大体样貌。然而王子云在进行写生创作时，将自然和生活中事物的原始形象去其琐碎、得其神韵，快速将画面定格，具备了一定摄影的特性，但究其艺术性又是摄影所无法比拟的，对洛阳民间工艺的传承与推广亦弥足珍贵。
《黄土层中的小饭店》为1942年2月于龙门所绘。右侧四位顾客穿着、姿态各异，有坐着、蹲着、翘腿，另有将脚踩于长凳上，惟妙惟肖、各具形态。背景的茅屋上张贴着三张标语，其内容分别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好男要当（兵）”。这无疑都是当地百姓的真实生活写照，以及对“抗建”胜利之信心。
《三等夜车》为王子云于1942年1月10日凌晨4时在赴洛阳的车中所绘。需要说明的是，东、西两京的考察工作是穿插进行的，因此考察团需从西安开赴洛阳。在拥挤的车厢中人人相互倚靠，前方一乘客带着当时流行的礼帽、圆片墨镜，斜靠于其左侧一人肩部，而此人以右手托举下颌，两人艰难入睡。可以看出当时三等车厢内人员繁杂、空间狭小，并无座位可言。作者并未设色完全，仅用单色加以勾勒。
王子云在考察过程中，以其纪实性质的绘画创作，工作日志般的速记方式，记录沿途见闻感受、社会风貌、民生习俗。关切人民现实生活，宣扬“抗建”思想，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身为第一批具有专业美术功底的考古工作者，其自身所具备的画家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成立之初，就肩负着调查、采集、保护各地古代艺术文物、民俗资料，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之重任，身为团长的王子云先生，用手中的画笔记述着沿途的民风习俗、风土人情，彰显着特定历史时期内，一位爱国主义艺术家的文化责任，为人类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所绘制的写生图无论从历史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以及所具备的社会意义方面，都值得后人传承与铭记。
注释：
[1] 东平.历史遗珍——“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04-1944）的发现[J].文博，1992（05）：44
[2] 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上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5：43
[3] 肖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驿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84-87
[4] 洛阳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交通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228
作者简介：
郑辉，上海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考古、艺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