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类特定的题材类型，“抗战文学”的重新命名晚至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1995年，在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发起了“中国作家协会所属报刊‘中国抗战文学征文奖’”，包括《文艺报》、《中国作家》、《当代》、《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在内的主流刊物集中刊发了一批以抗战为表现内容的文学作品。“抗战文学”自此得以正式的命名。
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火曾在除西藏、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外的中国广大的领土上蔓延。作为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在战争的烽火中，这些局部的抗战史也都当然地具有自己地域特点。因此，在抗战文学的整体图景中，对地域抗战史的文学书写显然应该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品类。而山东作为抗战的重要战场之一，曾有过极其丰富和动人的抗战故事，这是山东抗战文学创作的宝贵文学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季桂起教授的长篇巨制《长河谣》给基于地域抗战史的抗战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文本。
《长河谣》煌煌四十五万字，将虚构的故事、人物与大量的史实材料有机融合，真实还原了七十多年前山东省德州地区的严酷抗战历史。作者以德州地区马颊河畔的一个耕读之家——张家为叙事焦点，通过这个9口之家在抗日战争期间动荡而激越的生活，辐射到整个德州大地，不仅浓墨重彩地绘出了德州抗日烽火的全景图，而且在故事发展的间隙中，还以著史工笔细致地描写出德州的历史演进、地理风貌、人情百态与地域风俗，其叙事追求宏阔而厚重。因此，《长河谣》不仅是一部关于德州地域抗战的小说，同时也可以说是德州的一篇文学方志，将地域抗战史、地域历史文化与情节编织和人物塑造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构建出史诗般的长篇巨制，可以说在迄今为止出版的抗战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长河谣》的楔子就是以1937年夏天冀东南、鲁西北长达半个月的暴雨开篇的。这种“天漏了”的诡异气象，给即将展开的德州抗战史书写定下了凝重苍茫的基调。作者在接下来的故事展开中，力图抓住每一个叙事间隙，将德州历史、地理、风物、语言等地域文化网络的关键节点，编织进叙事的网络中，如德州历史上著名的教会学校——博文中学的来历，故事主要发生地马颊河石桥镇的地理状况和历史传说、神头汉墓、东方朔墓等文物遗迹、德州民居的运河特色、各种特色小吃、对器物、生物的方言称呼，甚至德州地方农耕活动的细节，都随着故事的发展细致地展现出来。尤其是德州旧城的格局，在建国后数次的城市改造中早已不复旧貌，许多建筑、街巷都已湮没。但在《长河谣》的叙事间隙中，作者以史学的严谨一点一滴地复原了它的街道集肆、庙宇楼阁，既营造出真实可触的叙事背景，又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出一个曾经绵延千年的商埠重镇、历史名城，仿佛现实版的“盗梦空间”。
与地域文化描写上的细致从容相比，作者对德州抗战历史的书写则是严肃凝重的。作品中没有预设倾向性立场，而是从中正的视角来再现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其中虽以中共领导下的德东游击队（后来发展为八路军德东支队）为主要叙事视点，但对以往抗战文学中“被遮蔽或被虚化的多种抗战力量”都有客观表现，如以第三章整章描写了国民党将军孙桐萱麾下的国军第十二军三天三夜浴血抗击日军矶谷师团的德州保卫战，对时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范筑先做了完全正面的记载，特别是韩复榘下令弃防徒骇河的段落，没有一味批判谴责，而是在客观记述史实的同时，真实表现出浴血战斗的国军前线将士们的无奈与痛苦。至于土匪黑龙帮、维持会、部分保安队员的抗日行动等，作者也给予相应的笔墨。这些在宏大历史叙述中时常被遮蔽掉的灰色人物、卑微草根，虽然并没有明晰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但仍然能够基于自身淳朴的道德判断做出战争中的合理行为选择。如何在文学书写中安置这些丑恶与创伤也是考验书写者智慧的。在“抗战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曾经有许多作品回避了这些丑恶的细节，单纯、甚或是简单地呈现英雄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或者是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如今，战争已经远去。我们回溯历史时，应该带着冷静客观的目光，去直面残酷，直面血腥，否则，对这段惨烈历史的记忆与书写就不会产生真正的警醒后人之价值。
作为一部地域抗战史，作品中当然涉及了多场战斗，如袭击三唐车站、张庄之战、韩庄伏击战、火烧粮库、袭击机场、刺杀叛徒吴松涛、营救丁志存等。这些在八年德州抗战中较为重要的战争场景，或详或略、虚实相间，是整部作品中推动叙事的主要线索，引领读者走进岁月烽烟，跟随作者一起触摸抗战年代德州大地的光荣与创痛。战争是人类的一种极端情境，血腥残酷而且充满变数。战争的结果改变的不只是国家、民族的宏大命运，更是无数名不见经传的卑微个体的命运。因为处身在这种极端情境中，个体必然被时代的激流裹挟，命运诡谲莫测。以小说中的一个女性梅月来说，原本与立诚青梅竹马，对立诚有着微妙的爱意。但秋菊的出现，打破了她的爱情幻想。失意之下，她执意到德州城里上学，并由此一步步成为中共的地下特工，忍受着同学老师的敌视与羞辱混迹日本军队，最终为了营救被捕战友而毁掉自身清白。死后，她却因为身份的复杂不能获得政治上的肯定。而她的同学赵丹丹同样是双面特工，最后却能以海外游子的身份让自己的汉奸父亲归葬故里。起点处一点小小的不同，结局处就有了天差地别。其中的复杂况味让人难以言表。
作为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小说，《长河谣》在人物塑造上没有追求过往传奇叙事模式中虚假的英雄光环，而是着力于人物群像的平实刻画。小说中有血有肉的主要人物就有数十个，基本着墨均匀，如持重冷静的乡绅张弘畴，博学睿智的私塾先生李尽德，火爆勇猛的红枪会首领张弘矩，粗鲁但不失正义的黑龙帮头领丁志才，英勇牺牲的抗日军人郑崇光，为投身抗日而献出身心的少女梅月，老实善良的长工老莫等，都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而以不同方式投身抗战事业的张家四兄弟立仁、立义、立诚、立信，或温厚，或果敢，或机灵，俱都面目清晰；作为主要叙事视点的张立诚，从一个追求进步的浪漫青年学生，历经一次次战斗，目睹亲人、朋友的牺牲，在严酷的战争中最终成长为一个机智果决、运筹帷幄的八路军指挥官，是当年德州青年才俊的一个典型代表。作者虽然以立诚为德州抗日力量的代表，但依然是将其安置在整个德州抗日民众的群体之中来塑造，并没有拔高与美化。这种群像塑造毫无疑问更近于历史的真相。
书写历史，是为了照亮现实与未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乡土曾经有过的这段惨痛历史，虽然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行渐远，甚至年轻一代已经不再真正关心它的存在痕迹，但我们却不能无所作为地任其在时间的长河中湮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河谣》为德州的地域历史、乡梓记忆增加了生动的一页，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意义。
当然，“铭记历史”并不意味着强化仇恨。
《长河谣》在张弘畴、张弘范、尽德先生等老一代人物的塑造上，就贯穿着儒家文化“忠恕之道”、“中庸之道”的精神内核，他们在战争之中与胜利之后面对敌人和汉奸的复杂情感表达，可以说是较为含蓄地传达了秉持克制与“铭记”态度。让历史的归历史，现实的归现实。在“铭记历史，拒绝遗忘”的同时，放弃“宣示仇恨”，以理性之心面向世界各个民族，恐怕才是使我们能够真正从那场巨大的民族伤痛中彻底恢复的情感选择。
本栏责编 孟 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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